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是一个纵横捭阖的时代!
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这是思想沸腾的时代！思想家、改革派、学者、社会活动家纷纷亮相，影响国际政治和社会进程。在活跃思想、发展文化方面，齐国的贡献最大，临淄城的稷下之学就是思想家的圣地，各派领袖，诸如此时的孟子、邹衍、淳于髡等，后来的荀子，在此讲学辩论，影响很大，而老庄杨朱、墨家门徒也有众多拥趸。
“百家”是形容数量众多，不是说一百家。《汉书·艺文志》将战国时期的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
百家争鸣从何时开始，众说纷纭，本文认为是从孔子去世之后，逐渐开始，发展到此时，进入高潮。孔子之前，文化教育基本由贵族垄断，由于孔子的执教理念“有教无类”，不分等级，不分资质，不分年龄，只要想学，都教，使得文化传播到各个阶层。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就是文化传播的十四年，而且传播的范围更广，普及的阶层更多。结果，“读书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文化的普及导致思想解放，思索社会问题的人群开始增加。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继续着传教者的工作，由于传播者和学习者的社会阶层、人生经历不尽相同，分化必然要出现，逐渐的，不同流派自然产生了。当然，不是所有的思想流派都源于孔子以及他的弟子，但他们的贡献最大，至少儒、墨、法三家或多或少来源于此或受其影响。
《韩非子·显学篇》提到“儒之所至，孔丘也”，把孔子做为儒家始祖，但孔子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建立什么严密组织，谈不上门派。孔子主要工作就是尽量全面的传承古代文化知识，同时阐述自己的理解，以及说明如何在现实中应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儒家真正形成组织应该在战国时期，而且分裂成许多门派，韩非子归纳为八家，可能还不止，他们都把孔子做为鼻祖，都称自己是正宗。其实，他们都做了改变，时代在发展，思想在进步，改变当然是正常的，但是，墨子早期求学于孔门，思想主张受到其影响，比如墨子把孔子的“节用爱人”思想进一步发挥扩展，那也能把墨家做为儒家的分支吗？所以，战国各派儒家把孔子做为鼻祖，只是想推出一名强有力的代言人，其实思想主张已经改变很多。而且，各家各派之间也没有那么水火不容，儒、墨、道、法各有各的思想主张，但言论内容也是互有交错，学徒弟子也是互相交流，今天归墨家，明天学儒家，后天入法家。
孔子
这一时期，墨子已经去世，墨家由墨子的徒子徒孙掌权，据郭沫若考证，墨家主力此时集中在秦国（秦惠王时期），参与秦国的建设与扩张行动。此时的墨家形成一个严密的庞大组织，也参与一些具体的政治事件，比如之前的楚国贵族射杀吴起事件，墨子的弟子孟胜（此时为巨子，巨子为墨家首领）参与其中。
法家前期代表人物李克、吴起，他们都受到过子夏影响，后期的李斯、韩非是荀子的徒弟，虽然孔门弟子和战国时期儒家成员都与法家的代表人物有过密切的交集，但法家思想与之相去较远。
一种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如何寻求效率与分配的平衡。一种政治思想如果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使人们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创造财富的效率；同时，整个社会财富分配公平合理，保证人们的幸福感，保持社会运转的稳定性，这就是先进的政治思想。政治是平衡这两方面的砝码，任何一次社会动荡，基本都与这两个方面失衡有密切关系。
二、孟子和魏惠王的利与仁之辩。
魏惠王亦称梁惠王，就是《孟子梁惠王（上、下）》中的那位君主。《资治通鉴》将此事列在前年，且只收录部分章节，就是孟子与梁惠王关于利与仁的看法。
魏惠王希望孟子指点一些“利吾国”的方法，而孟子却为其分析追求“利”的危害：如果人人都想为自己牟利，那么谁还会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国君本人呢？而提倡仁爱、注重道义，才能把人们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
之后，《资治通鉴》又回顾了孟子与子思的一段对话，同样是关于利与仁。孟子问子思：治理百姓当务之急是什么？子思回答“先利之”，孟子不解：“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的解释是：仁就是最大的利！《易》曰“利者，仁之和也”。
司马光评论道：孟子和子思的观点都是一个道理。因为仁义之人才知道仁是最大的利，不仁之人不知道，由于魏惠王不是仁义之人，所以不能对其谈利益，要直接宣扬仁义。
那本文如何看待孟子与子思在仁与利看法上的区别呢？
孟子
子思观点：“利”与“仁”不冲突，“仁”本身就是“利”，如果名义上的“仁”伤害到了“利”，这样的“仁”也站不住脚。从逻辑关系看，子思的话似乎很有道理，一种思想理论，即使描述起来很高尚，但如果让人们生活的艰辛痛苦，很难为人所接受。
《资治通鉴》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学生（也有很多人不认可这一说法），但是，从孟子与梁惠王的交谈内容看，孟子好像并没有接受子思的观点，而且从语气上看，似乎有所反对。的确，有时“利”很具有迷惑性：一种行为、一种制度、一种思想，好像眼前让你获利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伤害可能更大。但人们往往很难判断这是眼前的“利”，还是长远的“利”，都是在受到教训之后，才会有所反思。这样看，如果把“利”与“仁”联系在一起反而不对了。孟子是否基于这样的分析去看待“利”与“仁”的关系呢？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理论问题，从思想理论的纯粹性角度看，孟子的观点更具有高度；但从社会发展现实角度看，子思的观点更加实际。这是一个哲学难题，也是值得大家讨论的话题！
对于司马光的解释，在逻辑关系上，有些说不通，不仁之人既然不相信仁义而看重利益，那么不以“仁是最大的利”来诱惑他，而单单大谈仁义道德，如何能够打动他？既然打动不了游说对象，仁政理论又如何得以实施？司马光想调和子思与孟子的观点，认为两者没有区别，可是无法自圆其说。也许司马光认为，既然孟子是子思的学生，那么思想必然是一脉相承。孟子是否是子思学生，还有待考证，即使是，不见得学生就一定要全盘接受老师的思想体系，孟子一直以自己真正理解孔子思想自居，他反对子思的观点，也不足为奇。
魏惠王向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咨询治国之策，既有历史原因，也为形势所迫。
当初，魏文侯以子夏为师，首开清明厚重的政治风气，于是“魏国始大”，魏惠王想重回祖父之荣光时代，便学习魏文侯的做法，向孔门子弟求教。不过，魏文侯时期，李克新政借鉴了管仲改革内容，而商鞅变法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李克新政的做法，这样看，魏国政治制度还有很强的“法家”色彩。其实，门派之争很多都是后人附会而已，哪有那么泾渭分明？魏文侯以子夏为师，倡导厚重仁和的政治理念，但同时也讲求权变，尊重历史发展规律。
此时，魏惠王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是从魏武侯开始，魏国就抛弃了厚重仁和的理念，对外恃强凌弱，对内勾心斗角，导致政治风气大坏。第二个是李克新政的负面效应显现，就是在强军政策下，如果扩张的脚步受阻，将会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魏国在取得大梁地区以后，扩张达到极限，又接连败给齐、秦两国，割地受辱，形势急转之下，因此问题一下子涌现出来。那么，孟子为魏惠文王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吗？从最终结果看，好像没有解决。那说明就是孟子无用无能吗？不是
三、韩昭侯与申不害的“法家理论”
韩昭侯二十二年（前年），申不害死。
韩昭侯时期，申不害为韩相，《资治通鉴》关于申不害的记载：郑之贱臣，学黄、老、刑名，以干昭侯。黄老之术追求无为而治，刑名之说注重严明律法，似乎两者互为矛盾，让人困惑。这是因为《资治通鉴》力图尽量客观叙述，减少感情色彩，让读者自己分析判断，所以看上去有点含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叙述就鲜明很多：申不害创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君主驭臣术，借此吸引韩昭侯，据说还整理成集，但现在原版已失。这套理论同李克、商鞅等所主张的严明法纪还是有区别的，申不害的理论主要侧重于谋略计策，玩权术，搞心理战，让臣属畏惧，而对自己俯首帖耳，本质上也是君主集权。《史记》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就是说申不害嘴里说的是黄老之术，实际办的事是刑名之法，目的和手段都是君主专制。只不过李克、商鞅的法家比较实在，言行一致；申子之术则是玩花样，说得一套，做得肯定是另一套。
申不害之术实际就是政治谋略学，那为什么要与黄老联系起来呢？黄老之说讲述很多关于强弱、虚实、亲疏、是非等等的辩证关系，在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体系中，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但这是为了说明：天下万物的生存与毁灭、静止与发展都是相对的，所以做人做事不要刻意追求，不要过多的人为干预，四个字“顺其自然”，推及政治上就叫“无为而治”。但后世的政客们从中读到了谋略，比如故意示弱麻痹对手，趁对手松懈给以打击，这是强弱的辩证关系；或者表面对你好，背后捅刀子，这是亲疏的辩证关系。政治谋略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但非要把这些与黄老勾搭一起，叫黄帝、老子情何以堪！
政治谋略是手段，千万不能当成目的！当以政治谋略为目的时，就没有善恶是非了，即使诬枉欺骗、杀人放火、断子绝孙的事，只要为了权，都去做。在任何团队里，成员之间都会存在各种矛盾，或因利益纷争，或因立场不同。但团队领导者把利用成员之间的矛盾做为驾驭下属的术，甚至故意制造矛盾、激化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称其善！我们看看各行各业，有哪个团队内部矛盾重重互相拆台而能够具备强大的战斗力？团队内部永远存在矛盾，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处理团队关系时，团队领导者需要具备明察秋毫的智慧和公平宽广的胸襟，以符合团队整体利益和社会基本价值观做为处理具体矛盾的原则。这样能够把矛盾转化为动力，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国治兵强”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跟魏国、秦国的强大相比，在这十五年中，我们没发现韩国有什么称得上富强的事例，前年，魏韩相争，“韩五战不胜，委身与齐”，这能叫强吗？。当然，如果跟此后韩国的国势相比，这段时期也算“国治兵强”。
韩昭侯二十四年（前年），秦国攻取韩宜阳，二十五年（前年），韩国大旱，韩昭侯建高门，二十六年（前年），高门建成，韩昭侯也死去了。为此，屈宜臼（楚贵族）批评韩昭侯：“君必不出此门”，屈宜臼的理由是：韩国前年丢了宜阳，今年又大旱，此时兴建大型工程，不合时宜。结果，韩昭侯真的没有活着走出高门，后人大都钦佩屈宜臼的铁嘴钢牙，鄙夷韩昭侯昏聩不智。但真的是这样吗？韩昭侯在位二十六年，这段时间是韩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时期。期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虽然没有达到李克、吴起、商鞅的成就，但也小有所成，由此看，韩昭侯本人也是一位上进的君主。
那么，该如何分析这件事呢？首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什么是高门？为什么要建高门？关于此事留下的史料很少，分析如下：
高门，就是高大的城门，那建高门是摆阔还是有实际用途？一般情况下，门的高低与墙的高低成正比，修建高门是否也是为了加高城墙做准备，如果是，那么只能说明：韩昭侯认为自己时日不多，西边秦国咄咄逼人，自己依仗的大臣也先己而去，趁自己还有点能力，为建设一座坚固城池而打下基础，算是给子孙留下点遗产，虽然有点“不时”，但自己儿子继位后可能更没有机会完成此事了。屈宜臼的预言是应验了，但并不令人信服。
韩昭侯去世，韩国短暂的小强时期也过去了。
四、政治权谋家江乙
魏国人江乙，他与商鞅是同一时代的政治人物，但他跟商鞅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江乙靠权谋和善辩在政坛立足。
江乙是怎么玩弄权术的呢？通过他跟昭奚恤之间的政治斗争，我们了解一下。
昭奚恤是楚国贵族，江乙与其在政治理念与政治利益上有分歧，矛盾很深，但昭奚恤为人还是比较耿直正派。江乙为了排挤昭奚恤用了数条计策：
第一，寻求同盟，为昭奚恤制造敌对势力。江乙向楚王建议给魏国来的山阳君封地，因为江乙估计昭奚恤不会同意，果然昭奚恤认为山阳君还没有建立功绩，不宜封地。这样，江乙很自然的把山阳君变成了昭奚恤的敌人。
第二，言辞恳切，正义凌然。《资治通鉴》记载：昭奚恤为相，江乙对楚王说：有人的爱犬往自家水井撒尿，邻居想告诉那人，但被狗堵住门咬。借以比喻昭奚。又说，大王您听到有人专说别人好，就说他是君子，听到有人爱指别人缺点，就说他是小人，那么像子杀父、臣弑君的恶行您就不知道了。然后，江乙再说昭奚恤的不是。江乙的这番话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很能够打动君主。这正是计策的狠辣之处，以义正言辞的方式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
第三，戳楚王的痛楚-君主厌恶下属利用自己。一次楚王赞扬昭奚恤有威严，说北方诸侯惧怕他。江乙就举了狐假虎威的故事，借以讽刺昭奚恤利用楚王为自己树立威信。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团队的力量，狐假虎威的故事在这件事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个故事比较歹毒，一方面暗讽昭奚恤不学无术、坑蒙拐骗，另一方面不也说楚王让昭奚恤玩弄鼓掌之间了吗？
昭奚恤和江乙的最终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我们真的会感慨什么叫“巧舌如簧”、“翻云覆雨”、“颠倒黑白”。当然，到了苏秦、张仪时代，类似江乙这样的政客已经遍布天下了，那么，江乙算是此道的前辈高人
五、苏秦与合纵政策
儒、墨、道、法四家对后世影响最大，但此时的风云人物属于纵横家，狭义的纵横家就是指苏秦和张仪，苏秦倡导合纵，“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张仪主张连横，“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广义的纵横家指的是通过外交谋略获取利益，游走于诸侯各国之间的说客，可能各家各派都会有这样的人。
纵横家与前面四家有明显区别，纵横家主要根据各国之间的矛盾、利益、势力等关系，通过外交、谋略等手段，以谋取自己和自己代理人各种利益为终极目标，他们不关心思想理念、政治制度、管理架构等。他们诡计多端、言辞华丽、举止风雅，利用诸侯之间的微妙关系，纵横捭阖于君王中间，他们名利双收，左右着国际形势，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
（一）苏秦的履历分析
《史记》记载，苏秦，东周洛阳人，起初欲通过游说以参政，失败而归，家人对他纷纷鄙夷嘲笑，认为苏秦不务正业，东周人的正业是工商，“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而苏秦整日夸夸其谈，不守本分，所以名声不大好。于是，苏秦开始苦读《太公阴符》之类的谋略之书，经过“锥刺股”，刻苦钻研，一段时间之后，苏秦感觉可以一试身手了。他先到了秦国，向秦惠王兜售兼并天下之策，秦惠王以实力不足婉言谢绝了。苏秦虽然再次受挫，但没有打击他以政谋利的信念，转而联合六国对抗强秦，这就是所谓的合纵。
《资治通鉴》关于苏秦的记载，大部分来源于《史记.苏秦列传》，但是，后人对此质疑多多：苏秦的说辞尽是如何对付防备秦国的，而此时秦国虽然强大，但优势没那么明显，与六国的矛盾也没有那么突出。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没有苏秦与张仪交往的记载，而关于苏秦的事迹，大都发生在燕昭王与齐缗王时期，所以有人认为苏秦是晚于张仪的战国中晚期人物，因为那时的国际形势与苏秦的语境相符。
苏秦履历确实是个悬案，但就是以《战国纵横家书》做为铁证，似乎也有漏洞，马王堆出土的也是汉朝文物，距离张仪、苏秦那个年代也有三百年左右，怎么就能肯定《战国纵横家书》所述的内容一定是历史真相呢？《史记》，《战国策.燕策》也是汉朝所著的历史典籍，都说苏秦是燕文公时期人物，在没有更加充足的反证情况下，姑且认为苏秦与张仪是同一时期人物。只不过实际情形可能没有那么夸张：苏秦策划的应该是一个燕、赵、韩为主的小联盟，而且各自防范的对手也不一样，赵、韩防备对象是秦，燕国的防备对象是齐国，至于其他三国，苏秦也做了工作，但效果并不好，而苏秦可能对赵肃侯描述前景过于乐观，当发生秦国与齐、魏联手时，才会“赵肃侯让苏秦”。至于苏秦游说六国时所说的哪些气势磅礴的言语，可能更多是后人杜撰或把别人的言谈加之其身，就像《三国演义》对人物的发挥创造一样，掺杂很多感情因素，估计是六国遗老遗少的理想吧。
（二）合纵开局-燕国
前年，苏秦前往燕国，开始他的合纵大戏。为何苏秦游说的第一站是燕国？首先因为燕国与各国纠纷最少，而三晋之间，三晋与齐国、楚国都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其次，燕国本身的战略需要，苏秦游说燕文公与赵国结盟，说是为了对抗秦国，实际上真正目的是对付齐国，当时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并不大，而齐国的威胁却是直接的，燕、齐两国平原相接，关系又不好，燕国如果能与赵国结盟，可以壮大实力，至少不会腹背受敌。燕文公为苏秦安排了车马费用，让其风风光光的代表自己出使赵国，如果能够与赵国成功结盟，自然很好，即使不成功，对燕国而言，损失的只是些车马费用，总而言之，燕国付出很小的费用，换取的战略价值可能极大。不过，对苏秦来说，车马服饰的排场和国君使者的名头，却非常重要，这些能够帮助苏秦赢得机会、尊重、信任。我们想想，在当今社会，那些开豪华车、穿阿玛尼、头衔惊人、口若悬河之人，在商场、政界、学术圈呼风唤雨日揽千金，就明白苏秦获得燕文公的天使投资多么重要。
（三）合纵的关键-赵、韩
苏秦的第二站是赵国。赵国的确是因为秦国的原因，愿意与燕国结盟的。韩、赵、魏三国都与秦国接壤，魏强之时，秦、魏之间的争斗最激烈，赵国前面尚有魏国撑着，现在，魏国衰败，秦国崛起，赵国就要直接面对秦国的挑战了，自然也不希望身后有一个敌人整日虎视眈眈，燕、赵的战略需求是一致的。赵肃侯接受苏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秦把赵国做为中原各国之长，赵肃侯也有称霸中原之心，现在有一个愿意四处跑腿的苏秦，那就再添一把火，让苏秦的名头更响些、人气更旺些，“肃侯大悦，厚待苏秦，尊宠赐赉之，以约与诸侯”。
苏秦的第三站是韩国，韩国在七雄中最弱，前年，在宜阳被秦国打败，面对秦国强大的压力，结盟也是现实的选择。而且，韩、赵两家渊源较深，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和睦，韩国的加入顺理成章。
（四）合纵的扩张与发展-魏、齐、楚
苏秦的第四站是魏国。对于结盟，魏国能是什么态度？是无奈，是不情愿！无奈是因为衰弱，因为被秦国压得有些喘不过气，结盟的理由与韩国一样，现实的选择。不情愿，是因为昔日的老大如今有些落寞，赵国屈居自己脚下多年，现如今，似乎有当诸侯盟主的意思，这种心理的落差可想而知。
苏秦的第五站是齐国，在第三章和上一节，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齐国状况，齐国国力雄厚、地广人稠，齐威王也是胸怀大志野心勃勃，怎肯甘居人下。所以，对于以赵国为主导的联盟不会太过热心，只是敷衍应付而已。
最后一站楚国，楚秦之间和多战少，两者之间的冲突不似秦国与三晋那样激烈，所以，对于楚国是否加盟以及投入程度，苏秦不会寄予太高的希望，所以放在最后。
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脆弱的战略联盟：燕、赵、韩为核心，赵国为中心；魏、齐心怀异志；楚国隔岸观火，六个国家，三个心眼。而稳固的联盟大致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核心国家超级强大，像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还有就是近现代美苏争霸时期的美国、苏联。第二种是联盟国家的价值观、历史渊源比较一致，政治经济互补性强，比如早期的欧共体。而此六国联盟不具备这两方面条件，赵国做为核心不够强，而盟友之间矛盾多、猜忌大，所以，六国合纵从成立伊始，就奠定分崩瓦解的结局。果然，合纵政策在前年开始运作，第二年（前年），秦国策反了早就怀有二心的魏国、齐国，共同讨伐赵国，“赵肃侯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热热闹闹的合纵大戏仅仅唱了一年，就匆匆收场了。
合纵政策失败了，但苏秦本人应该说是成功的，他毫无任何政治背景，只是抓住诸侯之间微妙的政治关系，利用自己丰富的政治知识和绝妙的口才，进入了上层社会，终日与名流贵族往来，知名度和影响力空前高涨，赢得了令人羡慕的财富与地位。这与苏秦的价值观相符，东周人善于经商的传统影响着苏秦，无所谓什么政治理念、思想道德，一切以现实利益为出发点。苏秦通过合纵赚取了个人的最大价值，同时也引导了社会的风潮，外交战、谋略战进入高潮。
六、齐、魏背叛合纵联盟的具体原因分析
《资治通鉴》记载：前年，秦惠王派犀首逼迫齐国、魏国，共同出兵攻伐赵国，借此破坏各国盟约。正是因为此事，才有“赵肃侯让苏秦”，合纵解体。我们会提出疑问：秦国有什么资本可以逼迫魏、齐去攻打赵国，尤其是齐国，与秦国既无领土纠纷，也无历史怨恨，利益交集很少，而且齐国本身实力强大，是意欲称霸的诸侯大国，凭什么听秦国摆布？
下面，本文具体分析一下齐、魏两国背叛合纵的原因。
（一）魏国的原因
魏、秦之间有宿怨，魏国曾经大败于秦国，但这并不意味着魏国就要完全臣服秦国。从魏惠王与孟子交谈内容看，魏国对秦国耿耿于怀，一直希望重振魏国雄风。所以，从主观态度上看，魏国不愿意与秦国合作。那么，是什么促使曾经的死敌开始合作了呢？是利益！双方在幕后一定有重大利益交换，魏国才会与秦国合作。什么利益才能打动魏国呢？河西之地！如果以此为交换条件，魏国一定会心动！
先看下列历史记述：
前年，魏国以欺骗手段抓获公子卬，并大破魏军，魏惠王不得已献出河西之地，并将国都东迁至大梁。
前年，魏国献出阴晋见图1给秦国。
前年，魏国割让少梁、河西之地见图1给秦国。
秦国为何在前年和前年两次取得少梁与河西之地，魏国又为何要将阴晋献给秦国？本文认为这牵涉到秦、魏之间一次重大的利益交换：在苏秦策划第一次合纵之时，秦国为了策反魏国，就把河西之地还给魏国，魏国把不甚重要的阴晋献给秦国，同时魏国答应退出合纵联盟。理由分析如下：
阴晋就是今天陕西渭南市华阴县，位于河西之地的南部，非常靠近秦国本土。此时魏国已经迁都大梁，魏国的西部地区已经不是他的经营重点，大梁与魏国西部领土之间隔着韩国，魏军到达阴晋，必须自南向北再向南绕过韩国，管理起来非常麻烦，魏国向秦国献出阴晋，实际是甩掉鸡肋。而河西之地不一样，这块地方面积更大，战略地位更突出，不论是经济价值还是军事价值，河西之地都远远大于阴晋。而对于秦国来说：尽管河西之地曾是秦国故土，但魏国经营河西之地达数十年，当地人民对魏国的认同感可能远远大于秦国，这样一来，秦国管理河西之地的行政成本就会很高，而暂时放弃河西之地，换取外交上的优势，以退为进，也不失为良策。仅从此笔交易看，显然魏国占便宜，但秦国为了获取外交成果并转移矛盾，必须做出牺牲。
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魏国为何会配合秦国的行动。
（二）齐国的原因
而对于齐国来说，它最关心的问题是燕国，齐国对燕国既有担心，也心存不轨，齐国不希望看到燕、赵、韩形成稳固小联盟，如果秦国能够许诺，在齐国与燕、赵发生纠纷时，秦国与齐国形成统一战线，齐国当然愿意与秦国合作。齐国出兵攻赵，不管取得怎样的战绩，齐国都不吃亏，胜利自然很好，可以获取实际利益；即使战局不利，至少也会破坏合纵联盟，“赵肃侯让苏秦”，这就是达到的效果。
赵国掘开黄河，用水冲击齐、魏军队，齐、魏撤军。脆弱的合纵战略经不起一点点的波动，就土崩瓦解。合纵连横一直贯穿战国时期，这只是由苏秦主导的第一次合纵的失败。
（三）魏国的悲惨下场
秦国人利用少梁和河西之地引诱魏国，破坏合纵，魏国换取实际利益。但是，魏国君臣又一次被秦国人耍弄，秦国人趁着东部脆弱联盟瓦解之际，突然攻击魏国。
前年，秦国进攻魏国，围困焦城和曲沃见图1，魏国向秦国献出少梁与河西之地，真是“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前年，秦国再次进攻魏国，陆续攻取汾阴（山西运城万荣）、皮氏（山西运城河津）、焦城。见图1
前年，秦国公子华、张仪再次率军进攻魏国，占领魏国蒲阳（山西临汾隰县）见图1。
曲沃、焦城都位于河南三门峡附近，前年，秦军首先从南方延着黄河攻魏国的西部领土，魏国人此时已经无法组织有效力量坚守国土，就先把秦国交换过来的少梁与河西之地归还秦国，寄希望秦国得到便宜之后能够停止对魏国的进攻。但仅仅停止了一年，前年，秦国西路军从河西之地越过黄河，侵入魏国故土，占领魏国黄河东岸数城，南路军占领南部的黄河岸边的焦城。又过了一年，即前年，秦军占领了皮氏北部的蒲阳。魏国先祖故地已经被秦国人侵蚀的支离破碎，魏国西部领土已经尽在秦国人的掌控之中。
（四）苏秦的结局
前年，苏秦回到燕国，此时燕文公已经去世，由于苏秦实现了燕国与赵国结盟以防备齐国的外交目的，所以他仍旧受到燕易王的礼遇，苏秦能够在燕国过着高贵奢华的生活。但是，意外发生了，苏秦与燕文公的夫人私通，此事被燕易王发现，苏秦害怕，就跟燕易王说：我到齐国去卧底，想办法帮助燕国。
前年，苏秦便以得罪燕王的名义逃到齐国，齐宣王任命苏秦为客卿，苏秦鼓动齐王兴修宫殿、大兴土木，借此削弱齐国的财力。
前年，齐国一位大夫与苏秦争宠，派人刺杀苏秦。苏秦在临死前跟齐王说：大王若要替我报仇，就说我犯了叛国罪，重赏杀我之人，凶手一定能找到。齐王就按苏秦所说去做，果然刺杀苏秦之人落网，齐王便将其杀掉。
关于苏秦，很多历史典籍都有记录，但是彼此矛盾的地方也不少。所以，苏秦的生平履历是战国一大迷案。几千年过去，回过头再看那段历史，对于到底有无苏秦此人，或者苏秦到底是哪个时代的人，或者到底哪些事情是苏秦所为，这些反而不重要了，我们只要知道那个时代有这样一批纵横之士，在那样特殊的时代，以外交谋略为生，影响着社会发展，就足够了！
七、张仪与连横战略之一
（一）张仪的履历与传说
张仪，魏国安邑人，据说他与苏秦都是鬼谷子的学生。传说，张仪曾在楚国求仕，有一次被诬陷成小偷，遭受严刑拷打，他的妻子看到张仪如此悲惨，就劝他不要再到处游说，受此侮辱。张仪没说别的，只问他妻子一句：我的舌头在不在呀？他的妻子苦笑道：舌头在！张仪只回答两个字：足矣！张仪给我们充分展示了什么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据说：苏秦成名较早，张仪想去投靠苏秦，但是苏秦对张仪非常冷淡，而且还有点故意羞辱之，张仪一气之下到了秦国。苏秦却暗地派人到秦国，重金资助张仪交往秦国有权势人物，张仪得以见到秦惠文王，并且被任用为客卿。这时苏秦的使者才告诉张仪实情：苏秦故意气走您，并资助您在秦国立足，目的就是苏秦在六国搞合纵时，希望张仪大人能够在秦国配合苏秦的行动！张仪恍然大悟，称赞苏秦高明，并表示一定配合。
这段描述很传神，很精彩，但是不合情理！苏秦资助张仪在秦国的政治活动，希望张仪帮助他实现六国合纵，而张仪如果要想在秦国立足，就必须要想办法破坏合纵，如果立不了足，又怎么帮助苏秦？这根本就是一个矛盾选题。而且，后来张仪的主要工作就是以连横破坏合纵，没看到有何帮助苏秦的行为，所以苏秦先激将后资助张仪一事，不可信。
（二）张仪初试连横
前年，公子华、张仪带领秦军攻下蒲阳，之后，张仪建议秦惠王把蒲阳还给魏国，并让公子繇到魏国作人质，随后，张仪游说魏王：秦国对魏国如此宽厚仁义，魏国得回报呀。结果，魏国给了秦国上郡地区十五个县。这是张仪首次展露头角。
前年，秦国将焦城和曲沃归还给魏国。
前年，秦君开始称王。实际上，“秦惠王”此时才是真正的秦惠王。
前年，张仪攻打魏国，夺取陕邑（河南三门峡陕县）。
前年，张仪与齐、楚在啮桑见图2举行会议。
前年，被免去秦国国相，而到魏国担任国相。
此时，张仪在秦国的事业开始风生水起，而曾经受到秦王重用的权臣公孙衍（犀首）却销声觅迹。原因：前年，在秦国重新收复河西之地之后，公孙衍接受魏国人贿赂，没有继续打击魏国，而张仪向秦惠文王分析陈述乘胜追击魏国的意义，秦王赞同张仪的意见，因此公孙衍遭弃用，离开秦国。公孙衍离开秦国后，开始组织各诸侯合纵对抗秦国。因此，从前年开始，秦国又面临新的一波六国合纵的潮流，主要策划人是公孙衍，而秦国主导连横的策划人就是张仪。
1、连横第一张牌，将蒲阳还给魏国。
魏国用上郡十五县见图3换回蒲阳，并与秦国媾和，这样，魏国在实际利益方面损失不大，不过能够缓解来自秦国迫在眉睫的压力，倒也可以接受。
上郡位于陕西榆林、延安一线，此时，秦军占据汾阴、皮氏、蒲阳一线见图3，实际已经切断上郡与魏国本土的联系。前面说过，魏国的战略中心东移，此处不是魏国的核心利益所在，魏国可能已经把上郡十五县当成负担了，如今还能意外收回蒲阳，自然很好。但上郡对秦国来说战略价值很大，首先上郡的领土面积比较可观，扩充土地是“耕战”的保证，其次，占有上郡，能够向东抗衡赵国，向西控制义渠，同时护卫咸阳北部。
张仪通过外交手段获取上郡十五县的好处：第一，减少伤亡，尽管秦军占有优势，但战争总要有牺牲，“不战而屈人之兵”终归是上策。第二，尽管秦国对魏国的进攻已经让诸侯们有所忌惮，但是还要树立良好的外交形象，要大力宣传自己是正义、讲道理的楷模，努力在政治上给自己加分，要知道军事、政治永不可分。第三，保持秦国与魏国之间微妙的外交关系，为秦国搞连横做好准备。
秦国与魏国交战，魏国损失巨大，魏国自然怨恨秦国，但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斗争与缓和是国与国之间永恒的话题，要辩证看待这个问题。这笔交易，从眼前利益看，魏国似乎可以满意，但是对合纵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因为其他诸侯看到魏国与秦国好像关系还比较密切，双方有来有往，就会对合纵有所顾虑，彼此充满不信任。
2、连横第二张牌，前年，秦国又将焦城和曲沃还给魏国，双方关系进一步升级。
其实，真正与秦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诸侯国就是魏国，其他诸侯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如今，魏国与秦国如此火热，其他诸侯更不会坚定的参与对秦国的合纵战略。.
3、连横第三张牌，前年，秦国攻占陕见图1。
这是秦国对合纵联盟的一次试探，秦国发动一次攻击，测试一下诸侯的反应，结果没有人愿意帮助魏国对抗秦国，魏国只能更加依赖秦国了。
4、连横的第四张牌，前年，张仪与齐、楚的齿桑会议，进一步分化合纵阵营。
这样，魏、齐、楚基本不会参与合纵，剩下韩、赵、燕实力有限，燕国与秦国没有多少根本利益冲突，他主要的对手是齐国；赵国虽与秦国与领土接壤，但多年来没有发生矛盾，况且自己本身实力所限，不敢轻易树敌。韩国倒是有防备秦国的需求，但它没有主事的能力，只能随波逐流。
5、前年，张仪被免秦国相，担任魏国相，张仪直接掌管魏国的外交政策，在魏国实行连横行动都不需要中间人了，此时，连横策略达到一个顶峰。
但魏惠王就甘愿受张仪指使吗？魏国任用张仪更多的是无奈，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这样也许是最好选择，虽然委屈，但是求全了，自身实力不济，怨不得别人。接着，秦国又通过军事压力逼迫魏国，攻打曲沃、平周，并暗中资助张仪在魏国的活动。
八、齐国政治
（一）齐宣王的政治平衡术
前年，齐威王去世，齐宣王即位。齐宣王认为当初是邹忌陷害了田忌，便为田忌平反昭雪，召田忌回国，官复原位。
齐宣王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平衡齐国国内的各股政治势力。
此时齐国政坛有两股重要势力：一是成侯邹忌，邹忌是齐威王最信任的大臣，纵观齐威王一朝，邹忌都位居核心政治圈。二是靖郭君田婴，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的弟弟，参加了齐、魏马陵之战，立有战功，封在薛地（山东滕州）。而田忌很早就在齐国身居高位，后来功高震主，遭到齐威王猜忌，流落异乡。齐威王在世时，以邹忌和田婴的实力威望，还无法对君主构成威胁，但新主上位，形势就非常微妙了，尤其是邹忌，受宠二十余年，在齐国政坛根深蒂固，对齐宣王的执政会有很大影响。田忌在外漂泊多年，他在齐国原有的势力基础已经非常微弱，而且他与邹忌有私仇，此次回归，田忌既要感恩齐宣王，又不会对其构成威胁，必然会全心全意投入到维护齐宣王地位的行动中，田忌的作用就是制衡齐国的实力派邹忌和田婴。
这样看，齐威王、齐宣王的手段与申不害的政治权谋术倒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见，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申不害的政治理论还是很有市场的。
（二）田婴父子
当初，田婴计划在薛地见图4建城，被幕僚劝阻：你靖郭君位高权重，是因为你的平台好，如果没有强盛的齐国，你把薛城建得比天高，又有什么用。于是，田婴放弃筑城计划。田婴没有贪天之功，加之处事谨慎，没有遭到君主的猜忌，能够平稳度过一生。
孟尝君田文是田婴的儿子，孟尝君是第一位登上历史舞台的战国四君子，他的名气远远大于其父靖郭君田婴。但是，孟尝君的历史名声不佳，他对齐国也没有突出的贡献，后期尤为不堪。
《史记.孟尝君列传》对田文成为世子的经过，记载比较详细。《资治通鉴》稍显简单，而且语气也稍有贬义，内容概要：
田文劝说其父散财养士，于是他父亲就让田文负责接待宾客，田文靠“文通傥饶智略”，征服了宾客的心，于是宾客们纷纷向田婴举荐田文，田婴受此影响，便将家业传给田文。田文主政之后，在养士方面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天下各类人物纷纷聚于此，其中不乏“游士及有罪之人”。对此，司马光给予了很差的评价：贤德君子养士是为了百姓利益，而孟尝君利用国家的俸禄收养士人，不管好坏，照单全收，其实和商纣王一样无道。
尽管司马光不喜欢孟尝君，但还算厚道，没有对其全盘否定，在《资治通鉴》中，为了说明孟尝君勇于纳谏的心胸，司马光收录了这样一个例子：
孟尝君出使楚国，楚王送给他一张象牙床，孟尝君就派登徒直把床送回国。登徒直虽然接受了命令但并不愿意去，就找孟尝君门客的公孙戌，说：象牙床那么贵重，如果押送路上有所损伤，我就是卖了妻子儿女也赔不起啊！你要是能让我躲过这个差事，我就将家传宝剑送给你。公孙戌答应了，不久，找个机会对孟尝君说：各国欢迎你，是因为钦佩您的仁义，仰慕您的廉洁，现在您刚到楚国就接受象牙床这么厚重的礼物，其他国家又拿什么来接待您呢？孟尝君恍然大悟，称赞公孙戌说得对。公孙戌退下的时候，显出有点自鸣得意，孟尝君不解，就问他原因，公孙戌只好讲了实话。但孟尝君却没有怪罪他俩，而是在门上贴出布告：只要有人能宏扬我的名声，劝阻我的过失，即使他私下接受了别人的馈赠，也没关系。
关于孟尝君的故事没有完，后面还有介绍。但是通过这两个例子，已经能够看到此时养士规模空前强大，士人层次、素质参差不齐，士人对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影响越来越大。
九、各国领导人换届大潮及影响
（一）韩、赵、燕小联盟解体
前年，燕文公去世，燕易王即位。
前年，韩昭侯去世，韩宣惠王继位。
前年，赵肃侯去世，赵武灵王即位，设“博闻师”三人，又设左右司过三人，重大事情均咨询先王贵臣肥义。博闻师相当于顾问，司过掌管群臣过失。
从前年到前年，韩，齐、燕、赵君主相继去世，对国际形势造成很大影响，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第一，韩、赵、燕小联盟的君主全部更换，各诸侯的外交内政政策面临调整，这是小联盟解体的内在原因。
第二，燕文公去世，苏秦在燕国失宠，这是小联盟解体的直接原因。
第三，前年，韩、燕称王，赵武灵王认为自己没有称王的实力，让国人称自己为君。这是小联盟的彻底解体的标志。
第四，燕、齐矛盾激化的概率在增加。燕、齐之间既有历史矛盾，又有现实利益纠纷，燕国内部权力更迭造成人事动荡，以及三国小联盟解体，这些都让齐国看到谋取燕国的机会。
（二）韩宣惠王与公仲、公叔之间关系的分析总结
《资治通鉴》记载：韩宣惠王继位之后，想重用公仲、公叔，韩王便僇留咨询意见，僇留说：晋国用六卿而国家被瓜分，齐简公用陈成子与阚止而自己被杀，魏国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不保，所以不能重用大臣。
那韩宣惠王有没有接受僇留的劝告呢？从历史记载来看，没有！因为公仲连、公叔长时间把持韩国国政，韩宣惠王反而被边缘化了，最后，连储君之位也由公仲连、公叔二人以及背后的力量决定。
资治通鉴
司马光将上文收录在《资治通鉴》里，是为了证明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君主的权力不能过多的分配给臣属，否则后患无穷。
但是，如果按照司马光和僇留的思路，君主越集权越好，那不就是又走上商鞅、申不害、韩非的道路上了吗？怎么对得起至圣先师孔子、亚圣孟子的一番苦心呢？
对于集权专制政体，不论是在理论分析之后，还是经过历史经验教训，该体制的问题同样很大：一则君权过大而可能导致权力滥用，没有约束，损害社会公平；二则君权过大就会压抑下属的积极性、创造性，致使团队的战斗力低下。这在前面也有所总结。所以，本文对于《资治通鉴》这样的表述方式不慎认可，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当然，这也与此书的编著者们是体制内的高级官僚有关吧！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度的问题，如何实现君权与臣权的平衡，这是重要的政治课题！
（三）卫嗣君的政治观
前年，卫平侯去世，他的儿子卫嗣君继位。
前年，卫自贬封号为君。卫国无力与诸侯争强，自降身价也是明智之举。
卫国的一个医生犯了罪，逃到魏国，给魏王后治病，效果不错。卫嗣君听说后，要用五十金赎回，魏国不同意，卫君又提出拿左氏城见图5交换，卫国的大臣们对此颇有意见，就说：国君你用一个城去换一个逃犯，值得吗？卫嗣君回答：治理政事，不忽略小事，就不会有大乱。如果法律不严，该杀不杀，即使有十个左氏城，也没有用。法律严明，丢十个左氏城，也无害。魏惠王听说后，感慨：不满足国君的愿望，不吉利。就把逃犯送回卫国。
这一段选自《战国策》，一直以来都把此做为执法严明的经典案例。执法严明当然没有错，但此案例是否符合执法严明的标准，值得商榷。如果出现一个逃犯就用一个城来还，一年要是出现十个八个逃犯，整个国家岂不都要送没了。这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此逃犯与卫嗣君有不共戴天之仇，才会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其捉拿归案。但法制社会不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建立法治社会根本在于遵守规则，执法过程公开、公平、公正。捉拿逃犯，就按捉拿逃犯的正常程序执行，卫国法律规定捉拿逃犯可以用一个城池来换吗？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城也没献，逃犯也追回来了，但这是偶然事件，如果换一个国君呢，或者魏惠王没有换位思考，卫嗣君岂不尴尬？
（四）总结与分析
从孟子见魏惠王（前年）到卫国自贬封号为君（前年），前后共十六年，发生很多事，归纳如下：
第一，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弟子积极投身到改造社会的浪潮中。
但是，孟子在魏国的政治活动并不成功。《孟子梁惠王》没有记载孟子制定了哪些具体政策措施来实现“仁政”，所以，我们也无从了解孟子到底对魏国做出过哪些影响。当初，魏文侯以子夏为师，建立强大的魏国，如今，魏惠王也想以孟子为师重现魏国辉煌。但物是人非，只是刻意模仿、做表面文章，怎么能够取得成功呢？
第二，商鞅被杀之后，激进改革派陷入低潮，这段时期各诸侯国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变革活动，社会改革进入一个整理期。
第三，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社会活动家对国际形势影响巨大，在社会变革暂缓的时期，纵横家受到各诸侯的追捧，以外交、谋略获取国家利益成为时尚，国际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第四，社会改革比较彻底的秦国，综合实力和发展势头居各诸侯之首，一强独大的趋势已经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