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会场一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会议室）如果“作者”被淡化，“作品”的内在统一性消失，那么，文学史研究的“作家——作品”模式会不会面临“底层崩塌”？当下既有的文学史研究的西学范式是否需要更新？中国传统文章学传统应该如何接续？近年兴起的文本研究范式，又将为文学、历史研究带来怎样的改变？针对此类问题，年3月23-25日，图像·实物·文本——“早期中国文体研究的多维思考与探索”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周秦汉唐读书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针对实物、图像、文本的综合研究可能带来的崭新的文学研究范式，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先生指出，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入，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例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为文本研究提出了更多可以阐释的空间；宗教、图像、实物等进入文本研究之后，在为文学研究打开广阔空间的同时，也提出了学术研究的“边界”与“综合”的矛盾。如何结合实物、图像与文本，将图像背后的历史、文化元素，尤其是文人的社会生活史、政治史表现出来，是文本与图像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的关键。以往的学术研究，不太注意口述与文字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从口述到历史，或者说从口述到文本，有一个特定的复杂过程。揭示这种演变过程，就为深入了解文本、文学、历史带来了更多可能。另外，文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值得深入思考。学术研究有规律性，同时也有复杂性，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带来学术研究的缺陷。以上这些话题，都涉及到文学、历史研究的深层问题。从历史发展过程中看，“文本”是决定一切学术进程的枢纽。而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改造过的“文本”，则决定了后世知识体系的结构与历史观的形成。文本是如何被改造为历史叙事的主角的？徐建委《战国儒家与先秦历史知识的塑造——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考察为中心》认为，我们知识世界中的先秦，实际上是汉代儒家改造过的五经、汉唐经学家重构的注疏等“强加”给我们的结果。我们对先秦的认识，不过是被汉唐学家“洗脑”之后的产物。对于五经文献的使用来说，不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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