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不能全身而退，嬴政何颜立于天下！
朕统六国，天下归一，筑长城以镇九州龙脉，卫我大秦、护我社稷。朕以始皇之名在此立誓！朕在，当收土开疆，扫平四夷，定我大秦万世之基！朕亡，亦将身化龙魂，佑我华夏永世不衰！此誓，日月为证，天地共鉴，仙魔鬼神共听之！始皇何等霸气！
秦国统一的奋斗史，充满奇人奇事、奇谋奇迹，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青春活力、威武雄壮的英雄时代。
叩问这段历史，直面而来的是：秦国当初作为一个偏居西部的落后小国，何以竟能魔术般地由弱变强、兼并诸侯、实现统一？秦国究竟靠的是什么？它的政治、军事、外交究竟有什么非凡之处？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处处能感受到一种生龙活虎、斗志昂扬的“秦国精神”。
秦国最富于积极进取的精神
秦国是在嬴非子时代（约公元前年）才由嬴姓部族变为封国的。而受封的原因，完全得益于自身的“特色经济”。想当初，商周时代，中原先进地区业已放弃牧业经济，转入单一的农业经济。而地处西部干旱山区的天水、宝鸡一带的秦人，则由于地理环境宜牧不宜农的缘故，仍然从事传统的牧业生产，因而成为当时唯一以养马放牧为主的特色经济区，养马成为早期秦国的名牌、支柱产业。嬴非子时期，秦人养马已经闻名内外，且对周王室不断提供大批战马，由此被周孝王姬辟方封为“附庸国”。秦国就是这样靠独特的牧业文明进入历史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
首先，秦国养成了精于骑射、英勇善战的战斗精神。牧业发达的民族，单兵骑射技艺、军队机动性能一定高超。秦国地处西部，周边尽是西戎、犬戎等蛮族势力，战争冲突最为频繁。秦国正是在与戎族的长期斗争中得到锤炼，养成了奋发进取、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其次，秦国发扬了游牧民族最富于向外扩张的冒险精神。秦国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走出天水、走出关中、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除“中衰时代”外，其历代君臣很有点敢“冒”的精神，且精力充沛，具有强劲活泼的生命力和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第三，秦国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的创造精神。由于某种原因，周王朝统治下的中原各国，普遍有一种“崇古守旧”的思想心态，其眼睛只向后看，把理想追求放在过去的“尧舜禹汤文武”时代。唯独秦国不受儒家周孔礼法的影响，几百年中，始终把眼睛盯在东扩的前进目标上，积极进取，敢为人先，不法先王，不期修古，有一种敢想敢干、创造未来的雄心壮志和倔强精神。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基本模式，就是秦人首创的。
图片来自网络秦国最富于执着追求的精神
追求武力统一，是秦国坚定不移的基本路线。自秦献公嬴师隰以后，秦国追求统一的意识和决心日益强烈，历代国君都把富国强兵、实现统一作为执着追求的奋斗目标，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贾谊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史记·秦始皇本纪》)。直到秦王嬴政，无不贤明雄健，一心追求武力统一。
中国历史上，一两代帝王发奋图强的现象是常见的，而像秦国这样连续出现七八代雄才大略的贤君，且始终坚定不移地围绕一个奋斗目标执着追求的情形，实在是绝无仅有的。
从秦国创业史中，我们不难看到，秦国数代以来专务统一。贤为统一而求，官为统一而设，谋为统一而出，师为统一而兴，外交为统一而往，内政为统一而修。在武力统一问题上，秦国目标明确，意志坚定，计划周密，深谋远虑，处置得当，尽得时机。而六国则消极自保，
斗志痪散，谋而不远，合而不坚，目标不明，互相缠斗，多失时机。正如晁错所说：“六国者，臣主皆不肖，谋不辑，民不用。”(《汉书·晁错传》)。这种对比是十分明显的。
秦国最富于广招人才的精神
无论古今中外，人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谁能重用人才，人才就投奔谁，这是一个通用的人才定律。秦国在大量引进外来人才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其历代显赫的执政大臣，大多是外来的客卿，最著名的有：百里奚、蹇叔、由余、公孙枝、丕豹、商鞅、张仪、司马错、甘茂、魏冉、范睢、蔡泽、蒙骜、吕不韦、李斯等。秦国正是靠这批杰出的人才赢得天下的；而其历代国君则是靠虚心求贤、重用重奖的精神赢得人才的。正如《晋书·段灼传》所说：“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由是四方雄俊继踵而至，故能世为强国，吞灭诸侯，奄有天下。”
大量引进人才，始于秦穆公嬴任好。这位雄心勃勃的国君，很有不拘一格、积极引进人才的求贤精神，即位不久，他就设法搜罗人才。国内没有，就从国外引进。只要能为我所用，则不管他是哪国人、哪个民族、出身高低贵贱。正是在这种开阔的胸襟、开放的政策、开拓的精神下，秦国不断从境外引进杰出的谋臣武将，使自己一跃成为超级强国。而东方六国，等级观念和宗法制度十分严格，政权完全由世袭的贵族卿大夫把持，像百里奚、商鞅、张仪、范睢、李斯等出身低微的外来人才，很难跻身其中，而一旦投奔秦国，便能得到重用。
秦国曾经有过多年的中衰时期(前一前年，见拙著《秦国演义》)，中衰的原因是长期不注重延揽人才。而邻邦魏国则是战国初期新兴的超级强国。可是，魏国自从建立以来，执掌国家大权的人物，好像都与自己的国家有仇，非要釜底抽薪，把国家的人才统统撵走不可。像吴起、孙膑、公孙鞅、张仪和范睢，无一不是被魏国逼到敌人阵营去的。无论古今中外，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而最高当权者又决定人才的命运。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是专制时代与民主时代通用的政治定律。秦国则从秦孝公嬴渠梁起，下令求贤，唯才是举，大量引进人才，终于完成统一大业。
秦国最富于务真求实的精神
同六国相比，秦国很少有僵化的诗书礼乐、森严的等级观念、繁琐的礼仪制度和迂腐的仁义道德束缚，人心豁达，富于勇敢创造和务真求实的精神。那种宽衣大袖、好讲仁义的儒家分子在秦国最没市场。李斯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荀子·议兵篇》)。所谓“便”，就是制度简便易行，摒弃繁琐迂腐的仁义礼法。秦王也说：“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列子·说符篇》）。秦昭襄王嬴稷，更直截了当地对荀况说：“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儒效篇》）。正是这种务实的精神使秦国始终拒绝空谈漂亮的仁义道德，始终排斥像孟轲、庄周、惠施、荀况那些崇尚仁义、于世无补的名士。这些人在秦国吃不开，而东方六国则是他们的天堂乐园，于是他们及其儒家后学，才把六国颂扬为中原“礼义之邦”，而把秦国骂为不讲仁义的“虎狼之国”。问题是落后就要挨打，富国强兵才是硬道理，再好的仁义道德也不能救国。
图片来自网络秦国最富于彻底改革的精神
“新陈代谢”——任何制度运行过久，一方面其自身会产生惰性；另一方面会与变化了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必须自觉加以改革。
“穷则思变”——任何改革无不肇始于旧秩序日益山穷水尽的困境。但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或集团每到这种困境，就一定能够自然而然地走改革之路，关键要看统治集团愿不愿意和有没有能力改革。
历史走入停滞或僵持时期，就是到了即将巨变的关头，政府若不采取积极措施，自觉实行变革，历史将会盲目暴发毁灭式的巨变，使社会遭受巨大破坏。就像一条壅塞的大河，日益趋于决口的时刻，如不及时加以疏导排泄，它将轰然一声，自发地冲毁堤岸，吞没一切。处在巨变的关头，拒绝改革的国家必然没落、灭亡；改革不彻底的国家，内政一定混乱；只有有能力彻底改革的国家，才会转弱为强，获得生机。不幸的是东方各国，宗法制度顽强地维护着旧贵族阶层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那些既得利益者永远把改革恨之入骨，他们宁肯看着国家灭亡，也不肯实行任何意义上的彻底改革。而秦国则是最富于改革精神的。
秦国的改革也是在国家“百年中衰”最严重的时刻启动的。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彻底、最深刻、最伟大、最成功的改革，发轫于秦献公嬴师隰，完成于秦孝公嬴渠梁，历时近半个世纪(前一前年)，使秦国迅速由侏儒变为巨人。
秦献公嬴师隰执政前，流亡在外达三十年，有机会接触下层，考察新兴的魏国政府，使其眼界和胸襟大为开阔。执政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为秦孝公的进一步改革开创了先河，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年仅21岁的秦孝公嬴渠梁，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下令求贤，任用商鞅变法，大刀阔斧地实行一系列最全面、最彻底的改革，很快就把一个偏僻落后的“夷狄之邦”变成天下强国，由此奠定了秦国统一大业的基础。可以说，改革是秦国由弱变强的关键，嬴渠梁和商鞅两位伟大政治家勇于改革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借鉴。
图片来自网络秦国最富于奉公守法的精神
商鞅变法，大大加强了秦国的法制建设和社会治理，从而使社会风气肃然一变，政府效率很高，各级官员无不奉公守法、精忠报国。荀况亲到秦国考察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荀子·强国篇》)。这种政治局面是东方六国望尘莫及的。由此可知，秦国的统一实在是“战胜于朝廷”的。
秦国历代国君都能带头守法。秦孝公嬴渠梁支持商鞅对违犯新法的太子嬴驷及其师傅嬴虔一伙，进行处罚。“及孝公、商鞅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篇》)。秦昭襄王嬴稷不因百姓对他个人爱戴而循私枉法，说：“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就连秦始皇嬴政也是“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
由于奉公守法，秦国避免了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使政权长期比较稳定，立国七百多年，绝少出现政权动荡和杀君篡位事件，内部政变仅有四次(前年秦出公被杀、前年秦怀公被杀、前年嬴出子被杀、前年季君之乱。见拙著《秦国演义》)。而东方各国则政变不断，至如卫、晋、齐、郑等国，杀君逐君事件各达十余次，“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
由于奉公守法，秦国历代高级官员中，从未出现过像楚国的靳尚、赵国的郭开、齐国的后胜等一批被敌人金钱买通的腐败分子。千古以来，我们为秦国的政治成效和奉公守法精神感到自豪。
图片来自网络秦国最富于民主决策的精神
民主与法制是公平高效政治的两大支点。秦国虽是一个专制王国，但其对军国大事的决策，却是经过君臣充分讨论之后作出的，从而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
比如在战争决策上，秦国领导集团能够济济一堂，发扬军事民主，确定最佳战略进攻目标，寻求最佳破敌制胜之策。例如：“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曰：‘四国为一，将以图秦……，为之奈何？’……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战国策·秦策五》)。此外的例子还有秦穆公嬴任好商议要不要救援晋国、商议对俘获的晋惠公姬夷吾如何处置；秦孝公嬴渠梁商议要不要变法、秦惠文王嬴驷商议先伐韩还是先取蜀；秦昭襄王嬴稷商议三十万敌军逼来，是撤是守还是战；秦王嬴政商议韩非上书“存韩”的主张、商议要不要实行分封制，等等。这些足以说明，秦国每遇重大问题，国君都能召集会议，虚心问计于群臣，集思广益，发扬民主，议而后决，谋而后行，使绝大多数情况处置很得当。只可惜秦国统一之后，嬴政热衷于极端专制主义统治，下令取销了这种保证秦国正确决策的民主议事制度，大搞一人独断专行，终于招致亡国灭种之祸。
秦国最富于外交斗争的精神
秦国战胜六国、实现统一，绝非仅仅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其外交斗争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同其他战线相比，外交斗争往往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秦国在这方面能够左右逢源、随心所欲、无所不用其极。而六国则显得十分低能，处处中计上当，被秦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例如，秦国多次通过外交手段，每每使六国合纵联盟倾刻瓦解；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长期结好于齐国，使其不加入抗秦阵线；反复采用诈术，把魏国大将公子卬、楚怀王芈槐、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等人加以诱捕，迫使他们答应秦国的要求。尤其是实行“金间政策”，收买敌国要员，铲除强硬对手。主要办法是，秘密派出一批间谍，携带金银珠宝，前往各国游说，进行反间。各国有名望、有影响的大臣，能收买的，重金收买；拒绝收买的，派出刺客对付，或借敌国奸臣之手，把他杀掉，从而给六国以沉重打击。比如，张仪行贿使楚国与齐绝交、范睢反间使赵括取代廉颇、蔡泽离间使魏国排斥魏无忌、李斯反间使赵国杀掉李牧，等等，无不其效如神。待到反间成功，各国自毁长城后，秦国派出大军，轻轻一击，一个个像水面上的气泡一样，顿时破灭。这是一项十分可怕的外交政策。
值得深思的是，秦国的金钱为什么每每能够买通六国中的败类，如靳尚、郭开、后胜之流，从而使秦国达到在战场上达不到的目的？而六国为什么在秦国官员中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只有一再割地赂秦，以换取暂时的安宁，结果不免走向灭亡。部分文章转自-李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