北京中科白殿疯在哪里 http://pf.39.net/bdfyy/index_pre.html中华文化的根底是“黄老文化”黄海涛一、中华民族文明思想基础的诞生、中华民族的第一次文化高峰黄河文化是世界四大文明流域唯一连续不断延续到今天的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黄河文化的中心在中原地区的河洛文化圈内，河洛文化圈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从信史角度讲，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从黄帝故里升起，从此中华文明就有了原生态的起点和标志。特别是随着黄河文化中华文明第一次高峰的到来，其标志是诞生在新郑的轩辕黄帝的建政立业，开创了华夏民族立起来的模式，开辟了华夏民族生存与发展五千多年的道路，开创了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原生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逻辑起点和内生动力。五千多年来，黄帝文化一直是黄河文化、中华文化的主旋律。黄帝文化开创的华夏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模式，找到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在四大古代文明中独存的解码器，这就是海纳百川包容共济的生存与发展模式和文化生态。黄帝文化的伟大功绩，一是以统一古代氏族部落和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解决了最初的华夏民族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现实工具问题；二是以血缘、姓氏解决了中华民族的信仰和纽带的历史传承问题。那么黄帝最初揭示的是什么宇宙观、方法论呢？首先要明确炎黄二帝的文化共同体。《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神农“遂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西晋皇甫谧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一部史书《帝王世纪》说：神农“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南宋罗泌撰《路史·后记》更是说得具体：神农氏“乃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阳主筮。于是通其变以成天地之文，极其数定天下之象。八八成卦，以酬酢而祐神，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这个以《易经》为主要代表的太极文化的种子，应该说在炎黄二帝时期已经种下。信史需要讲书证，还需要讲物证。黄帝故里新郑具茨山岩石上发现大量的点线状符号（亦称具茨山岩画），经运用地质学、类型学、岩画的微腐蚀断代研究及其他年代测定等多种科学检测，测定具茨山岩画最早的距今约至年，与黄帝在世活动时期相吻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岩画研究中心主任龚田夫认为：具茨山岩画可能是古人“和上天对话”，原始艺术作品包括岩画应该都是与原始巫术有关的。甚至从世界岩画研究中心及国内著名岩画专家对世界凹穴类岩画的研究结果看，具茨山凹穴类岩画的年代可能要出现在年以前。其中许多符号类似河图洛书和星象，这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符号哲学。本体哲学普遍性形成规律是：从符号哲学和言语哲学向语言的哲学体系最终形成时，必须经历数千年历史的沉淀过程。符号哲学出现，是在语言体系形成之前；言语哲学产生则可能在语言体系形成过程之中。从上述的传说记载和考古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文明始祖炎黄时期，中国的符号哲学和哲学言语体系都已见雏形。也正是在这样河图洛书的符号哲学基础上，言语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才得以确立。黄老文化最大限度地吸收并演绎了阴阳五行学说这个宇宙模型，完成了黄老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传承模式。轴心时代2、轴心时代中华文化的大爆发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耶稣），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这一时期，世界上的主流哲学与宗教诞生了。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轴心时代在中国的文化大爆发，极具震撼的是百家争鸣热烈局面的出现。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知识分子是巫，古代称能以舞降神的人，他们主管奉祀天帝鬼神、为人祈福禳灾，并兼事行医、占卜、星历之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最早的形式是巫术。殷商时代有了专门负责冠婚丧祭时司仪的祭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术士。战国时期随着人们对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事物，职责、学养、操作相对单一的巫，己不能回答社会方方面面提出的疑问了，于是这些新事物被诸子百家分别给予分类、分支的解读，这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甚至可以说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东汉时期的佛教传入，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补充。在百家争鸣的交流互鉴中，非常有代表性的“黄老之学”不仅被诸子百家更深刻地解读，而且已更深刻地融于诸子百家之中了。黄老之学是黄帝文化和老子学派的合称，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其学派思想发展主要分为两大主题：技术发明和政治思想，具有极强目的性、操作性，因而除了被社会接纳为认识自然、改造社会的工具，还被历代政治家纳入治国方略的指导思想体系之中。特别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对中国后来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黄帝学说在汉初是国家政治指导思想，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它为基础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世。唐代“贞观之治”亦是以黄老学说为基础的。北宋初统治者在其极大的政治宽容下，形成了以黄老之学为主，同时又对儒学和佛学兼容同设的历史局面。但是其三教之排序则为，道者第一，儒者第二，佛者第三。黄老之学的地位，远超于儒学和佛学之上。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朝历代的名君无不是遵循着“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句话来开创他们宏大事业。这说明黄老文化在治理国家和适应中国社会变化方面，有着独特的成效。需要指出的是，黄老之学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单一的道教学说。北京师范大学知水先生认为：《黄帝四经》的发现，使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至少它可以证明“德”、“理”结合的“道”论结构是“黄帝之言”的最核心的内容；阴阳兵法儒家相互间的渗透、融合乃是黄帝“道理”学说的基本前提和逻辑延伸。老子的“道德”思想是被稷下学者以及《黄帝四经》的作者改造后吸收容纳在“黄帝之言”的体系结构中的。汉初，黄帝书和老子书并行于世，合称“黄老”。以至于后人误以为汉初“黄老”是《老子》之学的别称。实际上依附于黄帝的不仅仅是老子的道家，黄帝文化影响波及诸子百家。《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左传》、《国语》、《周易》、《商君书》、《韩非子》、《庄子》、《管子》、《尉缭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纷纷引述黄帝文化的材料便是证据。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其直接冠以黄帝名或班固等人注其“依托”黄帝者，就有十二类二十六种之多，是先秦规模最庞大、最系统的理论体系。其中不仅有《黄帝四经》等黄老学派的著作，还包括有历法书、阴阳家书、术数家书以及《黄帝内经》等多种医家著作。在百家争鸣中，不只是某一个学派接受过黄老文化的影响，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各主要学派都接受过黄老文化的影响，其理论体系构成中都有黄老文化的元素。所以说，黄老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因此讲道家，如果溯源的话，一定是从黄帝说起。道家的历史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河南郑州的列子，他写的寓言《黄帝》篇记载了黄帝最初的无为治国思想理念。而且列子一生心胸豁达，贫富不移，荣辱不惊，隐居郑地40年，潜心著述20篇，约十万多字，列子心有所定御风而行，践行了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境界。道家的老子和庄子是集大成者，但是老子和庄子之间的列子是承上启下者。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些先哲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甚至决定着当今人们的世界观。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人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因此近代著名文化学者梁簌溟早在9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系人类文化之早熟品。中国的这些“早熟品”又都来自百家争鸣时期的文化领袖“黄老之学”。古代中外这些“早熟”的经典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内证的实践”，其强大的哲学逻辑，给后人开辟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知识与智慧。同时他们秉持“外求的修炼”，也是先人开发世界和自身的强大工具。毋庸置疑，道教的炼丹术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化学实验和物理学实践。黄老之学从学理、道理、原理、哲理多维度向后人展示了其体系庞大、结构完整、操作有力、价值广泛。其历史渊源、精神标志和当代价值，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推广的。黄帝二、黄老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基础的主要构成“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这是在对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得出的真理性总结。在这个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文化，都是在黄老文化的历史延长线上展开的（黄老文化是个大概念，本文在论述中，一些具体表述会根据特定的人物或事件分别采用道教、道家的称谓）。在佛家进入中国前，多年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质上有道家和儒家两个体系、两条路径，随着佛家文化的进入，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共镶中华文化的局面。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一道并行于中国历史。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是儒家以治国安民的热情，在追求“天下太平”的路径上显性治世；道教则以护国佑民的理性，在追求“天人合一”的路径上隐性安国。道家知古致远，注重生命的未来价值。儒家求古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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