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的曹操以负面形象示人，戏剧往往受到时空的限制，较少表现人物复杂的性格，强化剧中人物的某一性格特征，抒发强烈的戏剧情感，曹操就是在戏剧冲突中展现自身性格特征的。
杂剧中的曹操，不是以主要人物出现在作品当中的，而是常常作为次要人物出场，为了歌颂和衬托正面人物服务的。对于曹操形象的描述，作者也无意过多对其着墨，曹操的性格特征并不鲜明，只是通过主要人物形象透露曹操出场亮相。与之相对比，张飞是一个喜闻乐见的人物，他莽撞，可爱，常常被当作平话及杂剧的主要素材以吸引观众。
在《张翼德单战吕布》中，张飞无疑是戏剧中的主要形象，曹操出场的作用也仅仅是推荐勇将而已；再如曹操为了帮助孙坚迎战吕布，专程请到刘、关、张三兄弟出山，而且写了荐书呈于孙坚。曹操说：“谁想今举荐刘关张弟兄三人，到于虎牢关下，必然破了吕布。”这句话并非要表现曹操的远见卓识，而是为了从侧面强调刘、关、张的英勇无敌。正如曹操问孙坚的那句话：“元帅，曾有什么英雄好汉来么？”孙坚回答说：“没有。”曹操于是答曰：“桃园三士刘、关、张弟兄三人是也。”孙坚虽然不识好汉，但曹操慧眼识英才，但着重点在于“英才”，二不在于“慧眼”。
尽管杂剧某些侧面表现出了曹操的慧眼识才，知人善任，但这些都是为了衬托蜀汉英雄服务的，而不是专门为写曹操形象服务的。再如《关云长单刀劈四寇》中，曹操将关羽推荐给董承，并且赞美关羽说他是集义勇忠良于一身的良将，闻名天下的大丈夫；英勇无敌的英雄，汉室的忠臣。这也是作者借曹操之口来表达蜀汉英雄的赞美，曹操的形象被边缘化了。
曹操的负面形象在杂剧中再度遭到贬抑和披露，他成为道德的底线，似乎与仁义道德毫不相干。曹操为了自己成就霸业，笼络人才，最企图将刘关张三人招致麾下，但三兄弟并不想随他心愿，曹操知道后非常恼怒，想杀害三人。于是曹操在石榴园设宴，想活捉刘备。后来事件演变成曹操的计谋被识破，关张前来保护刘备，曹操上演一出“鸿门宴”。刘备三人得以脱险而收场。曹操的“阴险、狭隘”和刘备的“忠”，关羽、张飞的“义”在这出杂剧中构成鲜明对比，曹操彻底成为了一个残酷阴险的政治家形象。
无名氏的杂剧《关云长千里独行》更是表现关羽之仁义，曹操之不仁的典型作品。剧中曹操非常欣赏关羽，为了招他入其麾下，使出浑身解数。先是说刘、张都已死，而且有刘备的衣甲头盔为证，劝关羽死心；然后以杀死刘备的妻小来威胁关羽；接着曹操又用金钱美女诱惑关羽。出于兄弟之情的关羽被迫接受曹操的“厚爱”。但是关羽乃忠义之士，后得知刘备并没有死，毅然决然的离曹操而去。此时曹操阴险的一面暴露了：他为擒关羽，定下“赚关羽下马”、“酒中下毒”、“假意赠锦袍”三条毒计，并豪言：“擒住云长必杀坏，方显曹公智量高。”在“忠义”化身的关羽面前，曹操诚然是一个反面人物的代表。
杂剧中的曹操没有谋略，常常是一个愚蠢的庸才。《曹操夜走陈仓路》一出戏剧中，曹操兵败，为了逃命，和下属换了衣裳，割断胡须，才得以逃脱，境况十分狼狈。再如《阳平关五马破曹》中，曹操只留儿子曹虎在前线与敌人对抗，自己却换了曹虎的衣服只顾着逃命。曹操的种种劣迹恰恰烘托了蜀汉人物的英雄形象。例如《曹操夜走陈仓路》中，张飞抓获了张鲁，孔明心生一计，于张鲁面部写了许多辱骂曹操的言语，然后将他放回许都。然曹操却愚笨不知，看了张鲁脸上的话极为恼火，一怒之下斩了张鲁。因而导致张鲁之弟张恕痛恨曹操，投靠蜀国。孔明离间之计成，曹操的军队由于失去了张鲁兄弟这一重要力量而陷入艰难的处境。
元杂剧中曹操的逆贼形象深入人心，这当然与元代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文人对腐朽政治的失落，寄托在仁义化身的蜀汉英雄身上，而将高压统治的仇恨宣泄在“汉贼”曹操身上。这样的历史文化大背景，曹操沦落为逆臣贼子，其人物性格与仁义道德毫不相干，人物性格不具有多层次性，成为文人宣泄嘲讽的形象载体。
总而言之，宋元时期的曹操形象经历了由“史”到“文”的良好过渡，即从历史形象中跳跃出来，转而进入到文学世界，给人以崭新的审美感受。也为后世小说的问世埋下伏笔。曹操的形象在宋元时期文人与民众的眼中江河日落，这其中既有统治阶级思想的宣传，也离不开下层文人百姓的道德选择，这两方面原因共同构成宋人眼中“盗贼”形象，曹操的奸雄形象在宋元时期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当然，曹操形象在宋元时期被刻画得还不够完善，有待于后世文人对其形象的补充和再度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