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战国时代最有智慧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就算一百个最顶尖的历史专家站出来，至少也会提供出十种以上的答案。以鄙人的陋见，最开明的思想是兼容并包和兼收并蓄，最高深的智慧是系统思维，最实用的学问必须重点突出和主次分明。如果以这三项标准来看，慎子无疑是战国时代甚至是老子之后最有智慧的古人。
慎到（约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是中国战国时期赵国邯郸（今属河北省）人，后世尊称他为慎子。齐宣王时，慎到曾长期在稷下讲学，他与田骈、接子、环渊等高级人才一起被齐王命为大夫，齐王还特意为他们建起了高楼大厦，以及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
慎到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哲学家，《史记》说慎到专攻“黄老之术”，算是从道家里面走出来的法家思想代表人物，有人鉴于其道法结合的思想倾向，称之为道法家。他的理论的特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既实用又管用。《战国策》里面就有一个关于慎到的故事：
熊横在楚怀王死后，熊横便向齐王提出要回楚国去，齐王不许，说：“你要给我割让东地五百里，我才放你回去。”熊横说：“我有个师傅，让我找他问一问。”熊横的师傅慎子说：“您答应给齐国的要求吧。土地是为了安身的，因为爱地，而不为父亲送葬，这是不道义的。所以，我说献地对你有利。”熊横便答复齐王说：“我愿敬献出东地五百里。”齐王这才放熊横回国。
熊横回到楚国为王之后，齐国就派了使车五十辆，来楚国接收东地五百里。楚王问慎子该咋整。慎子说“大王明天召见群臣，让大家共同想办法吧。”
上柱国子良认为既然熊横亲口答应了万乘的强齐，却又不肯割地，这就失去了信用。应该先答应给齐国割让东地，然后再出兵攻打齐国。
昭常认为如果要割让东地五百里，是割让了楚国东部的一半了，就说不能给。
慎到景鲤也认为不能给，不过，既然大王亲口答应了强齐，而又不给割地，这就在诸侯面前违背了大义，楚国是不能单独守住东地，那么他愿去求救于秦国。
熊横把三个大夫出的主意都告诉了慎子后，问慎子到底该采用谁的意见。慎子回答说：“大王可以都采用哇！”
熊横为此抓狂了，他不解地质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慎子说：“请让我说出我的道理，大王将会知道确实都可以采用的。大王您可以先派遣上柱国子良带上兵车五十辆，到齐国去进献东地五百里；在派遣子良后的第二天，又任命昭常为大司马，要他去守卫东地；在派遣昭常后的第二天，又派景鲤带领战车五十辆，往西去向秦国求救。”顷襄王就依计行事了。
子良到了齐国后，齐国的接收大军就全副武装地来接受东地了。昭常对齐国的使臣说：“我是主管东地的大司马，要与东地共存亡，我已动员了从小孩到六十岁的老人全部入伍，共三十多万人，虽然我们的铠甲破旧，武器鲁钝，但愿意奉陪到底。”
慎到齐王听闻接收的过程不顺利，就对子良说：“你来献地，昭常却守卫东地，尼玛这是在耍我吗？”子良说：“我是受了敝国大王之命来进献东地的。昭常守卫东地，这是他假传了王命，大王可以去进攻他。”
齐王于是准备大举讨伐昭常。当大军还未到达东地边界时，因为整死楚怀王而背上了骂名的秦国却派了一支大军进逼齐国的西境，说：“你们扣押了楚太子，不让回国，这是不讲仁道；又想抢夺楚国东地五百里，这是不讲正义。你们如果收兵则罢；不然，我们等着决战一场。”
齐王听了之后感到不安，就请求子良去告诉楚国，要求两国讲和。又派人出使秦国，声明不再进攻楚国，从而解除了齐国的战祸。楚国最后没损失一兵一卒，就确保了东地的安全。
由于《战国策》一直以来都有着夸大其词的毛病，因此，上述这个故事我们不可尽信。不过，在上述的这个故事里，也生动地反映出慎子那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怎么行怎么来的实用主义风格，值得那些干实事的人的反复玩味。
慎子《史记》说慎子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令人可惜的是，慎子的著作在后来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此外，还有佚文数十条。
同为黄老哲学家，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深不深刻呢？站在在哲学的角度，老庄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和独到的，但却不是凡夫俗子所容易理解的。那么，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在现实当中有没有用呢？这种大而化之的思想在现实当中似乎也有一定用途的，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生活当中，但是在普适的范围内则显然脱离群众了。
慎子学说的出现，正好拉近了道家思想与现实的距离，填补了现实需要的空缺，也让道家思想具备了在现实当中进行操作的可能性。
慎子作为一个在齐国享受着部长级待遇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果不在学术上拿出一些真本事出来，显然对不起厚待他的国君。因此，站在慎到的立场上，讲求职业道德的他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如何让老子那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思想为管理国家派上用场。不过，与其他那些屁股指挥脑袋的法家所不同的是，慎到的学术风格始终秉承不偏不倚的态度：既为君主张目，也对君主的行为提出一定的限制要求，这就是慎子思想的可贵之处。现将慎到的政治管理观点简述如下：
势不可挡一、慎子的关于“势”的观点
慎到的基本政治观点就是重“势”和“无为而治”。所谓的“势”大概有三层含义，其一相当于今天物理学上的“势能”；其二指的是一种客观的事物发展趋势；其三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即能支配他人的地位。慎到对“势”的理解，大概都联想和比象到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
慎到认为，作为一个统治者，他必须要大权在握，方能震慑朝野。如果权力在手，即使再昏庸，大臣百姓也不得不顺从；假如大权旁落，即使君主再圣明，大臣百姓也很有会跟他捣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的这种观点虽然有点市侩，但确实也道出了权力的实质。
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所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得到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中国近两千年的政治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慎到也因此在后世饱受儒教的攻击。
高屋建瓴之势在慎到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势”被置于法、礼之上，被认为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慎到认为，君主权势的大小取决于“下”、“众”支持的多少，因此君主立天下不应为一己之私利，而是要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综合治理。
为了进一步要求国君为国家服务，慎到还提出了一个“谁养活谁”的问题，他认为国君由百姓供养，其权力也是百姓授予的，而非天授的。因此，国君、天子为国家和民众服务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观点与墨子的政治理想倒是颇为接近的。
如果说“势”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政治规律，那么人的天性何尝不是一种与这种政治规律最为密切相关的因素。慎到认为，“顺应天道就会强大，违背天道就会衰弱。顺应天道，便是顺应人的本性。人没有不为自己的，违背这个本性使人为‘我’，那么任何人都不会被‘我’所用。所以，过去的圣王，不会以不接受俸禄的人做为臣子；对于所给的俸禄不多的人，不会和他商量重要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得不到自己所想要的，那就不要使用他。因此，要利用人们‘为己’的天性，而不是让别人去为‘我’，那么全天下的人没有不能被使用的。这就是所谓的顺应人的天性。”
天之道慎子关于“势”的理解基于道家的“齐物论”哲学，历代为儒家正统思想所斥，但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贵势”的思想基础是人的平等，即君主与匹夫一样，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儒家的“天生圣人，作君作师”理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慎子的关于“法”的观点
在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上，基于“贵势”的理论，慎到提出“抢法处势”的观点，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他把法看成了国家的根本，是维系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可靠保证。慎到认为，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国，不能只是摆设。慎到说：“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什么都要用法来实行、判断、裁定，不能有所遗漏。
权势慎到明确指出，人治是一种最大的“私”，立法的原则是要遵循人性的好利，但法不可能满足一切的私利，那么慎到又提出了一条“立公去私”的准则。这个“公”是一个具有总体意义的概念，公共利益高于君主利益。君王立法，就是要为天下立“公”法，从而使“私”去除。
为了保证人们能“立公去私”，奉公守法，慎到提出“分”的概念，即分清职守，不得逾越。这样所有的臣民都被法分解成特定的个体，“法”是唯一的连结纽带，便于君主控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他认为“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保持人心之平稳与和谐，对于维护国家系统的稳定有关键意义。要达到这个目标，慎子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法治。“一人心”是法治的本质。
慎到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坚决主张“法治”；而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尊君和尚法。在君主具体执法的过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反对人治。主张立法要为公，执法公平，反对立法为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欲不得干时，爱不得犯法，贵不得逾亲，禄不得逾位。”（威德·卷一）
发展势头慎到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要好。他甚至说：“民一于君、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且，只有国君才有权立法和变法，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
慎到提出“民一于君”的主要理由在于“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为了尊君，他不仅反对与国君分庭抗礼的贵族，也反对儒、墨的尊贤、尚贤，认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主张“君立则贤者不尊”、“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
不过，慎到认为“民一于君”也是要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国君虽然有权立法、变法，但不能随意地立法、变法，而应“以道变法”。
新趋势慎到从人性都是“自为”（为自己）的观点出发，充分注意到了人类所不可或缺的生理和物质的需求，试图从经济的角度去寻求人进行劳动的最主要动机，以及动机所支配下的行为，与亚当·斯密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基于这种人性“自为”的观点，慎到认为整个管理体制要服务于满足人的经济动机，管理者所采取的措施也必须顺应人的这种本性。管理者要通过利益这一支点，并以法作为杠杆，去撬动臣民的生活。
从上述这些鞭辟入里的观点来看，慎子可谓是一个心理学的大师，他已经能够把人性的问题看得入木三分了。因此，他认为国君如能“因人之情”来立法，立法以后凡事一断于法，就能治理好国家。不过，慎子所主张的因势利导的“势法”与秦国那种违背人性的“苛法”有着天渊之别。
三、慎子的关于“术”的观点
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所以，他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慎子·因循》）意思是说，任其自然，则万物亨通，化而变之，物就不得其用了。自然界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
国际发展趋势“无为而治”是从道家思想传承而来，法家思想的“无为而治”就是说，国君负责包揽权势，掌控大局，不必事事亲力亲为，具体的工作可由下面的大臣去做。不过，作为君主也要懂得如何去调动群臣的积极性和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潜力。
慎到的无为而治，包含“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即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作，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
慎到还认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国君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决不能把各方面的事办好。因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即使“君之智最贤”，也必然精疲力竭，不胜其劳。而且国君如果事必躬亲，一个人去“为善”，臣下就不敢争先“为善”，甚至会“私其所知”，不肯出力，国事如有差错，“臣反责君”。慎到认为这是“乱逆之道”，是“君臣易位”，国家也就不可能不乱。
货币的新势力在无为而治方面，慎到与申不害的术治主张是极其相似的，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慎到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旁观，不积极做事，等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的事出现。这种“君主”的“垂拱”而治并让手下“能臣”分权而治的政治观点，实有其高明之处。
慎到与老子、庄子都崇尚自然，其出发点相同，但他们的归宿却差之甚远：老子看到自然的伟大，鼓吹“绝圣弃智，复古归朴”；庄子在“完美自然”的前提下，对人类社会充满厌恶之情；慎子则认为天地固然伟大，但只要人们顺势而为，也应该能够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以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慎到的思想显得更加的实用。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都对法家所标榜的三宝——法、术、势的本质都有着比较明晰的认识，但是却各有侧重。慎到以“贵势”著称，他的管理思想特征是贵势但不独断；尚法但不崇严；任术但不贵阴谋。他以“因循自然”的哲学体系，把法家所主张的“法”和道家所主张的“道”或“理”等同起来，把国家的基本职能进行了规范化，使治理国家的方法由神秘转向公开，并希望以此来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无疑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思想。
系统思维从表面上看来，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与以法治国是矛盾的，实际上，慎子的意思是在进行法治的时候必须遵循事物的自然本性，而不能用过于主观的繁杂苛法来干扰人们正常的生活。
《庄子·天下篇》把慎到与彭蒙、慎到、田骈等量齐观，认为他们“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趋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是故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比较起庄子对百科全书式哲学家惠施的各种调侃和奚落，庄子对慎到的评价可谓是推崇备至了。
可是，到了同行兼学术竞争对手的荀子那里，评价就一下子差了下来。《荀子·非十二子》中评价慎到的思想学为：“尚法而无法，下修（循）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及纠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荀子·解蔽》中又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由法谓之，道尽数矣。”
海纳百川的智慧荀子认为，慎到的思想学说是一种迎合君主与大众的学说，细究起来很难看出它的旨归所在，散乱而不成系统，因而是不能用来安邦治国的。而且慎到片面强调法，忽视人的能动作用，认为法可以包办一切，这就走向了极端。
自汉武帝以来，儒家思想已成为了专制政治的统治思想，然而，就各朝各代政府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所实行的却是“儒表法里”的那一套，也就是说一直按照法家的那一套管理思想和方法进行着政治操作，慎到的德刑兼顾的管理理论实际上也一直在被统治阶级所采纳。但是，各朝的士大夫阶层却不介意端起碗吃法家的饭，放下碗则以骂法家为乐。
《韩诗外传》说：“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由此可见，才到了汉代，慎到就已经被严重污名化了。
势能客观来说，在慎到的学说当中，确实存在着重法轻贤的缺陷，也存在着重法与顺自然这两者难以在当权者的面前统一兼顾的矛盾，但是，它既避免了老庄道学纯粹任自然而不要法治的缺陷，也与其他法家所主张的绝对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极端思潮进行了决裂，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最为客观和最有良心的法家了！
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今考其书大旨，欲因物理之当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宽于法之中，则上下相安，可以清静而治。然法所不行，势必刑以齐之，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所以申、韩多称之也。”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慎到的“法治”不仅不以民主的要求为前提，反而在大力倡导封建集权的专制主义，即把“法”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和一种治理手段，又具有一定的背离时代要求的落后性。
如果慎到只是提出了自己的那一套旗帜鲜明的政治观点，那么他顶多算一个有特点的法家，但是在下认为慎到之所以高明，是因为他在学术上还有着一种兼容并包的胸襟和抱负。
慎子例如，崇德是儒家学说的基本主张，但是儒家却把德与法对立起来，而慎子则在推重法治的同时，积极地吸收了儒家关于德治的思想。《慎子·威德》云：“圣人有德，而不忧人之危夫”，“三王五伯之德”，“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行德制中”，反复强调德的重要性。孟子有“君轻”的思想，而慎到也主张为国君轻之说：“立国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
在战国中后期，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交融趋同的态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诸子百家并非壁垒森严和水火不容，而是相互吸收和借鉴，各取所长，补己之短，以成会通之学。《荀子》、《吕氏春秋》皆是融会诸家之说而成为集大成者。慎到是赵人，对三晋法家文化非常熟悉，后又游学稷下，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接触到各种流派的思想，而且他并不象后世的儒家那样视其他流派为异端邪说而加以排斥，而是主动地吸收诸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整合成一套实用很强的学术观点。极为可惜的是，《慎子》一书现散佚严重，以致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慎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
总体上来看，慎子的道法结合的思想是一种典型的折衷主义思想，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鸡尾酒思想。不过，我们一直以来都过于轻视一些鸡尾酒式的兼容并包的思想了。正如在航天工程上最适用的各种高科技材料，可能不是某种最纯粹的物质，而是某些化合物。同理，世界上最能为世所用的思想未必就是那些最纯粹的理想，而是综合了各种思想的思想组合，华为的首席思想官任正非先生所倡导的灰度管理哲学就秉承了这样一种理念。
未来的整合况且，慎到的鸡尾酒式折衷主义思想并非不分主次和轻重，他认为要解决关键问题必须首先顺应事物发展当中那股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势”。孙中山曾经说过:“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大概也是慎到认为势比法和术更值得优先考虑的原因吧。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慎子的思想便为历史所忽略和埋没了，此乃中华民族之巨大损失。如果过去的历朝历代能够更重视慎到的一些合理观点，也许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会少受很多的无谓损失。
未来人类思想的发展必然也是沿一条继承、融合和创新相结合的道路去进行，而所谓的思想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传统思想继承与融合。无论如何，慎到的这种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