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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文学史上，也许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像《三国演义》那样长时期地吸引如此众多的读者，几百年来，它差不多被整个民族一代接一代地不停阅读。可以说（三国演义》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民族生活的每个角落，对于促进我们民族性格的形成，推动民族精神的高扬，都起着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三国演义》塑造了一大批生动的艺术形象，他们以无情的真实呈现在读者面前：特别在那些重要典型身上，反映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解开我们民族历史许多现象之谜的关键。今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曹操这一形象。
曹操当然是个千古不朽的奸雄。在我国古代小说家所塑造的五彩斑斓的人物画廊中，曹操这个形象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很难找出第二个像他那样深刻、全面、意义深远的反面典型。这是一个剥削阶级利己士又的集中代表，贪欲和权势欲的生动典型。作者把永恒不息、死而后已的贪图权力这一点作为这个形象的基础。这种不知休止的权力追求，支持他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而前一个目标的满足，不过是为了给后一个目标鸣锣开道。这正如霍布斯所说的：“欲望是无所不在的豺狼。”曹操身上的这种无止境的贪欲正代表了当时统治阶级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得无厌的争夺;这种争夺已经达到了不受礼法约束、不顾廉耻的程度。
他的那句使人不寒而栗的自白:“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说得如此赤裸裸地不加掩饰，它直言不讳地供认要把伤害他人当作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而否认对社会有任何需要履行的义务。不仅在思想品质方面，就是在统治权术方面，曹操同样也是剥削阶级、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集中代表。他身上几乎概括了这个阶级全套的统治手法，如专横残暴、权谋机变、假公济私、表里不一；而残暴和狡诈的紧密结合，则是他最为擅长的手法，是这个奸雄最独特的作风。他一方面用残暴的镇压手段来诛锄异己，另方面又用狡诈的手法以便揩干手上的斑斑血迹。他是封建社会一切道德观念的破坏者，但却装出一副虔诚卫道者的面孔；他动辄残贤害善，却处处表现出爱才若渴；他对人民贪残酷烈，狠戾不仁，却做出一副体贴部下、宽仁爱民的姿态。
他到处作恶，并不是不了解善，不知道美德的可贵；相反，他正E是深深懂得善的好处，懂得人们总是乐于接受美言懿行的笼络，而不愿屈从权势威力的裹胁；所以他才有意识地把善与恶的因素萃于一身，用善的旗号裹住恶的实质去征服自己的朋友和敌人。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并不单纯出自灵魂的卑劣.更由于内心的洞察，这才使他能置身于一切情势中，无往而不利。他能够把历代封建王朝所积累的统治权术中精妙入微之处全盘继承下来，并用来操纵局势、左右朝政；他能把封建社会的秩序、法则、传统和道德一概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以实现芟刈群雄、威慑百姓、满足个人贪欲的野心。
但是，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曹操又是一个独特的、个性鲜明的文学形象，是一个具有强大灵魂和顽强性格的具体的人。他固然残暴狡诈，但并不昏庸腐朽、冥顽愚昧；完全相反，作者按照实际情况那样，极力刻画出他的雄才大略、器识非凡、目光敏锐思虑周密、工于心计、意志坚决的种种特色，把他塑造成一个有多方面才能的杰出人物。无论是政治才能眼光魄力、战略战术，甚至文学修养、谈吐风雅，他都高人一筹。他决不是个简单的坏人、浅薄的奸雄，而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他又有着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浑然一体的。他正是凭借这一点，才能在群雄并起的乱世，战胜那些逐鹿中原的竞争者。
他能够毫不迟疑地干他所能干的一切坏事，甚至还能踌躇满志地欣赏自己所犯下的每一椿暴行，就像一个艺术家欣赏自己的作品一样。他看清了封建社会是治世少而乱世多，道德仁义、温文尔雅的假象掩盖的正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实质。他迎合社会上的这股暗流，终于被利己主义的权势欲所压倒。因为，他懂得在那个社会里要想不被别人所吞噬，唯一的办法是去吞噬别人；但要具备吞噬别人的条件，那就要使自己成为强有力者，而追逐权力乃是征服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他才自觉地充当了乱世奸雄的角色，成为与残酷社会相适应的天之骄子。可见，曹操这个形象决不是作家梦想出来的。他乃是恶德的实体，个性化了的社会存在。
如果我们根据作家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考察，曹操就是封建时代的直接映象。他不止是代表一种人生观，虽然他的存在也要求一种理论上的概括；他的活动代表了封建政治角逐场上一种至为残暴的力量，他的行为构成了封建社会罪恶统治的象征。倘若你深人观察这个人物的描写之后，你就会发现作者是抱着冷静而又客观的态度来解剖这混沌一片的丑恶，来搜集这些邪恶而又无耻的特征。作者为我们掀开传统道德帷幕的一角，显示出封建阶级和他们的全部罪恶。你在这儿找不到丝毫人性的面目。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所表示的不是专对个人，而是对典型、对某种世态人情发出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