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简称赣。要追溯江西历史的源头，文字史料记载极其匮乏。根据仅存的一些零星的神话传说，如《山海经·海内经》，推断出的结果是：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相比，在上古时期，江西还是一片未经开垦、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我们江西这块土地上，何时开始有人类活动?
在四五万年前的史前时期，江西就已有了自己的早期居民。他们留下的生活痕迹———那些打制粗糙、做工简陋的石制工具，正是文明的火种。当时并没有农业和饲养业，为了与强大的自然力搏斗，使自身得以生存，流动和迁徙成为江西的先民们生活的必需。他们主要寄居于洞穴之中，依靠着自制的低级原始工具，以渔猎和采集为生。
到了新石器时代，社会有了初步发展。从万年仙人洞、分宜严嵩洞、永丰伊家坪、修水山背跑马岭和杨家坪，到清江筑卫城、樊城堆、九江神墩等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不难看出江西先民们已较为普遍地建筑起房屋，过上了定居生活。石斧、石锛、石铲以及石刀、石镰等复合型农业劳动工具的运用，证明人们劳动能力的大大提高，并且已由渔猎生活逐渐转入以农事生产为主的生活当中来。
当历史前进到夏商周时期，江西地区跟随着整个中原地区的大趋势，进入阶级社会———奴隶制时代。《战国策·魏策》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北，而衡山在其南……”其中的“三苗”指的就是夏王朝时江西一带的土著居民。
到商周时期，生活在江西地区的土著居民的身份就比较明确了，是“越族”体系当中的干越、扬越这两支。也是从此时起，中央政权开始对这一地区着手进行统治管理。《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九江”，周王朝将疆土开拓到了江西一带。为了巩固统治，在“雁”地和“艾”地，大约是今天江西余干县和修水县境内，派驻了名为“监”的朝廷官员。与政治地位获得提升相应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增强。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在征战中，江西地区的归属也频频发生变化。大致情况是：春秋时期，江西分属吴、越、楚三国管辖；到了战国，兼并战争导致的结果是，越先灭吴，楚再灭越，最后江西全境都被划入楚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此时，江西也和中原地区一样进入了新的社会阶段———封建社会。随后秦朝一统六国，扭转了混乱的局面。直到这个时候，像今天江西这样的行政地理区域还没有形成。所以秦推行郡县制度统领天下，并没有在江西一带专门设置郡治，而是以九江郡（郡治在今安徽省淮河上游）管辖其大部分地区，下设若干县。
两汉时期，江西才作为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行政区域出现在中国历史上。西汉初，开始在江西设立豫章郡，下辖18个县，有南昌、柴桑、彭泽、波阳、艾县、海昏、历陵、余汗（ｇāｎ）、建成、宜春、新淦、南城、安平、庐陵、雩都、南等等，辖区大体上与今天的江西相当，所以豫章又成为古代江西的一个代称。
汉代，豫章郡的人口增加量仅次于益州郡，位居全国第二，其人口总数由第53位上升至第４位。大量的劳动力参与社会生产，粮食产量自然丰足起来。在新干县发现的两座大型战国粮仓遗址，已颇像是商品粮的集中转运基地了。当地的产粮能力由此可见一斑。而至汉代，余干、鄱阳已成为重要的产粮区，东汉安帝时还多次点调豫章郡的租米赈济其他地方的饥民。由现已出土的手工制品来看，战国及其后一段时期里，陶瓷器物、竹编和纺织品是江西手工业的发展主流。其中陶瓷器的数量比较多，竹编篾丝，技法高明。纺织品已有了绢、麻布、苎布和印花织物等种类，表现出娴熟的技艺。汉代江西鄱阳湖、赣江流域航道的开通，也带动了江西造船业的发展。《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中就记载着吴国大将吕蒙在豫章造船攻击荆州关羽的事情。新的资源———煤在这时得到利用，《后汉书·郡国志》中称建成（即今江西高安）人用它来煮饭，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关于用煤的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当时的行政区划是州—郡—县三级制。西晋从原三国时的扬州、荆州中划分出江州，将江西全境包括了进去。到后来南朝刘宋时期，江西境内共设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安成、寻阳７个郡。这时的豫章郡已不比两汉时的豫章郡，只管辖南昌及其附近一带。与北方的动荡相比，江西相对安定，自西晋末年以来，大量北方中原居民避乱南迁，于是出现了江西历史上比较大的一次人口迁徙。他们为江西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也补充了劳动生产力。前代良好的农业基础与先进的生产技术相结合，江西的农业渐次发展，产粮颇丰的鄱阳湖地区和今吉泰盆地逐渐成为人们心中的江南粮仓。纺织、制瓷、冶金、造船各方面也都有进步。刘宋时代的江西学者雷次宗在《豫章记》中对南朝时期的江西作出这样的评价：“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铁陶瓷，资给于四境。”
江西的宗教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上开始兴起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儒学风气的大盛。这里既有封建官吏推崇和引导的原因，像东晋的豫章太守范宁就反对魏晋以来社会上谈玄说无的风气，在郡治中大兴学校，讲传儒家经典，起到了示范的作用；也有士人迁入，学者定居讲学，如东晋初知名学者范宣和其弟子戴逵在豫章演礼讲经，影响了江西一代学风。
二是佛教传入江西。僧人慧远带领着弟子一行数十人来到庐山，在这里建立了后来声名大扬的东林寺，开创了佛教五宗之一的净土宗，形成与北方长安相对的南方佛教中心。
三是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曾孙张盛和葛玄、葛洪等道教名家先后到来，选择江西龙虎山、閤皂山等地作为修炼之处，道教教义也日渐为人们熟悉和信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儒、道、佛的思想在这里共同发展，相互交融，为唐宋时期实现文化重心南移积蓄了能量。
隋唐五代两宋时期，尤其是在宋代，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造就了江西历史上的黄金时期。隋代大运河的开通，使赣江与黄河、淮河、长江等其他几大水系彼此相通。到唐代，要解决长江南到广州的通道问题，江西是必经之路，所以取道于江西，凿修了大庾岭驿道，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条入粤主要干道，江西由此成为贯通南北的水运陆路交通要枢，宋代也因此加强了对江西的控制和管理。
此时的江西，无论从地理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都已经不再是边缘地区了。反映在行政区划的变动上是历朝政府地方管理机构的递增：隋代有７郡２４县，唐代有８州３７县，五代１０州辖５４县，宋代１３州辖６８县，体现出江西越来越受到政府重视的一种趋势。由于“安史之乱”造成极大的战乱局面，南唐一度转移政治重心，迁都南昌。两宋之际金兵南下对中原安全造成威胁；全国人口又先后出现两次大的迁移，江西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移民区域。很多世家大族这时搬迁进来，促成唐宋之后江西各地浓重的宗族意识风俗的形成。交通通畅便利，人口的大量迁移往往也会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迁移。
宋、南宋期间，江西的纳粮分别占到了全国总数的１／５和１／３强。连著名文学家曾巩也感叹“其赋粟输入京师为天下最”。江西俨然成为与长江下游和苏湖地区一样重要的粮食产地和国家财政支柱。唐宋时期还是江西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茶业的兴起上。江西茶叶生产发达，一直都是产茶大省，在南宋时茶叶产量曾位居全国第一，这是当时江西经济的另一个主要增长点。
手工业的发展则以矿冶、制陶和造船业为代表。因为有着极为丰富的铜矿资源，江西成为政府大规模铸币的基地，先后设有饶州铸钱监、江州铸钱监、赣州铸钱监、铅山铸钱书院、临江军丰余监、抚州裕国监。而仅饶州一处在北宋时所铸铜钱至少占到全国总量的１２％。瓷器已成为大众喜爱的日用消费品。江西景德镇、吉州永和窑、赣州七里镇窑等地的制瓷工艺在当时处于领先水平，以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尤为出众。前代积累的造船业优势继续发扬光大，有“舟船之盛，尽于江西”之说。
大庾岭在宋代得到维修和扩建。它的通行为南北物资流通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江西带来了商机。江西本地和邻境商贾或部分士人、官吏从事贩卖交易，输入输出各地名优特产，像江西的瓷器、茶叶、粮食，还有由岭南运来的国外货物，如象牙、珍珠、香料等等。活跃的商业贸易，使得江西的税收颇为丰厚，在北宋时几乎与京都汴京的贸易额相当了。
不仅是经济发达，江西在文化教育领域也走到了时代的前列。江西教育之所以兴盛，有一个客观的时代背景原因。隋唐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一改魏晋以来门阀垄断专权的政治局面，使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有了参政议政的可能。这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随之也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当时，传统的儒学教育主要以官学和书院的形式出现在江西各地，十分普遍。名满天下的“四大书院”之首便是江西的白鹿洞书院。而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在江西任职讲学期间，各地学生纷至沓来，江西学风大盛。他与陆九渊在江西讲学时的“鹅湖之辩”，更成为学术思想开放的标志，令士人向往。发达的封建教育导致文学的兴盛繁荣。
宋代文坛的主导力量就来自于江西，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都是一领风骚的江西籍知名文人。这样的教育也为封建政府培养出一大批政务人员。宋代，有许多江西籍士人进入国家政权中心，手握重权，仅从出任过宰相和参知政事的来算，就有２０余人。江西的政治地位前所未有的重要。佛、道两家也发展壮大了，江西形成南禅的基本禅宗文化。唐宋时期的道教已是国教，受到中央政权的保护和扶持。作为道教的复兴地，江西的道教这一时期尤盛，已成为江西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行政区划沿革方面，唐宋时期实行以道、路制为主体的行政区划制度；江西地区在唐代属江南西道，宋代属江南西路,“江西”的名称正是由此简化而来，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江西行政区划范围是到明代以后才最后确定下来的。元、明、清和民国时期大体上实行的是行省制，江西为独立的一个省。在元代时，江西行省还管辖今天广东一带，但省内的信州、饶州和铅山却划归了浙江行省。到明代，江西省司领１３府７８县，北至九江，东至玉山，南至安远，西至永宁（现在宁都县）。除了婺源不在管制范围之内，其余与今省境基本一致，此后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元、明、清是江西由发展到停滞，由辉煌变衰落的时期。朝代更迭之际，江西受到战争的破坏，影响了农业等传统自然经济的发展。但凭借原来良好的基础，各类生产很快又得到恢复，江西仍是产粮大省。元朝政府每年大约从江西行省征收１１５万石粮食，缴粮数在当时是排在全国第三。明代，江西的社会经济发展突出地表现在手工业和商业上。景德镇成为全国知名的制瓷中心，其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和数量都处于领先水平。而丰富的林木资源又为造纸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铅山的柬纸（官府奏本专用纸）、临川的小笺纸以及用于印书和抄书的毛边纸等等都是江西出产的名品纸张。
元代才传入江西的棉花种植业得到推广，在此基础上，到明代，江西棉纺业的发展已颇见成效了。用来纺纱的手摇纺车，在元代时只能同时纺３根棉条，明代时大多是纺４根，而在江西乐安可纺至５根，显示出高超的纺织技巧。商业方面，明代在江西出现了景德镇、吴城镇、樟树镇、河口镇这“四大名镇”，是当时相对集中的商业区域。景德镇是瓷器贸易的中心地区；吴城镇地处赣江、鄱阳湖交接口，木材和大米运转便利繁忙；樟树镇经营药材买卖；河口镇以纸张、茶叶贸易为主。这些市镇的兴起正是江西商贸普遍发展的表现。清代至近代，沿海通商口岸的开通，铁路交通的修建，打破了以往陆路交通的局限，水上交通也退居次要地位，江西逐渐失去沟通内地和岭南的交通枢纽的优势，开始呈现落后状态。
政治上，江西宋代高度发展的封建教育在这一时期，尤其是明代显示出其效力。各朝政府中为官者江西人极多，以至于形成了“朝仕半江西”的局面。在文学、哲学和科技方面，也承继了宋代辉煌的文化传统，成绩斐然。汤显祖和他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不朽之作。《牡丹亭》中表现出来的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人性回归的自由精神深深打动人们，对后来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代更有与袁枚、赵翼齐名的蒋士铨，他作为一个戏曲文学家，有“乾隆曲家第一”之誉。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朱耷的画别具一格，放犷奇崛，开创了写意画派。后来许多著名的书画巨匠，如“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无不受其画风的影响。
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些科技经典在这个时候诞生了：元代有马端临汇集宋以前的典章制度而成《文献通考》；明代有谢缙主持修纂的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另一本“１７世纪中国工艺百科全书”———宋应星编写的《天工开物》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并且被译成日、德、法、英、俄等多国语言介绍到国外。明代，继陆九渊之后，在王守仁的提倡和领导下，江西地区出现了“江右王门”和欧阳德、邹守益、颜钧、罗汝芳等一大批理学名家，理学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之一。这种文学思想的光辉、政治力量的强盛在进入清朝之后，也随着社会生产的停滞不前而慢慢消失了。
几千年的历史，江西发展起伏，清代以来，进入了相对衰退的时期。直到人民解放战争打响，江西成为革命的红色根据地，才又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如我们所知的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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