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医院曝光 http://www.kstejiao.com/m/史学沿革史学的发展与文字的出现紧密相连，有了文字，人类才开始了自身历史的记载。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卜辞和金文。卜辞是殷、周时期奴隶主贵族贞卜的记录，因刻写在龟甲、兽骨上，又称甲骨文。殷代卜辞记录了自盘庚迁殷到殷灭亡的历史，所记内容主要是农耕、兵戎及祭祀等，是作为档案保存的官方文书。金文是指铸在铜器上的铭词，故也称铭文、钟鼎文。钟鼎多为贵族所用礼器，所记内容主要反映当时王臣庆赏、贵族纠纷、财产关系等方面情况。这些钟鼎铭文也具有官方文书的性质。卜辞、金文均由当时的史官负责记录，因为当时的史官兼具起草公文、记录时事，以及占卜等祭祀活动，从这点而言，他们可称得上是最早的职业历史学家。我国第一部古书《尚书》就是具有官书性质的历史记载，所记皆为殷、周王朝的大事。在《诗经》中“大雅”的一些诗篇也反映了周王朝的历史，相当于史诗。官书和史诗，标志着史学的萌芽，但还未成为正式的史书。从西周末年开始，周王室和各诸侯都有国史，这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正式史书。国史，在当时统称为“春秋”。《左传·昭公二年》载：“韩起聘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孟子·离娄下》：“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春秋末年，孔子以鲁国国史为材料编撰成《春秋》一书。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孔子是我国古代私家著述史书第一人。战国时还有私人历史撰述，代表作有《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如果说，先秦时期是我国史学的童年，萌芽期，那么秦汉时期则是中国史学的成长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规模宏富的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汉代史官司马迁遵父司马谈遗嘱，历尽艰辛，撰成《太史公书》（即后之《史记》），记述了自传说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时约三千年间的历史。这是我国史学第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创造了中国史学上纪传体史书的表现范式，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班固因《史记》而撰《汉书》，断代为史。由于《汉书》创造了记述一代皇朝史事的历史撰述形式，开创了皇朝史撰述的先河。此外，荀悦受汉献帝之命，对《汉书》进行了改编，即体裁上改纪传体为编年体，内容上存其大体，综合凝练，他编的《汉纪》创立了中国史学上编年体断代史先例。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得到了初步发展，不但从经学的附庸变为独立学科，而且居于重要地位。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史书附在经书“春秋类”后；西晋荀勖所编《中经新簿》把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记史记、旧事；东晋的李充在整理皇家秘阁藏书时，把乙、丙两部互换，这样史部就提到了第二位，仅次于经书。魏晋时期修史之风盛行，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增多，内容丰富，门类繁多。史家除了任史职的史家，如华峤、陈寿、陆机、王隐、干宝、魏收等；还有未任史职的，如三国时有鱼豢、谯周，两晋的司马彪、王铨、袁宏，南朝有裴松之、范晔、萧子显、姚察，北朝有崔鸿。不任史职的史家的大量涌现，反映了这个时期私人撰史之风盛行。这个时期史学门类，除纪传、编年外，又有民族史、地方史、家史、谱牒、别传以及史评、史论、史注等，显示出史学多途发展的勃勃生机。史学经过魏晋南北朝，真正呈现出了蔚为壮观的气象。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史学出现了重要转折。首先，统治阶级重视修史，设馆修史，完善了史官制度，但对于魏晋以来私人修史之风大加压制。隋朝文帝开皇十三年（）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唐初，设史馆于禁中，把撰写前代史和本朝史作为皇家的一件大事，从而使修前朝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二十四部正史有八部成书于唐初，显示了官修史书的实力。其次，这一时期，史学家自觉意识增强，史学批评趋于成熟，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有了新转折。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写出了《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而通史著作的复兴和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也是此期史学发展的又一个特点。杜佑《通典》为史学开辟了制书通史的新路，“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唐李翰《通典序》）。宋元时代，尤其是两宋，史学发达，堪称盛世。两宋史学，在通史、当代史撰述和历史文献学方面均有突出的成就，在民族史、域外史、学术史和史学批评方面也都结出了灿烂果实。这一时期的史书体裁增广，史料丰富。有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编年体通史；袁枢因之而作《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新创史书纪事本末体。又有宋代重要的本朝史，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为有名。南宋郑樵的《通志》，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通典》并称为“三通”，形成了以“会通”著称的典制体史书规模。另，方志在两宋，特别是在南宋，大量涌现。官修实录、国史、会要等书，也较前代为详。辽、金、元时期，多民族史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蒙古秘史》是中国史学第一部较为全面记载蒙古族的起源、发展、社会生活、军事活动和文化面貌的历史著作。元代官修史书《辽史》、《金史》，总结了两个皇朝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举措和兴衰的原因，以及在历史上所居的地位，具有鲜明的民族史内容。另，《元一统志》是元代最重要的官修地理书，包括山川形势、地质地理、建置沿革、历史人物及有关史事，也反映了元代辽阔的疆域和统一的政治局面。可惜此书已佚。中国史学自唐宋以后，开始出现了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到了明代，进一步显示了这一趋势和特点。明代史学撰述，以官修实录和《元史》影响最大；私人著史名家林立，如王世贞、李贽、王圻、焦竑和谈迁等。而明皇朝对全国区域总志编纂的重视，又推动了方志的迅速发展，修志成了一项社会性很突出的工作。这时期史学笔记、稗史也大量涌现，如《典故纪闻》、《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等。经济史的撰述繁富，如会计、田赋、均役、漕政、盐政、屯田、荒政以及关系民生的治河、水利等。另外，在史学通俗化和历史普及教育方面也有突出的成绩，经由节选、摘录、重编等加工而成的历史撰述节选本、摘录本、类编本以及蒙学读物等，对于普及历史教育有很大作用。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动乱频繁，史学出现新的生气。明末清初史学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深感亡国之痛，斥责理学空谈心性误国，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试图从历史研究中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开启社会历史发展的新途径。因之而兴起的是以训诂考据为特点的所谓“质朴之学”，简称朴学，也称考据学。不过考据只是作为手段，目的仍在经世致用。顾炎武针对明代空言心性而改道为讲究考据，《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他以考古求真为宗旨写就的史学名著，集中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黄宗羲精于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他撰的《明夷待访录》为考古论今之作，突出表达了他的进步思想，是一部具有鲜明民主思想的史论和政论。同时他著的《明儒学案》以及由后人完成的《宋元学案》，是中国古代学术史著作的最高成就，在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学风，以考据为盛，乾隆、嘉庆时期是其黄金时代。乾嘉考史著作，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崔述的《考信录》等为主要代表作。宋、辽、金、元、明、清时期（年以前），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从发展走向繁荣和从繁荣趋于嬗变两个阶段。繁荣期以两宋史学为代表；总结与嬗变，以明清之际和清代前期史学为标志。而明代史学的特点则显示出史学走向深层次的趋势。清后期（年之后），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史学出现分化，既有保留传统发展的续补史、史注、历史人物传记汇编、方志、野史笔记等，又出现了具有新思想的史学，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介绍和利用西方史学，宣扬救亡图强和变法维新。康有为的《论语注》、《大同书》等，以“《公羊》三世说”与近代进化论结合，宣扬渐变的进化论。梁启超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他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两文，提出了新史学的任务，史书应当“为国民而作”。而章太炎则倡言革命论，否定了康有为、严复的庸俗进化论。他最早倡言编写新的中国通史，可惜未能完成。夏曾佑写出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是近代史学萌生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和具体表述，是中国第一部新式的历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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