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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前夕,当秦国同东方各诸侯国激战方酣之际,秦国内部统治阶级中间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地主阶级内部争夺对劳动人民统治权力的厮杀，而且它关系到统一后，采用什么方针、策略对全国实行统治的问题。斗争的结局,对秦统一全国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吕不韦怎样当上秦国的丞相？
公元前二五〇年，秦昭襄王死后，由太子柱继位，是为孝文王。昭襄王统治达五十六年之久,所以当孝文王登上王位的时候,已经是五十三岁的人了。早在继位以前,孝文王就奄奄一息,登上国王宝座刚刚三天,就离开人世。孝文王死后,太子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
庄襄王(公元前二四九年至前二四七年)在位时,秦国军政大权均操在丞相(又称相国)吕不韦手中。日不韦原是卫国濮阳（河南濮阳西南）人，后在韩国经商，是“家累千金”的大商人(见《战国策·秦策五》。
这样一个人是怎样在秦国当上相国的呢?
原来,公元前二六五年(秦昭王四十二年)左右,当吕不韦经商来至赵国首都邯郸的时候,遇到了秦国公子异人。异人是秦昭王之孙,当时为安国君的秦太子柱(即后来的孝文王)之子。异人的兄弟有二十几个,他自己又非长子,其亲生母夏姬并不受宠,所以被秦王送至赵国来为质”。所谓“质”，就是诸侯国之间结盟时相互送的人质,他们虽系各国的公子、王孙,但其安危吉凶,则“托于不可知之国”，若本国一旦背约，质就立刻“身为粪土”（《战国策·秦策五》)。
所以，异人在赵境遇不佳“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史记·吕不韦列传》)这个落难王孙,归国的希望非常渺茫,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根本没有,只有客死他乡的前途在等着他。正在这时，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遇到公子异人,立刻看出“此奇货可居*(《史记·吕不韦列传》),用他可以做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于是决定在异人身上搞一次政治投机。
吕不韦决定这样做,是从对秦国的内部形势分析出发的:在秦国,当时即将登上王位的太子柱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之弟被封为阳泉君,他们在秦国拥有相当大的权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华阳夫人虽位尊势隆,但自己却无子,在当时,“有承国之业”(《战国策·秦策五》)希望的,乃是太子柱的另一儿子子傒。
而子傒既不是华阳夫人所生之子,又不受到她的宠爱。这样,在太子柱以后,王位究由谁来继承,在秦国上家内部,还大有争夺的余地。此时，正值战国末期，秦国最终消灭各国、统一中国的形势业已形成。因此,秦国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实质上也是争夺未来的全国最高统治地位的一场斗争。
正当公子异人郁郁不得志的时刻，吕不韦来了。吕不韦对异人分析了秦国王室内部矛盾形势，并表示愿帮异人争取适嗣的地位，异人听后当然求之不得，对吕不韦感激零涕，顿首许诺:若能取得秦国王位,“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史记·吕不韦列传》),一场政治交易拍板成交。
吕不韦先送给异人五百金,让他在邯郸广为结交,又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己携这些物品去秦进行活动。至秦后,他找到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对他说:你们(指阳泉君和华阳夫人)已经犯下死罪难道还不知道吗?你们一家现在均居高位，而子傒的门下却无贵者;你们家藏有无数珍宝、美女、骏马,这些都靠华阳夫人受宠,才保得住。然而,华阳夫人无子,子傒为适嗣,将来一旦子傒登上王位,恐怕你们的地位和生命都要发生危险了。
阳泉君听后,忙向吕不韦请教办法。吕不韦告诉他:现在有异人在赵为质,“贤”且极想归秦,并愿为华阳夫人之子。华阳夫人若能将其认为己子,并设法立为适酮,将来由他来继承王位,这样“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指华阳夫人)无子而有子”(《战国策·秦策五》)。
对于华阳夫人来说,这样做就能永保权势:“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的游说果然打动阳泉君,阳泉君“入说王后(指华阳夫人)”(《战国策·秦策五》),华阳夫人听从吕不韦之计,愿认异人为子,并劝安国君以异人代替子傒为适嗣。在此前后,异人在邯郸结交的宾客,都纷纷称赞异人。这样,安国君终于同意将异人立为适嗣,异人从赵归秦。当孝文王(即安国君、太子柱)死后,就由异人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
庄襄王上台后,按照原来的约定,就让吕不韦担任相国。这样,秦国内外大权就操在吕不韦手中了。
二、吕不韦当政时秦国的成就
公元前二四九年,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为相国,被封为“文信侯”,以蓝田(陕西蓝田县西)十二个县为其食邑(见《战国策·秦策》)，后来又改封至三川郡的河南雒阳(洛阳附近)食邑十万户。庄襄王在位三年即死去，接着便由庄襄王之子政继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但刚继位的秦始皇只有十三岁。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的身份辅政,所以一直到始皇九年，即公元前二三八年秦始皇二十二岁亲自执政以前，秦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操在吕不韦的手中。他在秦国执政达十二年之久。
在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在对外的发展方面取得很重要的成就：
公元前二四九年(庄襄王元年)灭东周君。原来，自公元前二五六年，秦昭王灭掉周王赧以后，挂名的周天子虽然不存在了，但还遗留下一个东周君。这个东周君又称周公。此周公并非周公旦之后,乃是周王室的另外一支:考烈王封其弟揭于王城（洛阳西宫）。是为周桓公,于威公,孙惠公,惠公徙居于巩（河南巩县),惠公之子武公,武公之子咎,称为东周君。这时咎虽然在在巩不称“天子”,但总是周王室的残余。
在庄襄王元年,吕不韦便亲自率兵消灭了它，将其地并入秦国，令东周君迁往阳人（河南临安西)。从此,周王室最后的一支也被清除了。
同年，秦国派大将蒙骜率兵伐韩，取得通向东方的重要城市：成皋和荥阳，建立三川郡。成皋和荥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秦国取得它们,并设郡管理,不论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时秦的国界已接近魏的国都大梁。
公元前二四八年(庄襄王二年)，秦国的蒙骜继续率兵向东进攻，先后取得魏国的高都、波，以及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城。公元前二四七年，秦又派大将王龁攻韩之上党，同时，蒙骜又率兵攻晋阳，并以狼孟等三十七城和太原、晋阳等地建立太原郡。
太原郡最初为赵国所建,公元前二五九年(秦昭王四十八年)，秦将司马梗曾攻取太原。次年，秦被魏、楚联军所败,太原复归赵。这一次秦在这里重建太原郡,表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此地已牢固为秦所控制。
秦国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魏、赵等国感到极大威胁，公元前二四七年,赵、魏、韩、楚、燕五国又一次联合起来,五国军队在魏信陵君无忌的率领下向秦进攻。秦军出兵迎击,大战于河外。由于秦军寡不敌众被联军打败,秦将蒙骜逃走,五国联军取得一次胜利。
从庄襄王死后至秦始皇八年(公元前二三九年)以前的这段时间内,秦的主攻目标仍是韩、赵、魏三国：公元前二四五年,秦攻取魏国的卷(河南原武城北)，公元前二四四年又取得魏的噪、有诡。同年，秦将蒙骜率兵攻占韩国十三座城。
在秦军进攻面前,三晋已无力抵抗,公元前二四二年,秦又攻占魏的酸枣、长平、雍丘、山阳等二十城,并在这里设立东郡。次年（公元前二四一年），秦攻占魏的朝歌。魏有一个附庸小国——卫,也已被灭掉。秦将卫君角从濮阳迁至野王(河南沁阳),让他在那里继续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君位。秦国对卫君和东周君的处理方法，实际是一种“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同过去一味以杀戮为能事的做法略有不同。
在秦国节节进逼的形势下，赵、楚、魏、韩、燕五国又一次联合起来。公元前二四一年,五国之师在赵将庞焌的统率下,向秦国的蕞地进攻。但此时五国联军已经不堪一击,遭秦反击后,只好移师东向,攻秦之举毫无所获,反而向齐进攻。秦国趁各国自相残杀之际，继续向三晋进攻，公元前二四O年攻取赵国的龙、孤、庆都和魏国的汲。
公元前二三八年,秦将杨端和又占领魏的首垣、蒲和衍氏。至此,秦国取得的土地,至少有十五个郡以上,占统一以后全国总郡数近二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在秦国的打击下,东方诸国被打得落花流水,从此再也联合不起来,只有在那里等待着被秦一个个地消灭。
三、吕不韦同秦王政矛盾的不可调和
虽然在公元前二二九年以公布《吕氏春秋》的方式,吕不韦才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公之于众,但在此之前,他在秦国施政,就已“杂”用各家的主张了。如这一时期秦国继续鼓励耕战,实行严刑酷法,而又有时“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史记·秦本纪》),还第一次给一个亡国的国君一一东周君赐以阳人地,以“不绝其祀”(《史记·秦本纪》),拔卫后,又将卫君角安置于野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种“刑”、德”并用的作法,很难说是“儒”还是“法”家的主张,它们正是战国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渗透,百家合流的结果。而“怀柔”和“镇压”的两手并用政策，正是以后历代统治者认为最妥善的统治术。它虽然与秦国历来的传统有矛盾，但是在秦国统治阶级内部并无根本分歧。所以在庄襄王统治时期（公元前二四九年至前二四七年），吕不韦能顺利地推行他的主张,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庄襄王死后，由他的儿子赢政(又称赵政)继位。公元前二四六年(秦王政元年),赢政即王位时年仅十三岁,不能亲政,吕不韦则以“仲父”的身份辅政,实际上,秦国的大权皆操在吕不韦一人手中,这时他的权势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但是秦王政一天天长大起来,他那种专权、独断和不愿倾听别人劝谏的性格当然也日益鲜明地表现出来。而长期以来习惯于独揽秦国政事的吕不韦却不愿政变这种状况。总之，统治阶级中间固有的权势欲，埋下了吕不韦同秦王政势不两立冲突的种子。
公元前二三九年(秦王政八年),秦王赢政二十一岁。次年,在举行加冕礼以后他就要开始亲政。这时，吕不韦可能察觉出秦王嬴政对自己的潜在威胁，因此在这一年将《吕氏春秋》这部早已开始编纂的著作,公布于咸阳市门,并宣布:“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
据说当时竟“无能增损者”(高诱《吕氏春秋序》)，观《吕氏春秋》一书的内容和文字并非上乘,绝非无可增损，其所以当时无人改动，其真实原因前人早就指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同上）因害怕吕不韦而无人敢改动《吕氏春秋》。
而这也正是吕不韦在此时公布此书的目的:他不过是借此机会向秦王政示威,要他看看相国的势力究竟有多大。不仅如此，他公布《吕氏春秋》还为了要秦王嬴政从行动上到思想上都接受他的控制，在《吕氏春秋》全书的总序《序意》篇中,把这个意思说得十分清楚:“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圈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这里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同黄帝教导颛顼联系在一起，无异于明确告诉秦王政要象颛顼对待黄帝那样，接受吕不韦的教导。为此，吕不韦甚至还可能有意散布出舆论，说秦王政是他亲生的儿子，他才是赢政真正的父亲。他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要赢政亲政以后,依旧接受他的控制。
但是,秦王赢政恰恰不是吕不韦希望的那样的君主,从他以后的作为来看，秦王政专断而骄横的性格，是决不愿受制于人的。他不仅不能接受吕不韦的摆布，而且要“独制其民”，不能“与人共治之”(曹元首《六代论》)。
他不仅不能容忍象吕不韦这样热中权势的、以“仲父”自居的人,而且同儒家宣扬的“重民”思想根本格格不入,所以他对于《吕氏春秋》宣扬的观点,有很大一部分是抵触的；虽然他并不一定反对儒生——这从统一后秦始皇左右还有不少“皆诵法孔子”的“诸生”博士”(《史记·秦始皇本纪》)可以证明——但无论是谁妨碍他独断专行，都是他所不能允许的。
在这一点上，法家绝对的君主极权的主张，倒是颇合他的口味。这样,秦王政二十二岁亲政以后,同吕不韦的矛盾公开爆发,乃是势所必然的了。
四、吕不韦同秦王政冲突的导火线——“宫闱秽事”
但这一冲突的爆发，其表面原因和导火线却是从“宫闱秽事”开始的。
据文献记载:吕不韦早就和秦王政的母亲,即庄襄王的夫人私通。后来,秦王政年纪稍长,但太后仍“淫不止”,吕不韦怕被秦王政发觉,而另外找来“大阴人”嫪毒(牢哀)代替自己,“太后私与通,绝爱之”。嫪毒因此而得宠,“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毒”(《史记·吕不韦列传》)。
后嫪毒在秦国的权势竟发展到与吕不韦不相上下，以至国内人们常嫪氏、吕氏并提:“与嫪氏乎?与吕氏乎?”(《战国策·魏策》“嫪毒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毒舍人千余人”(《史记·吕不韦列传》)。
当公元前二三八年(秦始皇九年)，秦始皇二十二岁，在雍蕲年宫举行加冕礼时，嫪毒“矫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作乱,秦王政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兵镇压。结果,嫪毒兵败,参与叛乱的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并车裂示众,灭其宗。嫪毒家的舍人,轻者罚为鬼薪（从事官府杂役、手工业生产劳动以及其它各种重体力劳动等）,并有夺爵迁蜀者四千余家。而嫪毒自己则流放至蜀。
因嫪毒事连吕不韦,次年,秦王政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后又令其迁蜀,事后，秦王政又给吕不韦一封短信：“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於秦？号称仲父。”显然这是暗示吕不韦你有何面目苟活世间？吕不韦知道自己难免一死，就选择了饮鸩自杀，也算是死得体面了。
吕不韦死后,有些门客为其送葬,秦王政又下令:凡临丧者,原是三晋来秦之人一律逐出国;原为秦人者,禄至六百石以上免爵流放,五百石以下者,可不免爵,但不临丧者也要迁走。并申明:以后若有人做类似于嫪毒、吕不韦这样事的“籍其门”,并和此次事件作同样处理。秋天,又下令“复嫪毒舍人迁蜀者”(《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事件的真实原因决不是什么“宫闱秽事”秦王政所镇压的，以及参加嫪、吕一派活动的牵涉到数千人，说明这次斗争乃是以秦王政为首的一派势力，同嫪、吕为首的一派势力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结果，是以赢政的胜利而告终。从此,秦国就在赢政“独治其民”的方式统治之下，而《吕氏春秋》所设计的统治方案,则付诸东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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