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学人君學人Scholar
诗人杨炼（摄影：罗桂红）杨炼（—），当代诗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年出生于瑞士伯尔尼，６岁时回到北京，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成为《今天》杂志的主要作者之一。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大陆诗坛，其后，作品被介绍到海外。年被中国内地读者推选为“十大诗人”之一，同年在北京与芒克、多多等创立“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八十年代末期先后赴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瑞士等多国做访问作家、学者，开始了他的世界性写作生涯。杨炼的作品以诗和散文为主，兼及文学与艺术批评。迄今共出版多部中文诗集、散文集、文论集，作品已被译成二十余种外文。
杨炼等诗人的写作标志着中国80年代文学黄金年代的开始，杨炼本人曾对海子在诗歌写作中的“史诗”创作方面有深远的影响，而海子之死，则标志着这一时代的结束。
我们最后敲定发表这篇访谈的日子，恰巧也是海子的祭日，冥冥中或有天意。也以此访谈表达缅怀。
采访人：韩宗洋梁振杰，以下简称“学人”。
访谈时间：年11月28日
采访手记
年，中国北京的街头，一群瘦削的年轻人，理想十足而野心勃勃，吼出：“用自己的语言书写自己的感觉”。
那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句话划定了诗与非诗的界限，开启了灿烂的八十年代与当代中国瑰丽的诗歌创作。
而那群年轻人中，有一个蓄着长发的魅影，杨——炼！
杨炼（左一）与顾城（左二）、北岛（右一）等人合影，年于北京，图片来自网络和很多人一样，我第一次看到杨炼这个名字，是在海子的传记中：“海子在创作初期受朦胧诗人，特别是杨炼的影响。”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两个字会在自己之后的阅读，还有和中外作者的交流中不断出现。随着对他了解的不断加深，我逐渐意识到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人。
从他参与象征着中国语言浴火重生的朦胧诗派与文化潮开始，再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全球的接轨与碰撞中，他在国际间的穿梭，他，以及同期的那批诗人，如现代汉语的发展一般，在一次次的绝境中不断的重生，并且在现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不断地面对着，讨论着新的问题，进行着新的语言实验。
“杨炼”，这短短的，一平一仄的两个音节，如他自己《总集》的序里提到的“小长诗”一样，小小的，有限一人，浓缩进了说不尽的：当代中国诗歌史。
在这篇采访中，我东施效颦，“用自己的兴趣提自己的问题”，选取了自己过去数年的阅读中，和国内外不同的诗人的讨论中，积累的跟杨炼有关的中文诗歌问题：诗人与时代、持续写作的艰难与可能、诗歌的翻译、汉语的现代发展、诗人与研究者的关系，还有一些往事。它是说给自己听的，但这个“自己”，就是每一个具有了自我意识的个人。
我刻意回避了政治问题，以及诗歌外的故事。这样做，当然有对于不合时宜的恐惧。但主要原因，还是我觉得在当下的语境中，一些非此即彼的断言式话语已成为泛滥的重复，过多蕴含褒贬的词意因中性词的缺失，在音调上缺少沉默而不可辨认；满足爱好者好奇心的内容，也因通货膨胀变成了一种渐趋廉价的商品。热心于提供这些音乐与商品的人应该有很多，在这些方面，读者可以从别处读到比我所能提供的，好得多的内容。
我深知这篇短短的采访远远称不上开头所讨论的，“当代中国诗歌史”这一宏大的话题，如果这篇采访能为中国当代诗歌史提供一个小小的注脚，就已超越了我最初的预想。
最后，由衷感谢杨炼接受我的采访，回答我的问题。感谢黎振宇的大力支持，梁振杰对稿件的多次校改与对采访提纲提出的建议，没有你们的帮助，这颗种子是不会发芽结果的。
访谈人：韩宗洋梁振杰
一、中国文化需要一把“钥匙”
学人：顾彬（按：德国著名汉学家）曾提起你、王家新、翟永明、欧阳江河、唐晓渡、多多等人，说你是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杨炼：我觉得顾彬[1]对我的认识还是很有道理的。广义来说，诗歌是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尤其是中国从“文革”到现在的这段历史，社会和思想的变化都是诗歌引领的。从朦胧诗开始到八十年代的文化散诗发展，九十年代后中外诗人的世界性游走，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中国和世界在这样的语境当中，诗歌所起的作用是建立一种有深度的关联，而不是泡沫式的经济意义上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这样古老、自成一体的文化传统，身处一个现代性的时空，想和全球化的世界构成衔接，需要一把“钥匙”，一把能打开不同“门”的“万能钥匙”。而我觉得，诗歌凭它的思想深度和语言的美学深度，能成为这样一把“钥匙”。
我所经历的，从年《今天》[2]杂志创刊到现在，这四十年就是整个当代诗歌史。我作为《今天》的第一批主要诗歌作者之一，实际上也代表了这段短暂而丰富的，不断自我深化的诗歌历史。这四十年是中文诗歌艰难地成熟的过程。所以，顾彬把我作为当代诗人中比较重要的案例之一时，点中了一个要害，即我的创作从开始就不愿把诗歌停留在现实的表层，比如跟随政治环境的口号去创作，而是在对历史、文化和语言的反思中，追求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所以，回首看我正在出版的《杨炼创作总集：-》[3]，其中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思想和艺术的项目，是不停深化和推进的。作为一个诗人来说，我觉得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文化案例而不只是文学案例。
学人：你在《杨炼创作总集：-》出版之后会继续创作吗？
杨炼：首先我得说，这个不叫全集，它只包括这个时间段的作品，而这个时间段之后，历史和时间都会继续，我的创作肯定也会继续。实际上，这套“总集”并不是我18年来真正的总集，因为还有很多作品，比如我的《艳诗》[4]和另外一部诗集，以及相当多的文章也没有收在里面。它只是约略状态的总集。就像刚才说的，我把每一本诗集称为一个思想和艺术的项目，而不是简单地叫一本诗集。一个项目完成以后不能重复，或者没有必要重复，因此，下一个项目必须提出新的问题，有新的，更深刻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这五本已出版的总集，只能意味着它们是一个状态的完成，而我肯定要往前走。
二、“后锋”诗人：“深度”是不可替代的东西
学人：你大概在20世纪初提出一个词叫“后锋”[5]，什么是“后锋”？
杨炼：这个词是跟着“先锋”来的。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先锋”一度非常流行。我认为，“先锋”这个词先天内含着时间观念，它总是指向前方，指向未来，不停地把现在变成过去。我提出“后锋”不是为了听起来好玩，而是我认为“先锋”这样的线性时间观念，和所谓进化论意义上的思想观念，对于正在经历着复杂而深刻地文化转型的中国乃至整个中文语境来说是不够的，这种线性的时间观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亟待深刻反思的文化环境来说远远不够。我们对自身的历史还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对于文化和语言的复杂性也缺乏必要的自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抛弃所谓的昨天和过去，去追求那个所谓的未来。当你不知道过去时，也根本不能知道未来在何处。
我期望看到一个诗人或作家，一个普通人也好，他能沉得住气，有耐力，有后劲，通过不停地反思传统，去获得对传统的思考和自觉，在这个基础上成为自己的提问者，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建立自己思想和艺术的深度。“深度”这个词，是我在创作方面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