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四公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文人笔下多是以养士者的面貌出现，寄托了文人得遇明主的企望。经过时间的沉淀，“战国四公子”逐渐成为养士者的代名词。事实上，“四公子”之称最早见于《左传》，并不代指平原君四人，更非四人专称。汉代贾谊最先将四人并称为“四君”，贾谊之后，汉代多以“四贤”“四豪”称之。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集体叙事扩大了平原君等人的影响力，使他们成为求贤养士的典范代表；另一方面，集体叙事也掩盖了平原君作为个体的独特性。笔者有感于此，试图凸显平原君的个体形象价值，还原其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形象，并在此过程中理清平原君形象衍变的过程，探析历代文人对平原君形象接受和阐释的选择性及其原因。
一、三国魏晋南北朝：平原君形象的文学化阐发
（一）创作情况概述
三国魏晋南北朝文人对平原君形象的书写深刻体现了文学化初期以及文人自我意识觉醒初期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此间文人对平原君的描摹不再是史笔细描，而是更重留白和省略，留下了一定的阐释空间，显示出文学化的倾向；其二，此间文人对平原君形象的接受和阐释在继承平原君以往的形象特质的同时，还大胆创造了新的形象内涵。
魏晋南北朝文人对平原君着墨不多，仅有15篇提及平原君及其事迹；此外，此间文人对平原君的描写落笔范围较狭窄，多聚焦于求贤养士、宴饮之乐以及合楚定纵三个方面，对于游侠之风、长平功过等方面的叙述较少。尽管如此，魏晋南北朝文人对平原君及其事迹的描写在平原君形象发展和衍变的过程中仍旧不可或缺：
其一，在这些文献中，文学性作品的占比大大提升，史学作品仅有谯周《古史考》一篇，这改变了先秦两汉之际平原君形象描写中以史学作品为主的书写角度，为平原君形象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二，与史学作品不同，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对平原君及其事迹的描述限于以之举例，并未详细展开，平原君及其事例在这里只是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并不对作品的涵义诠释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体现出文学化和典故化的倾向。
其三，魏晋南北朝文人对平原君的形象接受和诠释表现出明显的偏好，其中，以求贤养士为甚，这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平原君文学形象的基础，对唐代文人对平原君形象的书写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四，谯周在《古史考》中为平原君所作的首次不完全辩护以及此间文人对平原君与秦王宴饮多日的重新解读十分有新意，体现了此间文人强烈的自我意识。总之，魏晋南北朝文人对平原君形象的接受与诠释不仅体现了平原君形象发展的延续性，也证明了平原君的形象在后世多元衍化的可能性。
（二）平原君文学形象的延续与发展
三国魏晋南北朝之际，战乱不休，朝代更迭频繁，受环境的影响，此间文人对平原君的政治功过、游侠气质以及求贤养士之举兴趣较为浓厚。张华在《游侠篇》中称平原君四人为“翩翩四公子”，对平原君合楚定纵的事迹有所称述，对游侠之士崇尚四人的情况也有所说明。谯周在《古史考》中为平原君在长平之战中的过失做了辩护，体现出他对史书记载与评价的质疑与思考。吴质、何逊、吴均、庾信等人则更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