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早期都城考古的重要基地
二里头遗址具备大型都邑性质，且作为都邑延续时间较长，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早期王朝都城遗址。如此特点，为研究早期都城和早期城市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一）早期都城聚落形态和模式的集中体现
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的系统调查、考古钻探与重点发掘，学界对遗址的规模、结构布局以及所处环境等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为系统研究早期都城的聚落形态和模式提供了实物材料。
二里头遗址作为一大型都邑，具有独特的聚落形态和模式。遗址规模大，具有各种层次的建筑物，等级墓葬分布聚落区域内，手工业种类齐全，遗物丰富，规格高，整体体现出作为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态势。大型宫室宗庙建筑、祭遗存以及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铸铜、绿松石作坊的设立，对都城外围、周边区域形成的强大的文化辐射，充分显示出该遗址作为权力中心的功能。
一般的都城遗址，大都建有围绕聚落的大型城垣防御设施。二里头遗址不见大型城垣，晚期阶段宫殿区建造有宫城墙，早期阶段甚至没有宫城。联系到二里头遗址外围诸如荥阳大师姑、新郑望京楼等同期军事防御色彩浓厚的大型城址的分布，有理由推断二里头都邑军事防御的重点是外围区域，可能施行“守在四边”的防御模式。
（二）早期都城规划布局的典型范例
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谨的大型都邑。该都邑选定在一突出的半岛形岗地之上，南面、西南面为古伊洛河，东面、东北面地势低洼，西北面与陆地相连，在军事防御、防御洪水上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宫城、大型建筑以及道路都经统一规划，方向为南略偏东。设置的宫城略呈纵长方形，面积逾10万平方米，建造有大型宫室建筑群。城区内设置有纵横交错、宽阔整齐的道路网，并长期延续使用。发现有陶质和石板砌成的排水管道，说明城内有一定规模的给排水设施。都邑布局是以宫室宗庙区为中心，北面主要是祭祀区，南面多为铸铜、制作绿松石的手工业作坊区，宫城周围是贵族聚居区，外围分布着一般居民区、墓葬区，显示出宫室居中、最高统治者与普通居民区分离的布局原则。宫城内已发现两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它们分别以一号、二号宫殿基址为核心，都有明确的南北向中轴线。两组建筑基址群具有不同的格式，应具有不同的功用。有学者研究认为二号宫殿基址是宗庙建筑，一号宫殿基址是社稷建筑，二者组成“左祖右社”的布局态势。
二里头都邑方正的宫城、宫城内多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群、不同功用的宫室建筑的设立等规划布局模式，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布局制度的先河，对其后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小屯殷墟以及西周以后的古代都城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探索中国古代都城的形成与发展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早期宫室建筑营造法式的实体展示
二里头遗址勘探发现有30多座大型土建筑基址，已知年代至少涵盖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其中一号至八号基址、十一号基址已进行考古发掘。一号宫殿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米，南北宽米，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土台基现高0.8米。基址中部偏北处为“四阿重屋”式大型殿堂建筑，殿堂前面是庭院，四周有一组完整的廊庑建筑，在南面设有大门。二号宫殿基址平面为长方形，分设围墙、廊庑、大门、庭院、中心殿堂等建筑。三号宫殿基址系一座长米、宽约50米的大型多院落建筑，其内排列着成组的中型墓葬。五号基址由至少三进院落及东围墙、东庑组成，每进院落发现有主殿遗存。这些宫室建筑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群，为研究早期宫室包括宗庙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依据发掘材料，有学者对二里头遗址宫室建筑的布局、结构、性质、营造方法与技术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这些建筑进行了初步复原，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当时宫室建筑的基本面貌。
二里头宫室建筑所显示出的高台化夯土基址，以殿堂为中心、自成一体的封闭性院落，多进殿堂与庭院的组合，“茅茨土阶”、“四阿重屋”式的殿堂结构与建造技术，宫庙分置等特点，在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
四、古代文明研究的圣地
文献记载夏代进入国家阶段和文明社会。夏代文明化进程如何发展，有限的文献材料无法进行深入的揭示。二里头遗址为大型都邑遗址，遗存丰富，文明化程度高，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进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讨论以及90年代后期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新世纪以来从事的“文明探源工程”等大型科研项目，都把二里头遗址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二里头遗址可谓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圣地”。
（一）极大地推动了夏史研究的向前发展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使我国的夏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单纯依靠文献材料进行夏史考证，进入到考古实物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时代。经过几十年的探讨，尽管目前学界对夏代是否存在以及二里头文化与夏的关系尚存在一些异议，但多数学者在探讨夏代历史时，都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进行紧密联系，涌现出一大批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存的深入分析，可以有效地复原夏代历史文化面貌。如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中、小型墓葬，显示出当时应进入等级社会。规模巨大的青铜作坊遗址和成组青铜容器的出土，证明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和青铜文明。大型都城、玉礼器、青铜文明、武器（戈、钺）等遗存的存在，显示着当时已进入文明社会，存在着强大的国家，王权和礼制形成。从二里头文化较大的分布区域和强大的辐射、影响范围可以看出，夏王朝对广大地区实施着有效统治。有学者从资源控制的角度分析二里头时期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判断二里头文化晚期即夏朝晚期成为一个地域国家。有学者从政治行政关系角度论述二里头文化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研究夏王朝内政外交的运作模式。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实物依据。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质疑或否定夏王朝的存在。但从地域、年代、文化特征、社会发展阶段等多方面综合考察，二里头文化应为夏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应为夏代都城，从而证明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夏王朝否定说”是难以成立的。
（二）真实展现夏代都城的面貌
文献材料简略记载夏代有阳城、黄台之丘、斟寻、斟灌、原、老丘、西河等都城，但这些都城的具体面貌并不清楚。属于二里头时代的遗址已发现较多，但真正具有王朝都邑性质的遗址并不多见，二里头遗址即为其一。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研究夏代都邑的重要契机。如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三期为夏都，或认为二里头三期为“桀都斟寻”。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曾长期作为都城，一至四期皆为都城，应为太康至桀期间的夏都斟寻。依据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等遗址材料，有学者对夏商时期的都城制度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主辅都制的理论观点。
（三）客观显示夏代的经济生活信息
有关夏代经济生活的记载文献材料中鲜有涉及。二里头遗址有关种植业、饲养业、采集渔猎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遗存，为研究当时的经济生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根据二里头遗址系统浮选获得的植物遗存，研究者复原了二里头时代的农业经济面貌。如这个时期农作物的主要品种是粟、黍、小麦、大豆等，以粟为主；发现有碳化大米和稻穗图案，说明当时种植水稻。考察分析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标本，可以判断出当时的家畜饲养状况。发掘材料显示，当时的家畜种类主要是牛、猪、羊、鹿、狗等，尚不见家马。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铸造铜器、制作绿松石器的遗迹、遗物，还发现有制作陶器、骨器的遗存，说明当时存在专门的铸铜业、制陶业、骨器和绿松石器制造等手工行业。
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出土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青铜手工业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材料。从各种迹象分析，二里头遗址还应有制作玉石器、木漆器的作坊，存在纺织、缝纫、编织、酿酒、制车等行业。出土玉器数量丰富，风格独具，工艺精湛，显示出当时较高的制玉工艺技术。酒器觚、爵、斝、盉等在墓葬中较普遍地出现，说明当时酿酒业之发达。
二里头遗址发现有车辙痕迹。在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有两道大致平行的车辙痕，两辙间距约为1米。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车辙遗迹，把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提前到二里头文化早期。
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原料、玉器原料、绿松石原料、朱砂、印纹硬陶等遗物，并非二里头本地所产，应是当时通过方国进贡、战争掠夺、贸易或交换而来。而海贝的出土，说明中原地区与遥远的沿海居民存在着某种交往和联系。
（四）有效反映夏代的文化生活状况
都城是文化的汇集之地。有关都邑文化、礼制文化、埋葬习俗、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信息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的情况，二里头遗存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这为学界研究夏代文化生活提供了重要机遇。
二里头遗址漆鼓、陶铃、铜铃、陶埙、石磬的发现，反映出当时在礼仪活动中对乐器的广泛使用。
埋葬流行土坑竖穴墓，有棺椁，铺朱砂，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不见腰坑和殉人现象，凸显其葬俗的独特性。
二里头人存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和祖先崇拜思想。宫殿区北面发现的多处圆形地面建筑、长方形半地穴建筑，其性质应为与祭祀有关的坛或墠，显示出当时都邑祭祀的风貌。二号宫殿等建筑基址为研究当时的宗庙提供了素材。
刻划人物像和动物形象、陶塑动物像等类遗物的出土，显示了当时的艺术生活。龙的形象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如陶刻划龙纹、陶塑龙、贵族墓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说明当时存在龙的崇拜。龙形器全长逾70厘米，由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十分见。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为研究中华民族龙图腾崇拜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材料。
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一些周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如东方岳石文化的夹砂褐陶和半月形双孔石刀，豫北冀南下七垣文化的细绳纹鬲、橄榄形罐、束颈盆，南方的印纹硬陶，长江下游马桥文化的鸭形壶等。同样，周边诸文化如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马桥文化以及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因素。这些现象，为研究二里头居民的对外文化交流与联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五、多学科交叉结合的重要平台
二里头遗址位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区域——伊洛地区，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丰富多彩，这样的条件在夏代历史研究方面是十分罕见的，为历史学科的整合研究以及学界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研究夏史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一）文献与考古资料整合的良好机遇
文献记载豫西伊洛地区与夏王朝历史关系密切，如“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竹书纪年》）、“斟寻在河南”（《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逸周书·度邑解》《史记·周本纪》）、“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史记·夏本纪》）、“夏桀之居……伊阙在其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国……伊洛出其南”（《战国策·魏策》）、“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等。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洛盆地东部，属于大型都邑遗址，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为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相结合研究夏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学界运用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对二里头遗址与夏代历史研究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如夏族的起源、夏代早期都邑由嵩山南麓到伊洛盆地的迁徙、二里头遗址与后羿代夏的关系、夏都斟寻的地望和延续年代、“西夏东殷”的方位、夏桀之居地望、夏王朝与方国的关系、“殷革夏命”、晋南“夏墟”的由来等课题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场所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从事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除了考古学、历史学（包括文献学、世界古代史、历史地理学）者在这里大显身手，也为从事古都学、城市学、文化学、古文字学、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军事学、经济史学、艺术史学、环境科学、生物学、建筑学、天文学以及冶金技术、测年技术、玉器工艺技术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场所［48］。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学界在测年、生态环境、食物结构、冶金技术、制玉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
二里头遗址成为我国碳十四测年技术最为重要的实验基地。20世纪60至80年代初期，测年技术工作者依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33例碳十四标本，对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的绝对年代进行了测定，为探讨二里头文化的性质提供了年代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年代和夏年的确定，主要依据之一便是二里头遗址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的碳十四测年结果。
在生态环境研究方面，有学者通过对二里头遗址进行的孢粉样品采集和鉴定分析，获得了当时的环境信息。二里头遗址出土大量的青铜器，为进行冶金技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标本。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将二里头遗址铜器冶铸技术的研究列为重要子课题之一。有关学者运用现代科技方法和手段，在青铜矿产资源来源、铸造技术、合金成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此外，有学者对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器和绿松石器的制作技术、原料来源、玉器的开片技术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白陶、硬陶等遗物，为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发展与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二里头遗址出土大量刻在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为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
六、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摇篮
多年来，二里头遗址一直是我国考古学专业主要的实践基地。这里是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摇篮，一大批考古专家、学者的成长与二里头遗址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各大学考古专业重要的实习和研究基地
国内各大学考古专业、文博专业、历史专业甚至其他相关专业，多把二里头遗址作为主要的教学观摩和考察基地。一些大学考古专业还多次把学生安排到二里头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以及来自港台的考古专业大学生陆续到二里头进行实践活动。相当多的博士生、硕士生把二里头遗址或二里头文化作为毕业论文选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李志鹏等五位硕士研究生就是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研究对象［55］，从而获得相应的学位，并逐渐成为称职的专业工作者。
（二）田野考古技术与都城考古实践的典范
50多年来，难以计数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到二里头遗址参观、考察，学习、领会二里头工地的考古发掘方法、技术、手段，了解、掌握二里头文化的基本面貌，分析、对比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与二里头遗址在年代、特征和属性上的关系，从而建立起我国夏商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结构体系。
（三）夏商考古专家的孵化工场
二里头遗址发现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设立专门的考古工作站，持续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在长期的考古实践中，以赵芝荃、郑光、杜金鹏、许宏等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考古工作者逐渐成长起来，成为著名的考古学专家。以邹衡先生为代表的诸多学者，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发表了诸多研究成果，成为大师级的考古学家或夏商考古的著名专家，极大地促进了夏商考古学科的良性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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