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竽充数”是妇孺皆知的成语典故，一直被赋予了两个寓意：一是讽刺没有真才实学而蒙混过关的人；二是讽刺不辨贤庸却爱慕虚荣的掌权者。然而，我们只看到历史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它的另一面。
“滥竽充数”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上》，原文：“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一曰：韩昭侯曰：‘吹竽者众，无以知其善者。’田严对曰：‘一一而听之。’”
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是这样的：齐宣王让人吹竽，一定要有三百个人来同时演奏。南郭处士请求为宣王吹竽，宣王很高兴，伙食待遇与那几百号吃官粮的同等标准。宣王死后，湣王继位，喜欢一个一个地听他们吹竽，南郭处士便逃跑了。另一种说法：韩昭侯说：“吹竽的人多，我无法知道其中吹得好的人。”田严回答说：“不妨逐个听他们演奏。”
这个故事有两个地方让人不可思议。南郭先生明明知道自己不善吹竽，竟然报名参加齐宣王的乐队，一旦被发现，是要杀头的，难道吃了豹子胆？齐宣王既然为吹竽者提供了丰厚的伙食待遇，为什么又不对他们进行能力测试呢？
我们只要弄清了历史原委，就会豁然开朗。
齐国的地理条件是得天独厚的。东为半岛，环之以渤海、黄海，西有黄河天然屏障，南有泰沂山脉依托，北临黄河、渤海，一方面，四周天然的屏障造成了地理位置的相对独立，使得齐国具有形成独立性文化的条件；另一方面，三面环海，使得齐国具有多数内陆国家所没有的海洋文化特点。山海相间、河流众多、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有利于发展农牧业；物产丰富、资源肥厚、兼具山海河流之利，有利于发展商贾外贸。而齐国作为四塞之国，军事上易守难攻，列国纷争、战争频仍对其影响不大，内外政治环境相对稳定。
齐国的开明治理使得地理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它以临淄为中心，是周成王给国师姜子牙的封地，当时的山东半岛地区多是东夷人，他们最重要的习俗就是尊贤尚攻。齐国自姜太公开始就因势利导，在文化上“因其俗，简其礼”、政治上“举贤而上功”、经济上“农工商皆重”、思想上“自由开放”、学术上“百花齐放”。在实际治理中，尊重土著东夷人的风俗习惯，抛弃文化的繁文缛节，简化礼仪；尊重有能力的人，选择有本事的人做官，吸收大批东夷土著到统治阶层，并且根据地方情况，采用五都制，就是国家分为五个区，每区设一大夫治理，有军权、行政权，每年正月到国都述职；摒弃其他诸侯国重农抑商的做法，重视农工商的协调发展，奖励农牧、发展手工副业、扶持商贸；管子提出“以人为本”，晏子提出“以民为本”，齐国成为周朝思想最自由开放的方国；“稷下学宫”的设立使得各地学者纷纷涌入临淄，兵家、墨家、道家等学派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开创出“诸子百家争鸣”的战国奇观。
姜太公齐国一直坚持这些开明的国策，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农牧业、工商业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先秦最富裕的诸侯国。它在农时学、地宜学、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农田水利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粮食不仅自给自足，还能出口；它的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都是核心产业，特别是改进了“煮”盐工艺，掌握了“盐”这一重要资源，使其富甲一方，兵甲数万。
到了齐桓公时期，管仲更是提出了“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但凡有评价齐国的描写，通常提到的就是它的经济发展以及富饶状态。
“桓公既得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史记·齐太公世家》）
“夫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史记·高祖本纪》）
“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史记·货殖列传）
……
根据司马迁的描述，从姜太公开始，天下的财富就向齐国聚集，管仲相齐，尽管只是个陪臣，却比别国的国君还富裕，吕姜齐国的富裕状态一直延续到田氏代齐。
经济的发达、思想的开放、学术的自由，必然造就文化的繁荣。
《战国策·齐策》中有一段描写，“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古代通常是大家庭单位，七万户也是大几十万人口，竟然人人都能够去发展自己广泛的业余爱好，对比当今世界，也没几个国家能做到。
齐国都城临淄于是，“滥竽充数”这样的故事发生在齐国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物质和精神文明发达的齐国，吹竽已是相当普及，可谓人才济济，齐宣王喜欢听合奏，需要人的庞大乐队，认为没有必要对报名者进行能力测试，再者，南郭先生虽然不是吹竽的高手，但在耳濡目染之中，或多或少会一点，在乐队里装模作样的混点还是可以的，不然，就算待遇再好，吃了豹子胆，也不会傻到铤而走险，这可是杀头之罪。
“滥竽充数”的历史背景就是齐国开明政治下经济的发达、思想的开放、学术的自由、文化的繁荣，在长达多年的岁月里，只不过被选择性忽视，才导致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诚如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所言：“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在极其辽阔的黄河、长江流域，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耕时代，中国的确需要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来应对自然灾害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就成为了统治者的必然选择，“滥竽充数”的那两层寓意由是威名远播，而齐国开明的民本政治当然被雪藏。不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民大众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落在历史真相上的厚重的尘埃终将一点一点地被拭去。秦汉以降的多年的专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又算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