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魏策》记载季梁得知魏王欲攻赵都邯郸，急忙赶路前去劝谏魏王。他讲了这样一则故事：“今者臣来，见人于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
为什么去楚地却往北面走呢？这人回答说自己善御且有良马，有充足的资用。
季梁点破道：“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这便是“太行失路”的最初含义。阮籍《咏怀·其五》自叹人生失路，便精深地化用了这一典故：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
人生向晚，蓦然回首，会如何怀想年少岁月呢？对过往生命历程的审视和评价，往往取决于当下的荣辱通达。于阮籍，大概是一份不可明言的懊悔，无可奈何的失落。
年轻时总自恃有数不尽的时间，想必短暂搁置远大抱负也无大碍，于是终日与友人沉醉在弦歌嬉游之中。
阮籍好引李斯事迹为自诫，李斯被羁押腰斩的路上，和儿子感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与此诗“失路将如何”之意接近。
不论赵李是游侠，或是贵戚，或是高官，都是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弦歌妙舞，秉烛夜游，醉酒赋诗，极致纵情，诗人和他的朋友们忘记了时间流逝。
娱乐永远不能让人满足，但生命却有尽头。黄金散去，躯体老矣，任谁都不免回头看，来路却一片荒凉。
或许诗人写作之时，抬头北望即看到了巍峨艰险的太行山，山路曲折难行，一旦进入山间就很容易迷失原定道路。
或许“北临太行道”是不在场的想象书写，从巉岩的现实之路联想到人生之路，是一场回顾生命前半程的自我检讨。
那么，当初那个“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的阮籍是步步失路以致“白日忽蹉跎”呢？
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打破了阮籍“一飞冲青天”的美好愿景，渊博学识、良好出身反而置其于险地，少年抱负不得不让位于保全自身的生存渴望。
阮籍将自己比作想去楚国，但向北驾车的太行之子，联想自己也曾拥有像良马黄金一样的优越资本，但却无奈沉醉于弦歌娱乐，迷失在“太行山”间。
在太行山后真正困顿失路的还有庾信。建德四年（）他被授司宪大夫一职，彼时已经63岁。
庾信入北后一直被加官进爵，但都是一些虚职，并未真正得到重用，不过是北朝贵族笼络南朝文士以与南朝朝廷抗衡的装点罢了。
入北之初，因为备受轻视，时有折辱，庾信及家人的生活亦十分贫困，他曾多次在诗赋中提及食物的匮乏，直到年任弘农郡守以后饥寒之音才不见于诗赋。
纵然少年庾信从未想过中年的自己竟还需要忍饥挨饿，但是经历过侯景之乱的大逃亡，“过漂注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水，届于七泽，滨于十死”，贫穷的折磨也可以咬牙忍受，但北地文学氛围的贫瘠让庾信不能自禁地常年思归江南。
不得不提的是，北朝社会文化水平都无法和南朝比拟，游牧民族的统治者阶层少有人尊重和了解学术。
回顾困于北朝的数十年，漫长岁月里庾信愈感身心交困，但越到晚年他越清楚家乡必然回不去了。
好在北朝人逐步接纳这位南朝名士，年轻的王子追随他学诗作文，正五品的官职解决了他和家人的生计问题。
种种复杂的情绪交叉在《正旦上司宪府》一诗中：
“雪高三尺厚，冰深一丈寒。短笋犹埋竹，香心未起兰。孟门久失路，扶摇忽上抟。栖乌还得府，弃马复归拦。”
太行第三陉白陉又名孟门陉，此地多峡谷交织，亦是羊肠坂路。“孟门久失路”一句，既有归思难成的巨大伤痛，又有久被轻视搁置得失意落寞，还有人生过半功业未建的沮丧。
人生的路本就艰难，就像艰险的孟门陉一样，但是庾信终于等到“扶摇忽上抟”的机会。
深冬的凌晨这位勤政的司宪大夫，便整装待发准备开始刑罚判决的工作，他收敛起絮叨了十余年的归隐心思，全然准备将余下的生命，用以报答这份官职的恩情。
更重要的是要为家族子孙筹谋未来。当政途顺利，家族也颇有希望之时，心里的孟门便不再能困住庾信的脚步。
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当个体经历社会的巨大变革时，即使是贵族，即使是才俊，阮籍和庾信都体会到了深深的无力。
一方面是人生志向无从实现，一方面是信仰体系的彻底崩塌，在内外两层失败的夹击之下，他们重新将目光转移到周遭自然，才会在太行、孟门山前久久失路。
山脉会阻隔交通，会遮挡视线，会吞噬生命，但这并不是真正让诗人们感到害怕的东西。
即使在只能靠双脚丈量大地的时代，人的自我意志也依然高于大自然的胁迫，真正让诗人们惧怕的是在太行脚下联想到命运这座大山的艰险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