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王九年（前年），秦国发生了一件自立国以来非常重大的事情，吞并巴蜀，秦国此举的成功为日后的一统天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基础。而秦国之所以能够意外地获得了这块从天上掉下的特大馅饼，最大的功臣就是苴国。
周烈王姬喜八年，前年，蜀王杜尚（开明氏九世）派大军灭昔阝、平周二国后，蜀王杜尚封其弟杜葭萌为汉中侯，置藩属为苴国（国都位于今昭化区石盘村，辖管原昔阝、平周二国领地）。苴国自成立以来，一方面内修国政，一方面对外示好于强盛的秦国和巴国，并时常与巴国联合抗蜀，逐渐成为了西南地区一个与蜀国、巴国齐名的强国，其辖管范围大致为今四川绵阳的梓潼县、广元的剑阁县、青川县、利州区、昭化区、朝天区、旺苍县、苍溪县、甘肃陇南的康县、陕西汉中的宁强县、略阳县。
苴国本来与蜀国是兄弟之国，但到了蜀国开明十一世时，蜀国要求苴国缴纳的贡和税日益频繁，苴侯觉得自己这汉中侯做得挺窝囊的，在巴国的怂恿下，他多次违抗蜀国的指令，交到蜀国的贡和税也减少了，这下子可惹恼了蜀国，只是碍于苴国对于平衡巴国势力的重要性，以及乃念苴侯是同宗族人，蜀王十一世只是派人警告了一句“往后若有秦兵至，自退之”，就是说以后要是有秦军来攻打你们，你们就自己想法子去退兵吧。自此，苴侯一度中断了与宗主国蜀国的来往。
巴蜀形势图到蜀王杜芦（开明十二世）时，巴国因为被庸国的侵扰弄得不胜其烦，于是把移居目标定在了西邻的蜀国，蜀巴两国的交战很频繁。蜀国由于自开明十一世起国力渐衰，十二世蜀王杜芦准备集中力量打败巴国以振奋蜀国人心，于是打了一场巴蜀之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苴国在这次战役中依然是靠向巴国一边，不过为了不与蜀国撕破脸皮，只是派了一小队士兵为巴国引路。
蜀王杜芦早就得到苴巴合流的消息，于是以蜀军差老弱兵做诱饵，引巴军主力深入，然后全力围剿，得以大获全胜。
秦惠文王想借巴蜀发生战乱之机兴兵伐蜀，就召集了其手下最得力的几个大臣来进行商议。按照《战国策》的描述，张仪认为当前首要的战略目标是攻灭韩国，他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
秦惠文王张仪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既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也分三步论证了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如果《战国策》的叙述能够大体上反映当时的原话，那么张仪与司马错的争论有点像《鬼谷子》与《孙子兵法》在国家战略发展方向上的对决，张仪攻韩的主张着眼于进取中原，从而让秦国取得超过天下共主周天子的地位和名望，再以高屋建瓴之势建立霸业，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对浮夸的战略，不过，如果是魏惠王那样好名重利的君主来说，这种战略绝对符合他的心意。
至于司马错的伐蜀主张，则更多是从秦国的长远发展出发，对于伐蜀成功的可能性也进行了合理的评估，其战略方向既能满足发展自己的目的，又避免了树敌过多的弊病，体现出司马错作为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思虑周密和思想深邃，难怪当他说完之后，英明的秦惠文王马上就拍板接纳了。
司马错张仪见自己的建议被否决，无论如何在心里面总是不太舒服的，但是他并没有象对待公孙衍那样与自己的魏国老乡司马错为敌，而是在司马错主张的基础上与之共同进行了更深入的策划，并在后来使这项对秦国的长远发展来说具备巨大意义的扩张策略得到了切实的执行。
秦惠王垂涎蜀国富饶，欲派兵攻打，但秦人对蜀地道路不甚了解，张仪为此献上一计，他令人制作了五头石牛，将黄金镶在牛尾下，由其子张若大张旗鼓地护送到了苴国。苴侯在收到如此厚礼后，高兴地承诺愿给秦国借道伐蜀。
随后，张若又到苴蜀边界向人们大肆宣传说：“秦惠王愿与苴国结秦晋之好，送给苴国了五头石牛。这可不是一般的石牛，这是以秦国独有的石料做的，而且石牛还有灵性，晚上会偷偷的吃草，吃饱了也会拉屎，但它们拉出来的屎可是金子。”
五丁开山蜀王杜芦是一位在年轻气盛的君王，他想通过伐苴来另立新的苴侯，于是，他令“五丁力士”（即五组劳工）限期开凿蜀国通往苴国的道路，以便能够出兵打击越来越不听话的苴国，另外也想夺取秦惠王送给苴侯的那五头能拉黄金屎的石牛。
张若在苴国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