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发展是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根本，宋代在经历唐末五代战乱后，首先就提出“兴文教”，然而官学在国家大背景下确实有心无力，难以满足人民对知识文化的渴求，因此推动了民间教育的发展。
教育的实践离不开德高望重的老师，安稳纯洁的学习环境，以及那些愿意为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子孙后代默默付出的人们。本文我们就来看看在文治的宋朝，民间教育工作者都是如何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
一、民间教育事业的载体“书院”
统观唐宋元明清各朝代，区别于中央政府设立的教育机构，广泛出现在民间的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的组织形式被称为“书院”。
“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中叶贞元年间。初期是官方机构，主要职能是收集整理图书，以供皇家和官府查阅之用。
到了唐末五代时期，战事纷乱，读书人为潜心学术，躲避乱世，往往隐居至山林，辟一处清幽之地，讲学授徒，讲课老师是固定的一人或一组，各个地方的学子慕名而来，与老师同吃同住，沉浸式教学。
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曾描绘“往往择胜地而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或久而褒表之”。此时的书院，就不单单是藏书的功能，还增加了教书育人的作用。
在纷繁乱世之中，书院成为了当时读书人的一片“桃花源”。如钱穆先生所言“它是黑暗中的一线阳光，潜德幽光，必大兴于后世”。
兴文教破阶级，“书院”成为官学的有益强大补充
经历了五代动乱之后，宋代初定，提倡以文治世，推行“兴文教，抑武事”，因而在人才选拔上有了重大突破，对求学士子不再有等级之分，这就给寒门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
同时，在官学日衰的大环境更促使书院则成为寒门士子走上仕途的不二之选。宋代的书院在初期基本都是私人设立，经过初期的运营，其逐渐被官方所认可，得到了政府的褒扬，甚至投入专项资金用于书院的发展壮大。
宋代大思想家朱熹一生创建、修复过很多书院，最早创办的三个是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均在福建省），后续还主持修复过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
周敦颐曾在莲花峰下（今庐山）开设濂溪书院，在《濂溪港》中这样描述濂溪书院最初的样子，“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鸣琴。数十黄卷轴，贤圣谈无音”。
武夷精舍
据统计，“北宋兴复书院73所，多为私人创办，而南宋的书院数量剧增，有所，是北宋书院的六倍”。书院的兴盛，不光弥补了官学机构的衰落和不足，更在一定程度上承接和光大了国家教育和人才选拔的功能。
宋代四大书院声名远扬
南宋学者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称：“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镐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此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其中的“岳麓书院”正是湖南大学的前身。北宋时期，皇帝曾召见过书院的最高负责人周式，并亲笔题写了“岳麓书院”的匾额，奠定了四大书院的盛名，同时对书院的宣传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岳麓书院”因此名声大振。
南北宋两代，民间教育机构“书院”的强盛发展，是宋朝文化和教育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众多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施展才华的依托，是儒家思想发展壮大的摇篮，更是承接国家和民族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
二、重量级的教师资源让民间学子受益匪浅
“北宋五子”指的是邵雍、周敦颐、程颐、程颢和张载。其中张载又被人称为“横渠先生”。如果你没有听说过他的大名，那你一定读过他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22字，可以说影响了中国历史上千年，各个时代的牛人大咖都争相把这四句作为立身立命的最高标准，并终生践行不怠，这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精神绝句。
张载的伯乐是“千古完人”范仲淹，史上记载，张载“少喜谈兵”，在遇到范仲淹后，范仲淹点拨他“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这里范仲淹并不是说军事不如儒学重要，而是因为当时已经过了以军功立业的时代）。
从此张老师潜心苦读儒家经典，历经十多载苦读，于年，嘉佑二年，参加科举，高中进士，登上了史称“千年科举龙虎榜”的进士榜单，同榜还有苏轼兄弟，曾巩兄弟，程颢，章惇。
张载
在宰相文彦博的扶持下，张载在开封相国寺开坛讲授易经，名动京城。御史中丞吕公著在给宋神宗的信中曾这样评价张老师“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张载50岁时成为了宋朝思想界的泰斗级的人物。
张老师一生在做官的道路上走的并不理想，也正因如此，才得以回归民间，专注于传道受业解惑，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和精进添砖加瓦。
素以“傲气”示人的程颢、程颐两人口中也曾这样描述张老师在当时的影响力，“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颜，以为楷模”。
除了张载，还有古代教育的先行者范仲淹，在被贬到睦州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了龙山书院，还有应天府书院、稽山书院等等。
在邓州风景如画的百花洲，范仲淹创建了“春风堂”，亲自授课讲学，张载等一批政界、思想界名人都成前往听教，带动了邓州当地的文运昌盛。
还有上文提到过的程颢、程颐在晋城创办了“程颢书院”，清朝更名为“明道书院”（程颢字明道），并亲自讲学授教。
因其“程朱理学”创始人的身份，书院名声大躁，甚至带动晋城一带的民风其而变，老百姓都争着送孩子去书院读书，受教，可以说到了“驱儿市上买书读，宁使田间禾不薅。”的程度。
不难看出，这些重量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对大宋的民间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儒道释三家PK国学正统席位有力促进儒家思想体系提升
当时的宋朝，佛教和道教已然形成了一整套可以解释世界和万物规律的体系。而儒家学说更多的是应用于指导国家和人民具体生活实践，缺少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的延伸。
为打败佛家和道家，“北宋五子”承担起了赋予儒学更高格局的历史重任，一大批儒学理论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利用“书院”的模式，在讲授理辨中快速推动儒家思想的迭代升级。
北宋前期官学的教学主要是四书五经，大多数书院也都是教授这些内容，两者使用的教材内容极为相近。到南宋中后期，统治者重视理学，科举考试的内容向理学倾斜，加之书院多为理学家创办，教课则以理学内容为主。
朱熹，程颐、程颢在他们创立的书院中，传授理学思想，与各方学子在学中辩，在辩中学，既在民间教育方面有效推动了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更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力的促进儒家思想体系向更为精深的方向发展。
毫不夸张的说，书院是儒家学派的渊薮之地，其教学水平远高于一般官学。
朴实的民间教师构建国家历史和文化最基础的底色
唐宋八大家，估计前七个大家都能张口就来，唯独这第八大家，名气似乎不如前七位那么大。这个人就是曾巩。
宋嘉祐元年的时候，曾巩因未中进士回家，在江西抚州创办了“兴鲁书院”，王安石，欧阳修都曾在这里讲学。宋朝时期的抚州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和“兴鲁书院”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曾巩写的一手好文章，甚至在“文坛盟主”继承人苏轼眼中，曾巩才是欧阳修门下最厉害的那个，“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不光文坛，两度为相的王安石在诗中也写到“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可见在当时曾巩的文名的确盛极一时。
曾巩，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家，不仅为后世留下了文学经典，还通过史籍文献的编校为教育工作舔砖加瓦。据史上记载，经曾巩考证，校勘，整理的史书古籍达到几十种，总共耗费约十余年的时间。
如《李白诗集》在他的广泛搜罗和发掘之下，从原来的首增加到首，再比如《战国策》，经过曾巩的多方访求采录，才得以从当初的22篇，增加到后来的33篇。
曾巩这种被政坛和文坛大咖都争相推崇的大师，勤勤恳恳的在校勘史籍这样基础、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自然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者无法理解，更没有资格褒贬的。
教书育人，教的不光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育德。朱熹曾称赞曾巩是一位难得的“醇儒”，人品与才华高度统一，真正做到了“文如其人”。曾巩以身作则，树品德之典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间的莘莘学子，为大宋培养品德兼备的人才。
无可否认，正是这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老师们，和遍地开花的书院，还有无数不求名利，不问功绩，默默为子孙后代教育事业辛劳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共同构建了大宋文化强盛发展的宏伟画卷。
参考文献
《文治帝国》艾公子
《劝学》宋黄廉
《濂溪港》周敦颐
《宋代教育的先行者范仲淹》
《“潜德幽光，必大兴于后世”：宋代书院的兴盛、发展与特色》
《宋代四大书院，久负盛名，反映了宋代教育的发展》
《宋代书院兴盛的原因宋代书院有什么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