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到底是在何时变成了“奸臣”形象，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它涉及到一个名词，叫做“尊刘贬曹”。
可能很多人对于曹操“奸臣”、“奸雄”形象的认知是来自于《三国演义》，但实际上这种形象出现得要更早一些。
最开始贬低曹操的行为，实际上是无意识的
“尊刘贬曹”在毛纶、毛宗岗父子删改后的《三国演义》中变得异常明显，其实在之前的版本里，曹操还是有很多正面形象的。
比如说经常听到的“刘玄德携民渡江”的故事，同样也发生在曹操身上。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战术性撤退的阶段里同样是带着百姓一同离开的，并没有将治下子民遗弃在战火中。
类似于这样的桥段在后来的《三国演义》里，为了更突出地表现曹操“奸诈”、“自私”的形象，都被删去了。
这就属于“有意识”地故意为之，而该种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大概以唐为分界点，在宋得到了普遍认可。
从汉末三国时代开始，直到南宋之前，历代正史都是以“曹魏”为正统的，《三国志》也是如此。提到曹操一般称“魏武帝”，刘备的称呼是“蜀主”。
但是，从晋代开始，很多人对于蜀国的人物比较推崇，尤其是对诸葛亮的个人崇拜，甚至到了不惜编造故事的程度。
比如说著名的“空城计”就来自于郭冲“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等被杜撰出来的内容。
当然，此时其实还没有形成为了抬高蜀汉而贬低曹操的风气，晋代并不阻止人们去崇尚蜀汉或者贬低曹魏，因为它已经是正统了，无论是魏还是蜀对它来说都属于“前朝”。
曹操“黑历史”的大量流传和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有关。
陈寿写《三国志》的态度是比较严谨的，采用的史料可信度也比较高，不能确定真假的史料宁可弃置不用，也不收录。但是裴松之注解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本着保留史料的目的，在相关条目下增加了大量的记载，甚至包括一些野史、杂文、小说。
这其中就有大量的关于曹操的负面信息。
但是也需要看到，裴松之同样收录了曹操的正面形象故事，比如说刺杀“十常侍”首脑张让，就将其写得异常英勇。
所以，至少在南北朝时期，人们还基本上没有刻意地去贬低曹操。
有意识地“抹黑”曹操，从唐朝之后开始盛行的
事情在唐朝出现了变化，尤其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人们对于“曹操”这样的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厌烦。
“安史之乱”和曹操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因为曹操和安禄山都是权臣，所以就这样躺枪了。
李贺还写过诗来用曹操的典故针砭时事：
邺城中，暮尘起。将黑丸，斫文吏。棘为鞭，虎为马。团团走，邺城下。切玉剑，射日弓。献何人，奉相公。扶毂来，关右儿。香扫途，相公归。
这就属于有意识地“抹黑”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唐人对于曹操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正统地位被淡化，权臣形象更为突出了。
但这样的观点其实还属于“见仁见智”的阶段，人们可以接受，同样也可以选择不认同，没有上升到“非如此不可”的地步。
而在宋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曹操”便已经沦为人人喊打的处境了。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闻刘玄德败，顰蹙而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畅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这就说明，对于“曹操”的贬低已经从文人阶层里蔓延到市井了，“尊刘贬曹”已经成为了一股潮流。
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宋朝的国情有关。
在北宋阶段，人们主要厌恶的对象是北方的辽国、金国，而曹操的势力范围正好处于北方，这完全就是“躺枪”。
而在南宋阶段，南宋王朝偏安一隅的现状和东汉非常接近，人们固执地认为蜀汉是东汉的延续，也是偏安于西蜀，所以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曹魏的正统地位遭到了挑战，大儒朱熹等人甚至认为，蜀汉才应该是三国时期的正统。
从这个过程就能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
曹操并没有变化，甚至流传下来的史料、传说变化得也不多，而其形象从正派变成反派，是因为后世朝代中所处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比如唐朝的“安史之乱”让唐人感到了伤痛，进而迁怒于古人；两宋面对外族的欺辱，只能把火发在“曹操”以及“曹魏”身上。
那么，剔除情感因素，曹操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曹操的真实面貌：“奸雄”非“奸臣”
关于曹操“奸雄”的评价出自《三国志》的注解，明确写是“奸雄”。
这个评价不知真假，但至少在西晋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说法，因为所注明的出处就是西晋时期的典籍。
然而，这个“奸雄”在后来就变了一个形似但含义迥然不同的词汇，叫做“奸贼”。
“奸贼”出自南北朝时期的《后汉书》。
原文是：
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一字之差，涵义迥然，而南北朝时期对于曹操的形象正好处于一种融合、混沌的状态，人们对蜀汉有向往，有同情，对诸葛亮有崇拜，所以出现对曹操的贬斥就可以理解了。
尤其是南朝和后来的两宋处境相似，出现相同的心理并不奇怪。
而在唐代时期，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曹操“奸臣”的形象就被定型了，毕竟是参照着安禄山这一形象来刻画的。
然而追本溯源，曹操是“奸雄”并非“奸贼”或者“奸臣”。
从《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来看，曹操的一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并且所做之事也多为正派之举。
无论是早期的破黄巾，还是后来的“奉天子以讨不臣”，不管曹操的主观目的是什么，在客观上都对汉室的延续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就像他自己在《述志令》中说的那样：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样的功绩自然不能被抹杀，认为是“奸贼”或者“奸臣”。
而在曹操的性格上，“奸”是有的，很多行为举止都能体现出来，比如小时候戏耍其叔父，儿时玩伴袁绍等人，但最主要的还是这个“雄”的一面。
曹操虽然在青年时期非常豪横，有曹腾、曹嵩的支持，后来又有董卓的拉拢，但他确实寒族出身，其家底也多是不断经营出来的，虽然比“白手起家”更有优势一些，但其处境也并不理想。
在这样的环境下，曹操立志匡扶社稷，这在其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甚至在早期只是想当一个为国平乱的将军而已。
只能说时势造英雄，即使他不想走到位极人臣的那一步，但形势如此，也不得不成为后来一代“雄主”了。
所以，曹操真正的形象并不是“奸”，实际上在当时每一个首领人物都有“奸”的一面，但像曹操这般“英雄气”的就少见了。
堪与苏轼《江城子》媲美，贺铸一首《鹧鸪天》，令人心碎的悼亡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