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由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北大中文系承办的第一届中国古典学国际会议在燕园李兆基人文学院开幕，参加会议的共有海内外专家学者余人，汇集了中国古代文学、古汉语以及古代文献学等方面的众多专家。开幕式由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杜晓勤教授主持，中文系系主任陈晓明、台湾大学教授徐富昌、东京大学大西克也等致辞。大会发言部分，在北大中文系教授葛晓音先生主持下，来自牛津大学的罗伯特·恰德教授从拉丁语教育以及中国文言文等角度探讨了关于英国古典学“classics”与中国古典学之间的异同，表达了对于中国古典学这一概念的浓厚兴趣；而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康达维教授作为致力于翻译《昭明文学》的翻译学家，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并且列举了一些文本翻译过程中的谬误，强调对于翻译来说深层次的文本解读、训诂考据以及版本研究的重要性。继海外学者发言之后，安徽大学的黄德宽、台湾“中研院”的陈鸿森以及北京大学的王邦维三位学者，分别讨论了《诗经》《论语》以及郑樵《通志》这三部典籍中的相关学术问题。紧接着是为期两天的分组讨论环节，不同领域的学者就不同的学术探讨主题分组进行讨论，如“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组”，讨论范围从甲骨、金文到清代学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组”内容涉及古代文字、音韵、训诂、语法、语言学史等。该组从具体个案出发引向大问题，重实证、重材料。如“雨”和“雪”的区别，引向古汉语中名词与动词的关系问题；“古代文学组”面对中国古代典籍，经典性特点突出，或是对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经典母题的讨论，或是对“什么是文学”等理论问题的讨论；“思想文化组”则呼吁中国古典学不应该忽视形象学（图像学）的方面。11月18日下午古典学会议的第一组为“出土文献”分会场。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宁镇疆根据清华简《芮良夫毖》中“必探其度，以貌其状；身与之语，以求其上”一句的“官人”术与《大戴礼记》《逸周书》等文献记载相合的情况，对古代早期选贤任官制度做出了分析。宁镇疆指出，早期“官人”之法，虽以《大戴礼记·文王官人》《逸周书·官人解》为渊薮，但《尚书·皋陶谟》《立政》以及《国语·齐语》《管子·小匡》《墨子·尚贤中》等篇都不乏一些“碎片化”的表述。清华简《芮良夫毖》的“必探其度，以貌其状；身与之语，以求其上”同样是讲“官人”之法。其中“必探其度”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的“探取其志”相应，意在通过探知一个人的心智来准确地“以貌其状”；而所谓“身与之语，以求其上”，即通过与被考察者亲自交谈（即《逸周书·官人解》的“考言”）来对其进行考核，然后举为上官。《齐语》中桓公选贤的“召而与之语”、《史记·殷本纪》武丁得傅说的“得而与之语”以及大戴、周书两篇所谓的“方与之言”,甚至《墨子》的“迹其言”，均是其事。《芮良夫毖》在“官人”之法上与上述文献之间的关联，对我们认识该篇的年代学特征以及早期“官人”之法的源流都是很有价值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乐贤报告中谈了北大汉简《儒家说丛》中发现的几处需要补释的地方，并根据简文和补释对今本《晏子春秋》的一些内容进行了校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的沈培从不同学者对清华简《越公其事》一篇简文中“波”字的释读谈起，详细讨论了“波”“播”等诸字的联系和区别。北京大学中文系胡敕瑞教授报告了在阅读《吴越春秋》一书时发现的两处疑误，并从汉简中寻找相关例证，对这两处疑误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校读。之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陈侃理则利用北大汉简《赵正书》篇对司马迁《史记》和《过秦篇》的互相抵牾的史实进行了辨析考证，并对司马迁的史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1月19日上午的古代文学组的研讨中，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李隆献做了题为《先秦两汉“女祸说”的源起与承变》的报告。他谈道，“历史叙事”乃撰作者之历史、文化记忆，而非“实录”。基于对这一观点的认同，论文结合中西方理论和研究，考察先秦两汉“女祸说”的起源、发展和转变，并就褒姒、夏姬等较为著名的负面女性人物相关事例进行梳理、诠释。他的论文探讨“女祸”与“美色”观念之间的互涉与发展，考察《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文献，指出在春秋时期，“女子之美”确实引人注目，然而《左传》《国语》对过度之“美”的批评实不限于女性，也及于男子，甚至广及车服、宫室之美。进一步说，对“美女祸国”的特别强调，可能与战国时期阴谋盛行有关，策士谋臣或借由美女收买人心以为己用，或安插到君王之侧，达成各种阴谋或任务。先秦两汉的女祸论述，经常是对战争、灾祸或亡国的特殊历史进行诠释，而应此种诠释目的，形成了对女性形象的负面渲染，更强化了特定女性人物如褒姒、夏姬的历史记忆。复旦大学的唐雯在题为“女皇的纠结——《升仙太子碑》的生成史及其政治内涵重探”中，谈及虽然此碑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表达了对仙界的向往和对长生的追求，篇末也表明“刊碑勒颂”的目的在于“用纪徽音”，但从碑复杂的生成史，可以看出此碑碑文由武后亲撰亲书，撰成后由当时所有在位的宰相一一署名背书，还一一保留了所有造碑责任者的题名。武后对待此碑的正中态度与立碑之迫切可见一斑。这块碑所承载的意义应不仅仅限于借纪念一个已经升仙千年的王子来表达武后对长生的渴望，更不可能如后人轻薄地认为的那样，向天下人宣示她对二张的宠爱。武后在碑文撰写过程中是有对李弘的形象有联系的。除了对出土文献和古代文学的研讨，很多学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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