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三国”,给人的是一种复杂、自私、善变的印象。
《三国演义》中在第一回曹操入场介绍便稍长于刘备等人的人物介绍,对其描绘篇幅最长,而后直至第七十八回身死,刻绘出的是一位性格最为复杂、立场因素转变最为频繁的君主形象。
小说开篇点出曹操的狡诈不顺,这种反面性格便暗示曹操本身的多层次复杂性格,为其之后的转变奠定基础。比如对吕伯奢的滥杀和“梦中杀人”事件。这固然是一方面,但也很片面。
曹操杀伐果断,有中正堂皇之风,善断更善行。从刺董献刀,到洛阳勤王,又曾挟天子以令诸侯,大道之基已定。曹操灭袁绍、除袁术、征乌丸、定宛城、斩吕布、收荆州、平汉中,直至受封魏王,无不体现曹操的善断善行。
同刘备和孙权相比,曹操性格更为强势,透露着强大的自信。但自信过头的人往往容易好大喜功,容易冒进。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赤壁之战。
曹操收荆州后,未等队伍修正和后续部队的支援补充,就急功近利地兵锋直指东吴,间接促使孙刘结盟,导致赤壁大败。但曹操也并不刚愎自用,知人善任也是他一大性格表现。
虽说被《三国演义》有意忽视,但曹操集团手下的人才是最多的,文有荀彧、郭嘉、贾诩、荀攸等为其谋;武有张辽、夏侯惇、徐晃、夏侯渊,乐进等供驱策,人才济济,数不胜数。用曹操自己的诗来讲,就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因此曹操性格虽有瑕疵,但也有可取之处。
曹操是雄才,这点是毋庸置疑。但他为什么被称“奸雄”,而非“枭雄”或“英雄”?
“奸”是对立的“忠”。曹操的“奸”指的是不忠于君主,主要论点就在其“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事上。小说记载:“建安元年……太祖(曹操)将迎天子(献帝)。”此时献帝年方十六,试想十六岁的孩子又怎么可能治理好国家?而曹操又正值壮年,谋略野心正至巅峰,所以方有“大权便皆归曹操;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
曹操此时名为汉臣,但实为汉主,那么作为“汉主”的曹操又需忠于谁?汉朝倾危,灭亡是板上钉钉的事,曹操不做,自有他人来做,这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并不能全归咎于曹操。而且,曹操为汉帝留下了最后一丝颜面,整部小说当中,有无数人建议曹操称帝,但曹操却从未迈过这坎儿,直至最后,也不过讨个魏王的名号,并未篡位。
也可见,他本人对皇权尚存一丝敬畏之心。虽说他曾在天子寻猎时替献帝受百官朝拜,但如果没有曹操,汉王朝恐怕也早就成为过往云烟罢了。
小说最初,曹操是想做“治世之能臣”的。他单身刺董之后,名望大增,正逢十七路诸侯欲联合讨伐董卓。曹操作为大会主要发起者,当时“宰牛杀马,大会诸侯”,威望一时无二。但在推选盟主之时,他却主动让给四世三公的名门袁本初。
有人说当时曹操之所以让位,其实也是他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开大浪潮和与地位不符的责任,以免遭他人猜忌,相对而言袁绍当时更适合一些。
我不否认这种观点,但曹操此时对汉王朝的认可也是无法否认的,此事发生在曹操自告奋勇地刺杀董卓之后,虽说不成,曹操依托机智才脱离虎口,但汉室忠臣的形象非常深入人心,不管是对于当时的诸侯还是现在的读者。
而后在《三国演义》的第六回中,董卓放火烧洛阳,孙坚随后率众救灭宫中余火,“是夜星月交辉,乃按剑露坐,仰视天文……”将孙坚刻画成一个多谋且忧国的英雄人物形象。
对于人物刻画这点,暗含着大多数三国研究大家所认为的《三国演义》意识性主题:英雄人物与上天旨意休戚相关。孙坚无疑是应时势而生的英雄之一。孙坚叹曰:“帝星不明,贼臣乱国,万民涂炭,京城一空!”忠君爱国的心态表现的特别生动。
可出人意外地,孙坚在从井中打捞出一个妇人尸首,并发现象征大汉权利正统的传国玉玺,孙坚的态度就急转直下,竟打算偷偷带走玉玺。而董卓挟持天子迁都长安后,诸侯当中只有曹操因担心天子安危携兵追赶董卓。
虽不幸中计、惨败而归,但是计策上的失误,并不代表曹操战略上的失误,曹操因忠于汉室而迫不及待营救汉天子的行为的忠贞是毋庸置疑的。前后两种比对下,曹操此时在忠君上,三国诸侯无出其右。
而玉玺也是《三国演义》故事中的暗线,象征着汉室正统在历史舞台的衰亡和时势英雄的崛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细节,传国玉玺于《三国演义》第三回失踪,第六回被孙坚把持手中,第七回孙策从已死的孙坚手中继承此物,并为了借兵而抵押给了袁术。
不过此人城府不深,于汉统未亡、众诸侯神经紧绷的特殊时刻贸然称帝,反被讨伐,在第二十一回时就一命呜呼了。之后,玉玺落入曹操之手,但之后小说就未表玉玺之后的命运轨迹。
直到第八十回,曹丕篡位,玉玺才再度复出。献帝被逼禅让,玉玺为魏文帝曹丕称帝之物。通过这点来看,曹操应该是早早把玉玺还给了献帝,表明曹操对汉室正统的认可。
纵使迎天子之后,曹操受权力的影响,对汉室的态度每况愈下,但他还是自称汉朝丞相,而非什么魏帝。以此来看,曹操虽奸,但亦有其忠,并非全然奸猾到底,彻头彻底的不忠之人。
三国当中,我们都知道蜀国刘备“三顾茅庐”,求得诸葛,“用人不疑”,给诸葛亮提供了广大的政治舞台,才使得蜀国终得三分天下;吴国江东三代基业,与当地望族休戚相关,地利与人和兼备,而使得吴国能在汉末逐鹿;但作为最强大的魏呢?“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曹操能够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之中尽显风骚,这和他重视人才与礼贤下士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建安十五年。
操作所书的《求贤令》,其大意是自古于危难之际或者开创霸业的明君和霸主,没有不是得到贤臣的大力辅佐,与贤臣们一同治理天下的。……我采用人才的标准不论出身贫贱贵胄,品行是否端正,只要在某一方面拥有过人的才能,我都一律收于麾下采纳重用。
这在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来,都有点惊世骇俗,更何况当官首重出身的东汉末期?我们需知道,东汉末年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察举制的特点是“乡举里选”,但正式制度的发展后期,官员为自身利益而有意或无意为自己熟人“说好话”、建立自己的体系圈,从而衍生出许多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大权的豪门望族和官员团体。
他们利用家族名望和其所带来的广泛人脉牢牢把持着所辖地方的士人德才评价,并为其搜罗大量忠于自己的人才《三国》中代表人物有袁绍和袁术(“四世三公”望族)。而这种搜罗是有一定局限和区别的,豪门望族讲究“门当户对”、而官员团体讲究“政治立场”,这两种都对人才的门第有一定的要求。
最具代表的是《三国演义》第五回中“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的情节,当关羽自愿去对阵华雄,绍问其现居何职。瓒(公孙瓒)曰:“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邪?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
在诸侯们被华雄杀破胆时,只因敢于解决此问题的关羽的身份是一名马弓手,帐上诸侯就随意对其蔑视呵斥。可见对于没社会地位的寒门士子和将领在当时出人头地是何其艰难。
曹操针对东汉以来察举选官过于重视门第不符合时宜的传统,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颠覆与革新,他指出“举贤勿拘品行”即使是所谓的“不仁”“不孝”“贪财”之人,只要胸怀“治国之策”和“定军之计”,他曹操都一概任用,不含轻视,只重才能。
这种跨时代的超凡意识与开明做法,为曹操迅速积累大量人望。可以说曹操一纸《求贤令》,使得许多因出身而投效无门的有识之士看见了能得以一展抱负的机会,他们又怎会错过?于是,朝野震动,能臣谋士,勇者悍将纷纷投入曹门之下,使得原本靠亲族起家“创业”的曹操得以构建早期的谋士团体和武将班底。
除了对制度的创新,曹操对人才也是相当重视。最成功的案例便是官渡之战。
之前曹操被围困白马,袁绍和曹操双方实力悬殊,如果没有火烧乌巢的转折,曹操肯定会失败。这场战役亦是双方赌上全部家当的北方霸主争夺战,曹操战败后,再想翻身就会困难重重,三国局面会往后延长甚至不会发生。而向曹操献上火烧粮仓之计的,是谋士许攸。
许攸这个人呢,尖酸刻薄,贪名狂妄,有时主公的面子也不管,这令好面子的袁绍甚为不喜。是曹操赤脚迎之,对他表现出特别的器重,才使得火烧乌巢之计顺利成功,为曹操集团奠定下北方霸业。
还有,在讨董大会上,曹操就用其非凡眼光看出刘备三人的不凡,力挺关羽迎战华雄,并在战后一心想收服关羽为己用,充分体现出自己对人才的赏识和渴望。若非关羽一心向着刘备,恐怕心亦会为曹操所折服。
当刘备战败,关羽为曹操所俘,不得不投降曹操所代表的“汉朝”时,曹操也未曾对关羽有所懈怠,让其上马金下马银,给予了其国士般的待遇。官渡一战,关羽最后弃曹操而去,曹操也未横加阻拦,甚至在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之后,他还特意派使者劝阻许诸带领的追兵,给关羽提供撤离条件。
可以说,曹操对人才的非凡的态度,对其之后的霸业起到了内在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