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兼国学院教授说话对我们来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是从中华文化传统而言，说话对于中国人而言意义非同小可。我们不经意脱口而出的常言俗语，经历数千年，成为历史的活化石。古代文化之祖常言俗语为古代经典之祖。《直语补证》序言“委巷之谈，动出典训，日用不知，遂忘其祖”，揭示常言俗语为“典训”之“祖”，只因“数典忘祖”而被遗忘。在古代知识体系中，“典”不仅仅为经典，还为典训、典籍、典艺、典礼、典章、典教、典刑、典范，以及字典、辞典、图典、事典、祀典、仪典等。《周礼》有“典瑞”，论器物，表明器物与“典”相关。《释名》有“男，任也，典任事也”，表明人事亦与“典”相关。《周易·系辞》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典礼”具有“会通”之义，诉诸文化之整体，因此而有“会典”“通典”，表明其为文化之统称。显然，“典”包罗万象，囊括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常言俗语不仅为古代经典之祖，亦为古代文化之祖。常言俗语为古代学问之源。《越谚》序言“古语流传，大关学问”。“学问”之“问”以“口”为中心，王阳明《大学问》明确指出：“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古人强调的“大学问”“真学问”，其实即为百姓日用之常言俗语，《文心雕龙·书记》所谓“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讔言，亦无弃矣”。《常语搜》弁语言“读书当自其常知者始”，意谓常言俗语为读书之门径。廖平更指出，“今日之常言俗语，当日皆为切要之说，故学者对于常言俗语尤当留意推考”。常言俗语关系古代文化之巨，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赖昌期题《常语寻源》言“茫茫叹学海，愿授指南针”，表明“常言俗语”为“学海”之“指南针”。谢墉序《直语补证》言“曲学无稽”“不如鄙言为有本”，揭示常言俗语为古代学术之本。《淮南子》言“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显然，常言俗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门径，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张之洞《书目答问》将俗语研究如《通俗编》《陔余丛考》《恒言录》等列为“儒家类考订之属”，认为是“读一切经、史、子、集之羽翼”。句句含深意语语须推寻常言俗语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句句皆含深意、语语皆须推寻。吴炫序《谈徵》言“事必寻源，语必究实”“世间无一语无一字无来处也”。“方外山人”自序言“眼前景口头语觉无一事无一字无来历”。环中迂叟《俚言解》序言：“乡俗常语多有证据，听者玩熟而茫无考辨，则古圣察迩言何为哉？”余绍昶为《常语寻源》题词，言“人不经心独运心，言言语语费推寻”。成一夔跋《谈徵》言“是《谈徵》一书，实堪为稽古者之津梁，考据家之绳墨”。学术界多认为古人对口语不感兴趣，古代除《方言》外，有关口语与方言的书面记载很少，对汉语方言进行科学研究始于高本汉、赵元任。殊不知，中国古代为方言口语著书立说者不绝于缕，中国第一部训诂学著作《尔雅》为“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表明《尔雅》根源于“闻”“说”“语”“谣俗”，“释诂”明言“诂”为“以今言释古言”。中国第一部字典为《说文解字》，我们多注意“文”与“字”的一面，却未曾留意“说”与“解”的一面，《说文解字》实“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声音训诂即表明训诂学为解释语言。《释名》之“名”亦与“口”相关，《荀子·正名》言“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名”亦为“说”。《方言》更直接以“方言”为名。中国古代常言俗语研究至明清时期达到高峰，仅《明清俗语辞书集成》就收录近二十种，《通俗编》等则因篇幅太长而未收入。与训诂学强调语言相应，古代文字之学强调声音之学。顾炎武《音学五书》言“声成文谓之音，有文斯有音，比音而为诗，诗成然后被之乐”，并言“假借”为义起于声之体现，古人原非假借。黄承吉《字诂》言古者制字以声为主义之大纲，字皆起于声，《字诂》后附《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言古字同声则同义。黄承吉著《义府》为经传释义，顾炎武著《诗本音》《易音》，陈第著《毛诗古音考》，其实即以声音解释文字，言常言俗语为古代经传之源头，故戴震强调“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为拾阶而上之解经途径，暗示语言为文字之源头。口耳相传胜于文字相传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常言俗语属于“口耳之学”，“口耳之学”与“文字之学”对立，前者为民众话语，后者为官方话语。知识即权力，中国古代普通百姓大多不识字，其实即以被剥夺知识的方式剥夺权力。体现在口语中，“口说无凭”“耳听为虚”实暗示对民众话语权的贬低与打压；“打听”亦暗示对“听”的“打击”，强调“口耳之学”的边缘性、次要性。然而，“听天由命”表明，“听”是知“天”“命”的主要方式；“耳熟能详”更表明，“耳”是能了解详情的重要途径；“据说”“说明”“说法”表明，“说”为依据，通过“说”才能明白；“口令”“口信”“口诀”表明，“口”为“秘诀”“诀窍”所在，为可信之法令。“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即暗示“话”胜于“书”、口耳相传胜于文字相传。《文史通义·原道下》言“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圣人学于百姓”即“下学上达”“不耻下问”。刘师培指出言语与文字分为二途，“宣于口者为言语，笔之书者为文章”，口耳相传之途径为言语说话，文字相传之途径为读书识字。刘师培言“讲为口传之学，非身习之学”，“学必赖讲而后明”。“讲为口传之学”“学必赖讲而后明”即表明“口传之学”与古代学问之密切关系。“口耳相传”为“传说”，“文字相传”为“传写”，古代文献多见“传写失误”“传写失次”，实将“传写”与“传说”相对，言“传说”相对于“传写”的正确性、可靠性。《说文解字》“聖，通也，从耳，呈声”，段注“从耳者谓其耳顺”，并引《风俗通》“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周礼》“六德教万民”，言“凡一事精通亦谓之聖”。“聖”强调的“从耳”“闻声知情”实即“口耳相传”。口耳之学为民众话语权表达方式，其在中国古代文化之重要性以多种方式显示，如“聖”将“口耳”置于“王”之上，暗示口耳之学为民众话语权，且位于帝王之上；“学问”之“问”亦以“口”为中心；“说法”“说道”而非“写法”“写道”……常言俗语之本义“谈何容易”然而，尊文字而抑语言使文字为显学、语言为隐学，故《战国策》称“鄙语”，《庄子》言“野语”，《史记》称“俗语”，《史记》更称“谚语”为“野谚”“鄙谚”“民谚”，以“方言”为名之《方言》则被别扭地称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且“虽存而说实亡”。由于对“口耳之学”的贬低即意味着对“文字之学”的抬高，本质是以文字与书面语掌握话语权。因此，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发微》言“口说”“野言”之间，为“隐而不宣者之所系”，也就是“口耳之学”为隐言。《史微》言“自古人口耳相传之例不明，而古书为后人变乱也”……显然，官方话语权不仅以文字之学压制口耳之学，还改变了古代语言的意义。由于话语意义已被改变，今人把握常言俗语之本义就显得格外艰难，《里语徵实》李次山序言：“纵然夫子不语，语岂无稽；虽是老生常谈，谈何容易。能徵之矣，具实然哉？”暗示常言俗语虽为“老生常谈”，却被统治话语权压制以至“夫子不语”，因此，把握常言俗语之本义“谈何容易”。“礼失求诸野”，作为历史的活化石，常言俗语之本义并未消失，而是以隐匿的形式留存于话语本身，诉诸声音，故有“声讨”以“讨个说法”，有“据说”“传说”以“说明”“说服”。古代绵延不绝的训诂学以及建立在训诂学基础上的经典解释，正是古代祖先指引我们回归话语本义、重建话语体系之传统，也就是“解说”与话语解释。“不消说”表明，“说”不能被“写”取代，语言不能被文字消弭。“不由分说”表明，话语是统一的整体，不能把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关联与对话分开。“废话少说”暗示，废话要少说，要多说有益的话。废话是什么？“废话连篇”“连篇累牍”表明文字是废话。“长话短说”表明，连篇累牍冗长繁杂的文字需要简说；相反，简单的常言俗语需要考证。“说到底”表明，“说”是直达根底、追根究底的途径。“话又说回来了”则暗示，通过话语能追根溯源，回到源头。这个根底与根源正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常言俗语，所谓“丑话说在前面”“俗话说得好”——丑话、俗话才能真正“说到点子上”，文字则“说不上”“说不过去”。话语就是权力，古代统治权通过掌控话语权以文字取代语言，改变语言本义，使语言古义与今义不同，因此需要“退一万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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