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谏逐客书》是秦代文学的代表作
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大帝国，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秦王朝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实行焚书坑儒，消灭一切反秦意识，使战国时期生动活拨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消失了，文化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整个秦代几乎没有产生一个杰出的作家和一部杰出的作品。
遗留下来的秦代文献，只是秦始皇巡狩封禅时，散在泰山、琅邪台等几处的刻石，内容均为歌功颂德，没有什么文学价值。
秦代唯一著名的散文家是李斯。他的《谏逐客书》议论风发，文采华美，作于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十年(前)。当时，韩国因害怕秦国的进攻，借秦国大事建设的机会，派水利工程专家帮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实际上是为了牵制秦国东进韩国的兵力。
不久，秦国发现了这一用意，秦宗室大臣建议下逐客令，欲借此打击，排斥客卿势力。秦王政“不问可否，不论曲直”就下了“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子是他作《谏逐客书》上奏，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历数客卿有功于秦，力陈逐客之失。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词。”这篇著名的《谏逐客书》，不但具有思想意义，而且是秦代文章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篇，在写作艺术上不乏独到之处。
首先，立意高妙，别具匠心。文章中心明确，紧紧围绕如何对待客卿同秦国切身利害的关系条分缕析。文中不说今日秦王如何“逐客”，而说昔日秦代列祖列宗如何“用客”，这样使文章超尘脱俗，高屋建瓴，既使问题提得尖锐，又不伤害感情。
李斯论点一经提出，接着以历史的和现实的两个方面的事实，论证逐客为什么是错误的。先说历史。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求贤若渴，广收天下贤士，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五个外来人士都被穆公所用，然后他才得以并国二十，称霸西戎。这里突出了一个“用”字，与“逐”字针锋相对，而且字字逼人，不容反驳。
不仅是穆公如此，孝公也是一个接纳天下贤士的圣君。他积极采用商鞍的主张，实行改革，易风移俗，结果经济繁荣，国强民富。文章至此进而反话一句:“由是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再设一问:“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这样便自然得出结论:“客之不应逐也。”
其次，抓住要害，揭示本质。历代君王为举大业重用了客卿，客卿对秦国是大有贡献的。当时统一六国的大业并投有完成，“客”更不应逐。文章顺势从历史转到现实，并紧紧地抓住秦王欲“跨海内、制诸侯”创大业的心理，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层层剖析，从多方面论证“逐客”之过，对秦不利。
从文字上看，似多着眼于日常生活，实际上是揭示了问题的本质，指贵了秦王重物轻才的不是。言词委婉曲折，而又能居高临下，把道理说得很充分，分析得很透彻。这不能不引起秦王的深思，甚至大为震动。接着作者进一步从理论上打动秦王。针对秦王想成帝业的谋虑，作者提出“粟多”、“人众”、“兵强士勇”的主张，因为这都是“跨海内、制诸侯”的必要条件。
至于秦王是否具备了这些，作者不回答这个问题，而宕开一笔，用“太山”、“河海”作比，引出“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道理，暗示秦王应该象王者那样不拒绝客卿的归附，才能创造“跨海内、制诸侯”的条件。接着又推演出一个论点:“地无四方，民无异国”，这就是五帝三王无敌于天下的原因。文章从日常生活落笔，而又层层深入，直刺要害，揭露实质，纵观历史，正视现实，预示将来。
最后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驱逐客籍人物，必将危及国家，若要完成帝业，必须取消逐客之令，广延四方之才。行文言简义丰，紧扣中心，语重心长，发人深省。所以，当秦王看了这一奏章后，立即取消逐客令，追李斯于骊山，接回朝廷，官复原职。
第三，铺张扬厉，气势不凡。这是一篇富有文采，趋向骈偶化的散文，上承《战国策》“以文取胜”的遗风，下开汉代辞赋铺张的新体。它以三言、四言、五言，乃至七言、八言，组成一系列排比对偶句式，音调铿锵，色彩斑斓，富有音乐感和色调美。
同时，这篇文章纵横捭阖，跌宕起伏，辞采华美，显示了当时散文辞赋化的倾向，因此曾被后人追认为“骈体初祖”(李兆洛:《骄休文钞》)，对汉赋的形成和骈体文的兴起有明显的影响。
综上所述，《谏逐客书》确是一篇富有文学性的议论文，是秦代文学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