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中，《韩策二》有二十多篇，其中中部连续十一篇都关联了同一件事，即韩国预定太子公子婴去世之后，其他公子争夺太子位的情况，以及秦、楚、齐、魏对这件事的干涉。通读策文，结合《史记·韩世家》，会发现期间颇多矛盾之处，一些学者便认为《韩策二》中有后人加入的伪作。作者认为，这些矛盾可能源于人们对伯婴这个人物的认识分歧。根据作者的研究，如果伯婴就是公子咎而非多数人认为的太子婴，那么再读《战国策?韩策二》和《史记·韩世家》，就会发现其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
笔者在学习《战国策》的过程中，参考了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朱本军《政治游说》、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等书的观点，颇有收益，尤其推崇缪文远先生的《战国策考辨》裨益于他们的书，笔者渐渐也能独立解读战国策，并对韩策二各篇有了些与他们不同的见解，想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战国策·韩策二》中，有连续十几篇都提到了公叔、公仲、公子几瑟、伯婴、中庶子郑强、公子咎等人参与韩国争立太子的事。其中公子几瑟、伯婴、公子咎都是当时韩襄王的儿子，因预定太子公子婴病逝，其他几个人展开了对继任太子之位的争夺。（公仲和公叔是韩国公族中比较有权势的两位大臣），郑强是韩国大臣，根据中华书局《战国策》注释，为郑国遗族。
不少《战国策》注家在解读《韩策》这几篇的时候，受司马贞《史记索隐》的影响，认为公子婴就是伯婴，如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缪文远《战国策考辨》，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等，于是在注解《韩策二》及《韩世家》时就遇到了一些前后矛盾之处，因为根据此二文，韩公子婴死后争当太子的人有“伯婴、公子咎和几瑟三人”，但是根据《韩世家》提供的时间线，争太子位一事发生在公子婴死后，如果公子婴就是伯婴，那么此时伯婴也已经死了，不可能再参与争夺。司马贞对此认为“事重而文倒”，缪文远先生也看出了这个矛盾，认为“策文于此颇抵牾难通。”
在印刷术还未普及的古代，加之受战争、政治运动等影响，史书在历代的誊抄、整理过程中，出现事重文倒、抵牾难通甚至增添伪作等事在所难免。但笔者认为各注家在对《韩策二》、《韩世家》中的此次事件进行注解时，仅因认定伯婴就是太子婴这一观点而质疑该史料似乎并不十分妥当，因为目前尚未看到对伯婴就是太子婴的公开考证文章，所以这一观点是否是事实也依然存疑。抛开史料中掺伪的可能性，笔者在阅读《韩策二》及《韩世家》时发现，如果伯婴就是公子咎，那么所有的矛盾就自然消解。
《史记》韩世家中记载：十二年，太子婴死。公子咎、公子虮虱争为太子。时虮虱质于楚（虮虱以下称几瑟）。即公元前年，原来指定的继承人公子婴去世，其后，公子咎、公子虮虱争夺太子位。
这场争立的结果，《韩世家》记载为“襄王卒，太子咎立，是为釐王。”。
在《战国策》的《韩策二》中，有四篇也提到了争位的结果：
《三八二下韩咎立为君而未定》。
《三八一几瑟亡之楚》：公不如令秦王贺伯婴之立也。
《三八零胡衍之出几瑟于楚》：韩立公子咎而弃几瑟。
《三八二楚令景鲤入韩》：“韩且内伯婴于秦，景鲤患之。冷向谓伯婴曰：太子入秦。”：这一篇我们好好看看，因为伯婴多次作为韩国公子出场（详见下），这篇前面说伯婴入秦，后面说太子入秦，到底是太子入秦还是伯婴入秦，一种可能就是伯婴就是太子，冷向对着伯婴说话，称呼伯婴为太子。
一般脱离上下文语境的情况，我们理解“立”和“立为君”的意思都是成为国君，而韩策二的这几篇，大多数注家都注释在公元前年，此时韩襄王并未去世，那么他们理解的意思是“立”指被立为继承人，也就是太子，退一步说，根据《韩世家》，韩襄王去世之后，韩公子咎或伯婴立为国君。
公元前年公子婴去世，韩襄王不久就另立一个太子，根据上文《韩世家》提到，韩襄王去世后，太子咎即位。
那么看完了以上四篇战国策韩策的提取和韩世家的片段，我们发现，公子婴死后，韩襄王立的太子，有两篇说是伯婴是太子，三篇说是公子咎是太子。除开传统的认为某篇是伪托的说法，这中间矛盾要调和，还有一种可能：伯婴就是公子咎。
我们需要逐一验证这一假设和其他几策矛盾是否，比如可以先看看在战国策的韩策中的几瑟。
《三七四韩公叔与几瑟争国》：如题可知，公叔与几瑟是对立的。
《三七五韩公叔与几瑟争国》：“中庶子强谓太子曰：不若及齐师未入，急击公叔…齐师果入，太子出走。”说明公叔与太子是对立的，齐国支持公叔，逐走太子，中庶子郑强支持太子。
《三七六齐明谓公叔》：“齐明谓公叔曰：齐遂几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齐甚，公何不令齐王谓楚王：王为我逐几瑟以穷之。”齐国军队干涉，逐走几瑟。楚国善待几瑟。
《三八零胡衍之出几瑟于楚》：“太子在楚，韩不敢离楚也。公何不试奉公子咎，而为之请太子。”
上四篇主要是关于几瑟的，我们试着理一下几瑟的经历。第二篇说太子被齐国军队赶走，第三篇说齐国军队赶走几瑟，几瑟到了楚国，第四篇说太子在楚国,结合起来可以理解为：文中说的太子是几瑟，受到齐国干涉，逃到楚国。几瑟在韩国的时候是太子。中华书局亦认为太子就是几瑟。
然而《韩策》另外几篇的太子，另有所指，我们来看：
《三七七公叔将杀几瑟》：“太子之重公也，畏几瑟也。今几瑟死，太子无患，必轻公。韩大夫见王劳，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无几瑟之患，而内收诸大夫以自辅也，公必轻矣。不如无杀几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终身重公矣。”太子因为要和几瑟斗争，需要公叔的帮助，如果公叔杀了几瑟，那么太子就不倚重公叔了。
这一篇却说了太子以几瑟为敌。会不会是如今几瑟离开了韩国，又不是做人质，是不是韩国在齐国军队的威胁下，韩国又立了一位太子呢？
《三七八公叔且杀几瑟》：这里的太子也是与几瑟争位之人。前面有“今公杀之（几瑟），太子无患，必轻公。”说明几瑟是太子的祸患，然后有反衬“公不如勿杀（几瑟）。伯婴恐，必保于公。”
这两句虽然不连续，但接近对仗，为了让太子保于公，建议公就不要杀几瑟，这里看很可能伯婴就是太子。意思和上一篇一样，让支持伯婴的公叔不要杀几瑟，留着几瑟成为伯婴的威胁，那么伯婴就会倚重公叔。
《三七九谓新城君曰》：“公叔、伯婴恐秦、楚之内几瑟也”伯婴和几瑟的地位是互相竞争者，伯婴不希望秦国和楚国支持几瑟。
《三八一几瑟亡之楚》：“公不如令秦王贺伯婴之立也”：这里看来伯婴被立为太子了。
《三八二楚令景鲤入韩》：“韩且内伯婴于秦，景鲤患之。冷向谓伯婴曰：太子入秦……。”这一篇上面解释过了，伯婴就是太子。
综合上述来看，如果伯婴和公子咎为同一人，并未发现战国策哪一篇有违反这一假设的地方。如果公子伯婴和公子咎不是同一人，也并未发现公子伯婴和公子咎之间有任何互动。那《战国策》里的伯婴和公子咎，是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当时的情形，可能是太子婴死后，韩襄王立公子几瑟为太子，遭到齐国和魏国的不满，齐国军队前往韩国，对韩国进行直接干涉，要废掉公子几瑟，几瑟逃往楚国。楚国和秦国想要支持几瑟作为韩襄王的太子。然而在齐国军队的干涉下，韩襄王不得不立公子咎为太子。韩襄王死后，公子咎即位。不禁让人联想到18世纪的西班牙、波兰、拜仁的王位继承风波。
作者俄文名：КефинХановичКитански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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