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完成着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礼乐制度作为记录我国文明发展的符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以及影响，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定的思维引导，不仅丰富着人们的精神内涵，也成为百姓思想进步的载体。
但同样，在百家争鸣的背后，呈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士”文化兴起，改变着市场需求以及人们的观念。
那么，战国时期，是如何一步步出现“礼崩乐坏”的，“士”文化又是怎样逐渐形成的？让我们透过历史，一探究竟。
一、“百家争鸣”的背后，为何会出现礼崩乐坏？
（一）礼乐制度的内涵及作用
礼乐制度是贯穿人们精神文化素养层面的一种制度类型。是为了维护当时的体制规范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约束效果，能够进一步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礼乐制度在西周时期得到了兴起的机会。
礼用来划分身份和等级，也可以理解为是圈层的象征。一方面让统治阶层的社会地位得以稳固，受到更多地尊重。另一方面，围绕“礼”为中心，推崇与制度相契合的音乐，实则是强调一种风俗习惯，以礼乐为载体，维护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通俗一点，也就是规范日常生活的“纲领规范”。
“礼乐制度”犹如一个固定的框架和理念，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在老百姓心中生根发芽，以一种文化的概念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主线以及对事情的判断力，充斥着老百姓们的三观。
当时所强调的“礼”，与我们现如今所认识到的“礼”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出发点并不是客观、平等的，而是将人划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在西周时期有一定的适应力和约束性。
随着西周兴盛时代的告捷，自然而然地呈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
（二）礼崩乐坏产生的影响
“礼崩乐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个朝代从兴盛走向衰亡的标志。周王权力的削弱也使得当时的人对礼乐制度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渐渐地，礼乐成了供各位诸侯赏乐的工具，管理和约束的功能在下降。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度”失去了原本的光环，昔日里被赋予的高贵气质也在慢慢褪去，不再是值得炫耀的存在。人们开始去接受耳目一新的音乐。以礼乐反射社会现实，社会矛盾愈发激化，民不聊生，动荡不安，纲纪法律也出现了紊乱的情况，掀起了风靡一时的社会乱象。
西周末年之际，“烽火戏诸侯”的局势现出端倪，随着周赧王的逝世，秦王灭掉两周，周朝时期的礼乐文明彻底崩盘。
综合历史现象来看，礼崩乐坏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一个时期的价值符号渐渐走向销声匿迹的过程。社会矛盾的激化是礼乐制度消失的导火索。礼乐制度的盛行曾一度让周朝风生水起，得以延续。周朝的灭亡也使得“礼乐制度”的公信力荡然无存，为了那片生存的土壤，各国之间开启了“狼多肉少”的博弈与较量，广义上的礼乐制度瓦解。
二、战国“士”文化的形成
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标志也是符号。士文化充斥了整个战国时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与春秋时期的士有所不同的是，战国时期的士即精神贵族的象征，也意味着圈层文化。
经过了春秋时期近年的沉淀与酝酿，战国时期呈现了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战国时期涌现出很多士相关的故事，例如荆轲刺秦王、毛遂自荐、苏秦连横等等。正如上述提到的那样，战国时期的士是高贵的代名词，能成为士的人都是有胆识、有魄力、有高尚品质和素养的尊称。
上至达官，下至平民，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士。这是一股强大而神秘的力量，更是唯才是用的一种体现。
战国时期流传着的至理名言：“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足以体现出士的崇高价值。
我们常说的“国士无双”，强调的就是士的地位，士犹如一个光环般存在，每个成为士的人都是一种荣耀。关于贵族的等级划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和士。
其中，天子、诸侯以及大夫都有一定的田产，全国的土地都是由天子来分配，分给诸侯之后，诸侯再封邑给大夫。
四个贵族等级中，唯有士分不到田产，但他们有贵族的尊严在，那就是不论贫穷富有都得佩戴剑，这也寓意着身为士，有恒心，有毅力。
相比其他时期的士，战国时期士的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对士也有相应的划分和归类。
文士、武士、辨士、谋士，知士、修士、逸士等等。顾名思义，能看出他们各自的职能以及专长。那个时期的士，必须是要有一技之长的。
在孔子的学说中，士被委以重任，负责管理国家，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士是战国时期最活跃的阶层，也被赋予了特殊的身份，到处都可以看到士的行为轨迹。
在史书中大量记载了关于“士”的言论，最后被加工整理成了《战国策》，供后人研究历史提供借鉴。
战国时期有着喋喋不休的战役，非常频繁且剧烈。谋士发挥着出谋划策的作用，分析势力和局势，在所有的重大决策中，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也为士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正是这样的机遇和平台，才给予了不同类型的士施展才华的空间，士的出现，也是国家强大兴盛的根本。
三、战国“士”文化的影响
“士”作为一种新兴的力量，自春秋时期获得了迅速崛起的机会。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及影响。
到了战国时期，士更加活跃，生存及发展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广泛。为了富国强兵，带动国家的强大与发展，国家开始四处搜集士人才，掀起了养士之风。
国家非常器重和爱护士才，往往士的去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兴衰。因此，养士之风之所以盛行和备受推崇，也是彰显国家实力的一种方式，是国富民强的根基。
受制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养士的人数量超过千人。战国时期的魏文侯率先开启了养士的先河，在《资治通鉴》中有关于魏文侯养士的相关记载。在魏文侯之后，更多地国君也相继开启了养士之旅。尊士、养士的行为，是战国时期的优秀典范。
但养士之风虽然盛行，也并非所有人都具备养士的资格。养士需要满足标准和条件，要有条件背景和经济条件赋能，二者兼具方能实现。养士的人一般都具有贵族权力以及身份背景，具有一定的财力基础。
养士的人也需要具备影响力和号召力，能够培养好士，并使其为己所用。战国时期，社会进步通过养士之风得到了很好地体现。士阶层的崛起以及备受社会市场的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说是一个好现象，但士的选择空间在增大，流动性也是比较明显的。社会上出现了“争贤”的局面，士人之间的能力高低也成了是否被选择的关键性要素。
在竞争激烈、大浪淘沙的大环境下，士人的自觉性也有了显著提升。越来越重视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努力用知识来丰富自身储备，士人的社会地位也在逐渐向上流阶层靠近。
士对于养士的人以及国家的经济利益产生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士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愈发密切，上层贵族也形成了“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稳住核心人才”的思维和前瞻性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士是一种特殊的阶层，涌现出来一大批有知识、有才干、有担当的优秀人才，来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贡献力量。大多数的士都是关心百姓需求的，拥有仁爱之心。成为当时的文化建设提供不竭的源动力。
孔子作为儒学的开拓者，在《论语》中15次提到了士文化，并对知识分子寄予厚望。他认为，社会若想变革，离不开优秀士人所展现出来的品质。有志于道且行为有耻，是士人一以贯之的底线。
士虽然无恒产，但必须要具备一颗持之以恒的心。既要具备知识技能，同时还要有大爱之心。以仁为己任，严于律己，坚持操守。即便很多士人贫穷不堪，但依然能担当社会上的一股清流，以一方胆识传播优秀的文化，对后代的思想进步颇有启迪。士以礼乐教化天下，是一种崇高的境界。
四、总结：
春秋战国时期所酝酿出来的士文化，对社会的向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士文化的形成也凝聚了优秀的思想，成为当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士志于道”，自强不息，优秀的士人肩负着国家兴旺的使命，需要具备高度的思想觉悟。
士文化不仅对于战国时期意义深远，更影响着整个学术界，为社会经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