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李白在《侠客行》中，表达了对朱亥、侯赢为代表的侠客精神的赞赏和推崇，称之为千秋二壮士，“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然而，司马迁在《刺客列传》里写了战国五大刺客中却未把朱亥列入。
《刺客列传》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的事迹，即曹沫为鲁刺齐恒公、专诸为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刺吴王僚、预让为智伯刺赵襄子、聂政为韩国大夫严仲子刺韩相侠累、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嬴政。
复仇的原因基本上是为国为家、抗暴济弱，有点后来梁山好汉“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意思。
说“基本上”，是因为专诸刺王僚是兄弟相争，而聂政刺侠累却纯粹是私人恩怨。对于严仲之为什么要杀侠累，《史记》只说二人之间“有郤（隙）”，至于什么仇恨却只字未提。
但冯梦龙替我们找了原因，原来这是一则朋友反目的故事。
冯在《东周列国志》中说：侠累未发达之时，与严仲子是八拜之交的好朋友。侠累很穷，按现在网络用语就是个“diao丝”，而严仲子是个有钱人。严仲子不时资助侠累，又以千金助其游走仕途，谋求进身之阶。
侠累不负所望，在韩国得到了重用，位至相国。
严仲子来投奔他时却吃了闭门羹，估计严仲子彼时心里就非常忿恨，既叹别人忘恩负义，又恨自己眼瞎。眼看两人朋友是没得做了。
严仲子没办法，使重金钱结识了韩烈侯，也想谋个一官半职。就在将受重用之时，侠累却在烈侯面前大谈严仲子的短处，阻其进用。
严仲子知道后，恨透了侠累，于是离开韩国，寻求勇士刺杀侠累，此时可以说严对侠累已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
历史上对侠累的为人没有多讲，《东周列国志》也没有讲他发达后为什么不愿见严仲子，为什么不愿让严仲子出来做官；但从既有记述来看，侠累被杀，我只想送其一个字：该！
今人多评司马迁作《刺客列传》，是赞扬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我认为明显不对！
若说是“士为知己者死”，那《信陵君窃符救赵》里的朱亥、侯赢明显也是为信陵君义气所感，赴死不辞，为什么太史公没有将二人至少是将锤杀晋鄙的朱亥列入呢？
朱亥放冷枪锤杀了忠于魏国的晋鄙将军，信陵君在享受人们对其“大义救赵”行为赞美时，那么史家及我们又将忠于国家的晋鄙将军置于何地？晋鄙是不是有些死难瞑目、委屈冤枉？
可见司马迁眼里的刺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杀人越货。他这个榜单的标准，除了那些“为国为民”、不是感于个人义气“夹带私货”的英雄外，另一类能入选的可能就是那些对不忠不信、忘恩负义之徒出手进行惩处的壮士。
这可能也是有人说太史公作《史记》，是对专制政治压迫下的一种“文化复仇”，可能太史公是在借刺客之剑以缓心中的不平之气。
以此两条标准的话，我们回看一下《战国策·唐雎不辱使命》中提到的要离，就知道他为什么进入不了《刺客列传》。
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
此文提到的三位刺客，只有要离没有没有入榜。
考察一下要离的行为事迹，就会发现其此次行刺行为实在有违人情，而被刺的庆忌却显得磊落大度、更像英雄：
话说公子光派专诸以“鱼肠剑”的计谋杀了吴王僚后，王僚的儿子、号称吴国第一勇士的庆忌逃到了卫国。
此时已是吴王阖闾的公子光担心庆忌为父报仇，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日夜琢磨除掉庆忌，于是伍子胥向他推荐了要离。
吴王见要离身长不满五尺，相貌平平，有些看不上。
要离向吴王主动呈献苦肉计：大王可以杀死我的妻儿，再断我一臂，以消除庆忌疑心。
我们今天来看，这要离简直病得不轻！——为了功名，把自己搞残废也就罢了，怎么还能出此毒计，残害妻儿呢？简直就是一种没有人性的变态行为！
这种行为，冯梦龙也看不下去了，在《东周列国志》的回目中直书为“要离贪名刺庆忌”，而未给予赞美。
要离以病残之躯依计逃到卫国后，成功取得庆忌的信任。出于对共同敌人的仇恨，庆忌率兵伐吴时，带上了要离，并听从其建议，亲自坐镇战舰船头，要离手执短矛在一旁侍立。
大军浩浩荡荡向前进发，江面突然刮来一阵强风。庆忌在摇晃的船头站立不稳，要离抓住这个机会，趁着庆忌没有防备，突然奋起，以短矛刺中庆忌，贯其后背。
庆忌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猛士，他虽然受了伤，却还有一些力气。他将要离倒提了起来，将其反复浸入水中。
就在要离快要窒息而死时，庆忌将他提起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不怒反笑：“想不到天下竟有你这样的勇士，居然敢来刺杀我！”
船上的士兵看到庆忌遭了毒手，一涌而来，准备乱刃剁了要离。庆忌摇手制止了他们，说：“要离是天下的勇士，怎么能在一天之间杀死两个勇士呢？”
“你们不要杀死要离，可以放他回吴国，以表彰他对主人的忠诚。”
——诸君评评，庆忌欲报杀父之仇，这在古代本来就是为人称颂的孝道行为，再加上这种放仇人不杀的大度行为，布衣认为称其为英雄都有些褒奖不够！
相比之下，要离就是一个只会杀人的变态狂人！
后来要离自己也觉得自己不仁不义，无面目活于世上，便伏剑自刎了。
杀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非义也。重其死，不贵无义。今吾贪生弃行，非义也。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吴氏春秋》
有此自评，倒是比现在一些见利忘义、毫无底线的无耻之徒高尚了许多，令布衣不便以“小人”评之。
综上所述，在太史公眼里，能当得上刺客二字的，首先得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最其次也得有勇毅仁信的品质，而非没有是非观念和正常价值观的杀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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