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影印引子
马清源
北京大学汗青学系博士，现到差于山东省典籍馆
《战国策》一书，多载战国期间各国攻伐之事、谋士游说之辞，叙事奇谲，文辞活跃，惹人入胜，不少记录均可与《史记》等书相参照。固然书中所载史实和说辞颇多文学成份，弗成全以信史对待，但仍为明白战国期间史实与社会情景的严重文籍。和诸多传世先秦古籍宛如，宣扬于今的《战国策》迭经西汉刘向、北宋官方的整治校对，昆裔又有重编改订及恢回复貌的竭力，不论是文本体例仍旧版本流变，都较为繁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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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编订
西汉期间，中秘府藏有一些碎裂册本，“或曰《国策》，或曰《国是》，或曰《利害》，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多记录“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等体例，既非暂时一人之做，所记也有反复、矛盾，并且或者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取材。成帝时，刘向奉诏领校中秘府藏书，把这些史料大略依国别、期间举办整治，删重补阙，厘为三十三篇，命名《战国策》。
刘向的编订本和原始材料之间容有不同，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抄写本《战国纵横家信》（书名为整治者所定），为比较两者不同供给了也许凭藉的材料。但此种不同能否因刘向校书形成，则不能断定，也不消除刘向所见材料与帛书不同的或者性。因而，当前大都学者偏向于将两者辨别红不同的系统来商议。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信》部分图版
（引自《湖湘文库》）
颠末刘向的整治，《战国策》第一次有了通畅的簿本。宣扬于今的《战国策》主体体例均以刘向编订本为根本，部份体例或稍有增损，但完全像貌变动不大。刘向编订本以官方定本的身份宣扬，传至东汉，即有为之做注者，如延笃《战国策音义》，今已散逸。汉末三国间，高诱做《战国策注》，通畅于世。高注本与刘向编订本今后并见于书目记录，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均同时著录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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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巩到孙朴
颠末唐末五代的丧乱，文籍多出缺失。宋太宗、真宗朝，官方校对文籍，先以经史要籍为主。仁宗庆历元年（一〇四一）成书的《崇文总目》说起，《战国策》“今篇卷亡缺，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阙。又有后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缺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可知宋初时不论刘向本仍旧高注本，均已不全。
宋人曾屡次对《战国策》举办校对，个中颇具系统性和影响力者当推曾巩。现存《战国策》均以曾巩校本为根本，卷首皆载有曾巩校对序言，序中云（所引诸人校对序跋，如无非常表明，均据顾、黄校刊本《战国策》）：“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医师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讹谬而疑其弗成考者，而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编校史官册本臣曾巩序。”曾巩在序言中自称时任“编校史官册本”一职，则其校对《战国策》的工夫，大略在仁宗嘉祐末年至英宗治闰年间。与曾巩同时者，有王觉、刘敞等人亦努力于《战国策》的校定。现存姚校本录有王觉等“题词”，称英宗治平初年，王感慨到“钱塘颜氏印本”，但这个簿本脱误较多。治平四年（一〇六七），王觉借“馆阁诸国度藏数本”参校，惟不知所借诸本能否包罗曾巩校本。王觉还自言有求其校本开版印行者，但那时能否刊印今已无考。除王觉校本之外，《孙元忠书阁本战国策后》中还说起“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并记其慨叹之言：“吾老当得定本正之否耶？”看来此书的难校难读。
曾巩的校对，使刘向编订本《战国策》三十三篇的旧貌大要复原，高诱注亦复原有十篇之多。但所存高注格外大概，甚至往后的鲍彪辱骂其“疏略无所稽据”。比较《战国策》高注与《淮南子》《吕氏春秋》两书高注，也会有前者疏略之感，是以清儒钱大昕感慨“似十篇注尚非足本也”。
宋人校对古籍，实现从写本到刻本的动弹，经验一个一直校对的进程。即使雕版印行后，再发觉新题目也会对版片举办改动，现存诸多南宋初年的官版书，每行字数多有不不变的情景，原版显然有剜改踪迹，便是这类情景的表现。宋人还能看到不少起因不同的写本（这些写本的性质与宋往后源出刻本的钞天性质不同），这是也许一直举办校对的根本。与之响应，曾巩的校对劳动，可是使《战国策》大略框架得以复原，并不象征着校对劳动的究竟实现。
曾巩的校本虽不完竣，但大略也许读通，又带有官定性质，是以广为宣扬。姚宏曾言“旧本有未经曾南丰校对者，错误尤弗成读。南丰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阳刻本，皆祖南丰，互有得失”这样，看来曾巩校本之外的版本大都被淘汰，而曾巩校本又衍生出不同的刻本。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孙朴入馆阁校对，得见曾巩三次校本，时距曾巩校对曾经从前二十年，但孙朴仍前后再历八年，参考苏颂本、钱藻本、刘敞本、集贤院本等，校对数次，终归在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告蒇，“遂为定本”。孙朴校本固然称“遂为定本”，但本质上只需还能看到其余写本，究竟很难抵达“定本”的状况，加之其校本深藏秘阁，从现有质料也看不出那时有遍及宣扬的迹象，直至五十余年后，孙朴校本（或校本的传钞本）为姚宏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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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鲍分途
南宋初年，剡川（今宁波奉化）人姚宏从孙朴族后代悫处得到孙朴校本《战国策》，这个校本“似非元书”，或者是展转过录本。姚宏以此校本为原本，归纳所见他本，举办校对和续注。大要今本注文无记号者为高诱原注，标“续”者为姚宏续注，标“曾”“钱”“刘”“集”“一册”等者为孙朴及姚宏所见异文。姚宏自序后题“绍兴丙寅中秋”，即高宗绍兴十六年（逐一四六）。华夏国度典籍馆藏一南宋刊本（即下文第四节所言顾、黄校刊原本“高氏本”），半叶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宋讳缺笔至“构”字，刻工陈锡、毛昌、徐杲、毛谅、洪先等皆南宋初年杭州区域良工，因而被认定为“绍兴间杭州区域刻本”。[一]此本之刻与姚宏校对工夫相近，很或者是姚宏亲身垄断刊刻的，但书中版面又有剜改踪迹，表明刻成往后又有改动。元人吴师道曾录姚宏弟姚宽序，其序编年“上章执徐”，即绍兴三十年（逐一六〇），全文与姚宏序小异大同，惟多“晚得晁以道本”一句，或姚宽在姚宏殁后再有续订（那时姚宏因忤秦桧被害）。又，姚注本非止一刻，吴师道云：“剡川姚宏续校注结尾出，予见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录、刘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刘次序之。盖先刘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看来姚宏本刻成往后亦经重校、改动。
南宋绍兴间刻姚本《战国策》书影
（《中华再生善本》影印，即下文所谓“高氏本”）
经宋人曾巩、孙朴、姚宏等校对，刘向编订本《战国策》得以大略恢回复貌，其文本又一次抵达相对平稳的状况。跟着刻本的时兴，其余写本渐次亡佚，宋朝往后再没有前提举办宛如的校对了。但须要指出，客观前提的束缚、主观意识的搀杂，决议了由诸多写本校对出一个定本格外艰难。曾巩等人所做的劳动，不啻于刘向校书的重现，毫无疑义，校对出来的簿本弗成能尽如人意。固然也许确定现存姚本的完全框架与刘向编订本没有太大的差别，[二]但部分仍有疑义。宋往常古籍尚引有不少《策》《注》佚文，部份语句也与姚本不投合。姚宏跋语中已说起不少“正文疑逸”之处，近当代学者刘师培《书战国策后》、郑良树《战国策探索》等对此也有过深入商议。其余，姚本再有一些遗留题目，最显然者如卷三十三《中山策》末有《昭王既息民缮兵》一章，乃秦事，显然不该隶于此。范祥雍教师揣摩：“这是曾氏所得高诱注残本这样。高注本残佚过分，次在卷末，盖校书者续得此一章，不能自力成卷，因附缀于书尾《中山策》后。它的不隶于《秦策》，乃出于校者的立场谨慎，保管原本像貌，并非愚笨。此校者是曾巩或昔人，不能妄断。”[三]
姚本《战国策》著录于南宋初尤袤《遂初堂书目》，后来吕祖谦《大事记》、王应麟《困学纪闻》等均有征引，看来那时宣扬尚广。到了元朝，吴师道言“剡川姚宏亦注是书，……而世罕传，知有鲍氏云尔”，则姚本已甚稀见。姚本的渐不时兴于世，除了文字仍比较难读外，还在于浮现了颠末改编的“鲍本”。鲍本出自姚宏同期间的缙云（今属浙江丽水）人鲍彪之手。鲍彪自序称绍兴十七年（逐一四七），险些与姚宏同时对《战国策》举办校对。鲍彪的校对，除径改文字以便赏玩外，还对篇章构造做了洪量调动和改编。如将原书按国别分为十卷，国别下标君王世次，策文隶下，完全改编暗寓编年之意；还参考《史记》等书另做新注，所注虽有纰漏，较之原有的高注终归为详。鲍彪在没有根据的情景下，但凭己意将《战国策》原文大加改动，已尽失刘向编订根源貌。今后《战国策》版天职为“姚本”与“鲍本”两大系统。
南宋绍熙间刻鲍本《战国策》书影
（《中华再生善本》影印）
随便变乱古书，此刻来看并欠妥善，但鲍本反越过于姚本之上而大行于世，亦有其缘由。首先，改编往后的鲍本或者更相符普遍人对《战国策》做为记录战国期间史实的“汗青”的认知，文字较之姚本也更顺畅。吴师道云：“鲍能分次章条，胪陈注说，读者眩于浮文，经常喜称扬之，而姚氏殆绝。”这类情景与南宋李焘改编的《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庖代《说文解字》原本时兴于南宋、元、明颇宛如。再者，元吴师道对鲍本做了校对，使之愈加完竣。鲍注时有纰缪，吴师道参考众书为之改正拾补，《四库总目撮要》称“古来注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吴师道校原本仍用鲍本为原本，一方面是鲍本较通畅，另一方面“欲从旧本，则不见校对之意”，另将姚本的目录冠于书前。如许既保存了鲍本便读的特色，又改正了某些疏失，还保存了姚本篇章构造情景，集三种益处于一书，遂成为元明至清朝中期往常最时兴之本。
元刻明修吴师道重校鲍本《战国策》书影
（《中华再生善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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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黄校对
明末清初，大略从汲古阁毛晋起头，发行古书的观念产生了动弹，由便利赏玩转为更偏向于保管古书原貌。如上文说起的《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便慢慢为汲古阁重刊宋大徐本《说文解字》所庖代。与之宛如，《战国策》姚本的运道也因而得以动弹。
翌日启年间，钱谦益获宋版《战国策》两部，均为剡川姚氏本，因前后从梁溪（今属江苏无锡）安氏、梁溪高氏处得之，昆裔别离以“梁溪安氏本”“梁溪高氏本”称之（下径称“安氏本”“高氏本”）。钱谦益往后，“安氏本”递经钱曾、季振宜、汪启淑等收藏，原本已不知所终，仅存钞本宣扬。
清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陆贻典从钱曾处借得“安氏本”钞录一部，后又于叶林宗处得到“高氏本”钞本校对。顺治十六年，陆贻典又借得“高氏本”原本及毛晋目耕楼钞本再事校对。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德州卢见曾以陆贻典所校“安氏本”为原本，发行雅雨堂本，很快庖代吴校鲍本系统，成为那时最时兴之本。陆贻典之校本后归黄丕烈，再归张金吾爱日精庐，张氏书散往后下降不详。
除陆贻典钞本“安氏本”外，清朝再有“安氏本”多种。其一为顾之逵小念书堆所藏，递经汪士钟艺芸书舍、汪振勋修汲轩、杨氏海源阁、齐鲁大学典籍馆等收藏，现藏山东省典籍馆。全书四册，半叶十行二十字，有顾广圻、黄丕烈题跋，均定其从“安氏本”钞出。其二原系吴志忠所藏，亦从“安氏本”影钞，每册有钱曾子钱楚殷之印，厥后失传。另国图现藏一清初影宋钞本，曾经清人徐骏以及近人周叔弢收藏，审其行款版式与山东省典籍馆藏本一致，且冠曾序于前，当亦从“安氏本”影钞。
山东省典籍馆藏“安氏本”书影
（引自《山东省典籍馆馆藏珍品图录》）
国度典籍馆藏“安氏本”书影
“高氏本”则于钱谦益往后，展转经张士俊、冯秋寉、毛榕坪、金德舆、鲍廷博等人收藏，于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冬归黄丕烈。黄氏得书往后，即请顾广圻对校他本，于嘉庆八年（一八〇三），影摹重刊入《士礼居丛书》。黄丕烈往后，此书先归松江韩应陛读实用书斋，再归南海潘氏宝会堂，今藏华夏国度典籍馆（即上文所言国图藏南宋绍兴刊本），近已影印入《中华再生善本》。
前已言及，吴师道所见姚本两种，其一目录、刘序在书前，曾序在书末；其一曾序在书前，而刘序接厥后。顾广圻往常者对应“高氏本”，后者对应“安氏本”，虽无确据，然亦贴合。两者文字略有不同，[四]“安氏本”稍多讹字。又，“高氏本”多剜修之处，顾广圻后记中曾举第六卷第四叶首三举动例。张元济《宝会堂宋本书录》也说起剜修处再有“第三卷第五叶后十一行；第七卷第五叶后七行至十一行；第十八卷第一叶后一行至五行；第二十九卷第三叶后九行至十一行，其下半行且原缺补写；又，《序录》第一叶后二行至八行”。两者行款也不宛如，“高氏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而“安氏本”钞本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黄丕烈感慨“高氏本”为原刻，“安氏本”为后刻。今以第三卷第五叶右第十一举动例，“高氏本”剜修增字甚至版面拥堵；“安氏本”钞本文字宛如而版式寻常，当是原本即这样。其余多类此。[五]也或者“高氏本”先刻，后剜版改动；“安氏本”后刻，据以订正后重刊。但重校改动而不注异文，亦失姚校良心。
右图：“高氏本”剜修增字甚至版面拥堵；
左图：“安氏本”钞本文字宛如而版式寻常。
在黄丕烈得“高氏本”往常，顾广圻就已着意于《战国策》的校对。雅雨堂本行世后，顾广圻曾取之对校吴师道校注本，发觉雅雨堂本不少文字与改字后的鲍本系统宛如，初不解其故。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夏，顾广圻取从兄顾之逵所藏“安氏本”钞本再校雅雨堂本。三年冬，黄丕烈得“高氏本”，嘱顾广圻以“安氏本”钞本参校，顾广圻认为“高氏本”胜于钞本。四年春，顾广圻又取“高氏本”校雅雨堂本，究竟发觉雅雨堂本在校对之时，参照鲍本系统对原本中某些字句做了改动，已非“安氏本”原貌。[六]顾广圻对此辱骂道：“传古书而不传古书之真，当得谓之能传古书乎？虽谓显而仍晦可也。”[七]八年（一八〇三），黄丕烈重刊“高氏本”，顾广圻又为校雠一过。看来，从嘉庆二年到八年，顾广圻前后校对此书起码四次。顾氏手校雅雨堂本于“西泠印社二〇一〇年秋天古籍拍卖会”现身，见有书影一叶，有“嘉庆二年四月顾广圻校”“四年仲春椠本覆校”“嘉庆八年黄荛圃重刻此书，为之校雠重读”等字样。二百年后，犹可想见顾氏早年校对情景。
顾广圻批校雅雨堂刻本《战国策》
（图片引自西泠印社拍卖公司网站）
今观顾、黄覆刻之本，全书三十三卷刊刻精工，行款点画、忌讳阙笔（徵、敬、桓等）、版心刻工等一仍宋本之旧。原书卷首及卷一第一至六叶、书末序第五至六叶原阙钞补，覆刻本则于当叶栏线外刻“宋阙钞补”以明之。书前有嘉庆八年仲冬钱大昕序，卷三十三末有牌记“嘉庆癸亥秋吴门黄氏读未见书斋影摹宋本重雕”。末附《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条记》上中下三卷，前有黄丕烈序，后有顾广圻跋，卷下后有牌记“嘉庆癸亥冬吴门黄氏读未见书斋开雕”。[八]完全而言，可称清朝仿宋刻本中的佳构。但也偶有刻工手误，如卷一第八叶左第一行注文“竖”看成“坚”，卷三第二叶左第一行注文“速”看成“远”，均系形近而讹。
由顾广圻代黄丕烈所做之《条记》三卷，更看来该本校对的审慎。《条记》先标宋刻原文，注文中对勘雅雨堂本及黄丕烈家藏元至正乙巳吴师道校对鲍本，“详列异同，推原卢本致误之由，订其失，兼存吴氏重校语之涉于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备”。既校雅雨堂本（《条记》以“今本”称之），校其误、论其据鲍本改姚本正文之疏；又对勘吴校鲍本，列姚本、鲍本两系统的文字差别；吴师道校对之涉于字句者列于后。再以“丕烈案”标帜，引经据典，定文字异同正误，多意见阙疑存古，不尽以文从字顺为是。《条记》一编在手，开卷即明了宋本、雅雨堂本、吴校鲍本之间的不同，文字异同纤细毕列，考据详实博赡，便于哄骗。其余，《条记》中偶见的疏失，范祥雍教师已言及，其采纳元刊吴氏校注本中的鲍注来修正鲍失，但有些文字并非鲍误，本质上是吴本之误。[九]顾广圻或者未见鲍书单注本，故有此失。是书刻成往后，顾广圻很是自傲，云：“昆裔欲读《战国策》，舍此本其何由哉？”其言不虚，顾、黄如今堪称清嘉庆于今赏玩探索《战国策》首选之本，其学术代价不输宋刻原本。
顾、黄校刊本行世后，递有翻刻、翻印本，除各样石印本、付梓本外，再有同治八年（一八六九）湖北崇布告局翻刻本、光绪二年（一八七六）成都尊经黉舍翻刻本、光绪三年永康胡氏退补斋翻刻本、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新化三味书室翻刻本等多种。现时各样点校本虽多以顾、黄所校姚本为原本，但原书久未影印出书，学者常引认为憾。今福建国民出书社取《士礼居丛书》原本及《条记》一并影印，便于学者的赏玩和哄骗。
评释：
[一]《华夏版刻图录》（增订本）目录一。
[二]一九〇〇年瑞典人文雅赫定在新疆楼兰古城遗迹发觉了汉朝《战国策》残叶（存六行弱），文本与现存姚本《燕策》第一章末登科二章辅弼同。其余，何晋教师《战国策探索》颠末考查《战国策》佚文，也感慨今本和刘向编订本不同不大。
[三]范祥雍《战国策传根源头考》。
[四]彭翔生《影宋精手本姚校战国策校记》文及第“高氏本”“安氏本”异文四条，见齐鲁大学文学院《国粹汇编》一九三二年第一期。
[五]惟顾广圻所举第六卷第四叶首三行之例与此不同，此处“高氏本”业已剜修，而“安氏本”仍从未修之文，或“安氏本”改之未尽。
[六]彭翔生曾对校雅雨堂后印本（按雅雨堂本亦有初印与后印之别，本文从略）与山东省典籍馆所藏“安氏本”钞本，详列异同，见彭氏著《影宋精手本姚校战国策校记》。
[七]语出顾广圻嘉庆四年仲春校雅雨堂本跋，今有袁廷梼过录本存国图。
[八]据王欣夫教师言，初印本无钱大昕序及《条记》等，见《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又钱氏撰序工夫及《条记》刊刻工夫均为嘉庆八年冬，晚于正文刊刻之嘉庆八年秋，钱氏撰序及《条记》当为后印时所添入。
[九]见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例言》。
做家简介
马清源，男，年生，山东昌邑人。-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汗青学系，获汗青学博士学位。现任用于山东省典籍馆汗青文件部，山东大学儒学高档探索院博士后在站。探索方位为古籍版本学、经学史、礼法史。颁发《汉书宋人校语之原貌与动弹》《鲁国郊祀滥觞及扩充工夫的认知变化》等论文，参加订正点校本《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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