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型策士形象划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人物相对比较简单，二是情感倾向和道德选择清楚。尽管人物相对单一，但跳开他们直接对典型策士进行分析，未免有些管中窥豹之感，也不能很好的把握战国策士群体本身的这种多元与开放性。
尤其是我们对战国策士的先入为主的片面化，极易将策士的内涵进行缩小，忽视以豪侠、门客为类型的策士的宏观范畴，即士习于六艺，大射、乡射之礼，武乐之教本身带来的影响，故文武兼备才是士人共有的操守。另外，以单一型策士界定，可以与复杂性策士形成比较，从中探寻出策士也有侠义、柔情的特点，使战国策士群体形象更加的丰满。
战国策士中存在这样的士人，他们出身底层社会，却以侠义、知恩图报见称，其中典型的就是豫让、聂政、荆轲。因为在战国这个十分注重名利的时代，还存在一部分为情义献身的人，这本身就是独特的存在，此刻才理解司马迁为刺客立传的初衷。
司马迁对其进行了艺术的加工，文学意味更加浓厚，但是当我们反照战国，发现其文本表现出来的人性更加的真实，更加的贴近时代本身的底色，就是士人从春秋时代过渡到战国时期人性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与单一性的这种冲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或者说站在道德的评判点我们往往倾向的是对豪侠侠义的向往。
但却忽视侠义背后策士本身的卑微，即为何在功利的时代他们身具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兼具报国志向却壮志难酬，很多时候我们会将其原因归结于时代，归结于战国本身的动荡，却忽视了豪侠的价值选择，他们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寄托，而这一点却是豪侠最为闪光的地方。
对豪侠的评价自古就是褒贬不一，但是笔者却十分向往其生活，推崇其不畏生死的壮举，很多的时候人存在的价值不就是体现自己的意义，其无关乎生命的长度，朝闻道夕死可矣其实也是一种价值体现。荆轲，很简单的一名侠士，在燕国危亡的时候挺身而出，其实众人明白让荆轲刺秦只是垂死挣扎，面对强秦的镇压，燕国只能俯首称臣，燕王知道，太子丹同样明白其中的道理，荆轲同样的明白，但是当太子丹提出刺秦的时候，荆轲的选择是接受。
尽管他明白无论刺秦成功与否都不能改变燕国的命运，但他却没有拒绝，在易水送别时的慷慨悲凉，到大殿上的沉着稳重，再至失败时的无所畏惧，荆轲展现出一个侠士所具有的所有品质。除却这一点，其实荆轲还体现出一个士人的理想，就是在面对国家兴亡时能够有勇气去改变格局，这本身就体现出士人的一种士人情怀，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之人称其“侠士”的重要原因，有侠客豪情万丈的锐气，有士人兼怀天下的柔情与胸襟，这样的策士令人敬佩。
如果说豫让具有豪和侠的双重性质，那聂政则是具有荆轲和豫让的双重属性，在《战国策·韩傀相韩》中我们知道齐人眼中的聂政是勇敢之士，只因为躲避仇敌而隐藏于屠夫之间，严遂找到他愿意厚待他，首次见面聂政拒绝了严遂。当其老母过寿，严遂百金贺寿，“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许下诺言，之后刺杀韩傀，死伤无数，而聂政则是选择自残的方式“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从聂政的这个事例我们看到，严遂是为了一己之私找到聂政，而聂政在这份知己的漩涡中用生命在回报，尤其是刺杀之后的种种举动，可以看出其不愿意连累严遂的这份情谊越显悲壮，这是豫让所谓的国士之遇，亦是聂政的知己之遇。
另外，聂政也是一位孝子，他本是具有极高的武艺，但是却藏在屠夫之间，主要是保护其母亲以免受仇敌的伤害；其二文中有一句“老母今以天年终”说明聂政的孝心，也体现出人性最为真实的一面。
因为有这样的细节，我们看到刺客身上的不同特质，有侠气逼人的荆轲演绎刺秦的悲烈，有出身高贵的豫让因一份国士之遇伏剑而死，有隐藏深巷的勇士聂政展现人性的纯真。他们的结局均已死亡告终，不是小说作者的故意为之，来获得读者的感动之泪，而是历史使然，真实的再现战国时代策士生存的悲哀，以及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来反射士人的内心情怀，即忠贞、勇敢不失风采，简单却情感厚重，这也是后世之人一直推崇其侠义精神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