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唐封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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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说到，姬昌被纣王放出羑里城后即暗中称王，随后他一面巩固内政、扩充实力乃至制造代商舆论，一面打着“平叛”、勤王的旗号来削弱商朝的力量、扩张自己势力，先后攻伐并征服了犬戎、密须、黎国、邘国等四国。
正文：
文王受命称王后第五次出征，讨伐的对象是崇国，他的国君就是那个在纣王面前说文王坏话的崇侯虎。崇国的历史十分悠久。据传说，夏禹的父亲鲧（gǔn），就曾被封在崇国，因此鲧又被叫做“崇伯鲧”。但商汤灭夏后，崇国的国君就也由夏族人换成了商族人。商代的崇国，是商朝的重要诸侯国，国势强大，卜辞里多有崇侯跟随商王出征的记录。商末的崇侯虎也是纣王的得力亲信。前面我们介绍过，传说是姜太公所著的《六韬》一书说崇侯虎能力举五百石的重沙，是个猛将的角色；而且从他最先洞悉文王“邀买诸侯”的用心就可以看出，他不仅勇力过人，头脑也并不简单。
不过商末时崇国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古人认为，它就在陕西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东，也即后来文王所建都的丰邑（今西安市长安区西部沣河中游西岸）一带。他们的依据是《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的一句话：“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古人认为这句就是说，文王灭了崇国，然后在其地建了丰邑。但是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据出土战国简书《容成氏》的记载，丰国也是文王所伐“九国”中的一国，丰邑自然就是丰国都城。丰国和崇国明显是两个国家，崇国和丰邑的地点怎么会重合？
从地理上讲，崇国在后来文王所建的丰邑一带也不合情理。我们知道丰邑在周国的程邑南边不远（程邑在渭河北、丰邑在渭河南）。周国自季历初期就打下程国，修筑程邑，以此作为向东发展的重要基地。季历、文王都经常呆在程邑，当时程邑颇有周国别都的味道。如果崇国真在丰邑一带，季历、文王怎么能让一个商族人的强大国家几十年来顶在自己别都程邑边上？如果强大的崇国和程邑那么近，文王先举兵讨伐遥远的晋东南黎国，他不怕崇国端他的后方老窝吗？文王征伐纣王的盟友，自然该先打靠近周国、远离商朝的国家，怎么会反过来呢？这怎么看都于理不通，于势不合。所以崇国在户县东（丰邑）的说法既与出土资料《容成氏》冲突，也违反文王的用兵顺序。故而《文王有声》里的那句诗“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应该只是指明时间的顺序，也即文王在打下崇国后，才修筑了丰邑，并非指地理上崇国、丰邑为一地。
崇国既不在户县东（丰邑）一带，那到底在哪里呢？《国语·周语上》有云:“昔夏之兴也，（祝）融降于崇山。”三国时吴国的史学家韦昭注解说，崇，就是嵩，崇山就是嵩山。显然最早的崇国其实就是“嵩国”（上古无“嵩”字只有“崇”字），也即嵩山附近的国家。商代崇国应该也在嵩山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嵩县以北，伊洛盆地的南边缘。周人当时要从陕西渭河平原到现在的河南伊洛盆地，也即到崇国附近，中间隔着重重大山，只能且必须要走著名的崤函古道。这崤函古道，西起今天的陕西潼关，穿越豫西的崤山，东出口就是伊洛盆地。古道绵延余里，其宽度只有几米，可见险要至极。文王率领周国大军从丰邑出发，沿着渭水南岸东行，越出后来的潼关一带（当时尚无关），通过崤函古道，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才来到崇国面前。而如果再看地图，可以发现崇国和邘国，是隔着黄河一南一北。之前邘国被周人攻占后，崇国与商朝的联系，就被周人切断。先灭邘，再伐崇，自然是文王的精准布局。
不过可能有人会问，文王不是已经克黎国、下邘国，为什么不直接从黎国或邘国伐商，怎么还要来打通崤函古道并消灭崇国呢？难道就是因为崇侯虎害得文王被纣王囚禁于羑里七年？其实报告密之仇，自然是周人伐崇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上面我们说过，黎国毕竟在太行山西麓，周人克黎国，只是夺得了滏口陉的西入口，滏口陉的东出口，还是在商人控制下。而滏口陉的东出口，距离商都安阳非常近，必然是商军主力重点防御的地区。商军主力堵住滏口陉的狭窄出口处，从山间小道长途跋涉而来的周军，未必能冲得出去，更别提取胜了。而周人若不灭崇国，而是直接取道今天山西，经轵关陉或太行陉到太行山东麓，再从邘国附近北上伐商，崇国等忠于商朝的黄河以南的诸侯军队，则很可能会在背后袭击周军，那样周军就会陷于被商军和崇军北南两面夹击的危险境地。所以为了伐商道路后方的安全，文王必须要先除掉今天河南黄河以南地区的商朝铁杆属国们。他们为首的，自然是崇国。故而文王伐崇，既是要报崇侯虎当年打小报告、害自己遭软禁7年的仇恨，更是灭商战略的需要。
但是据西汉末年刘向编纂的《说苑》一书记载，表面上，文王却不提私仇这茬，反而一路宣传放话，说自己是因为崇侯虎轻蔑侮辱父兄，不敬长辈，导致国中冤假错案堆积，财富分配不均，人民整日奔波却不得温饱，才吊民伐罪，进攻崇侯虎的。这显然是把自己掀起的战争，包装成不为利己、只为百姓的大公无私的行为。为此文王还对周军宣布了“五项注意”，即要求在进攻崇国的过程中，不得杀人，不得毁屋，不得填井，不得伐树，不得抢牲畜，来争取崇国民心，以分化崇国老百姓和崇侯虎等高层贵族间的关系。
不过尽管文王做足了秀，他的目的却并没有达到。这原因很简单，因为上古时代，一个国家往往就是一个部族，国君就是族长，两国的战争就如同后世两个家族的械斗，你再分化，人家族人会胳膊肘往外拐吗？果不其然，文王率周军攻打崇国后，崇国百姓并没有自内响应。失去商朝援助的崇侯虎，知道文王恨死了自己，城破后必然没有好下场，更坚定了他死战的决心，所以他指挥崇军凭借依山修筑的高大险峻的城池激烈抵抗。在此情况下，周军自然是屡攻不克。
《诗经·大雅·皇矣》记载，为了打破崇国的金城汤池，文王不得不制造并出动了大型攻城车——临车和冲车。如果你不知道用大型攻城车辆攻城是怎样的壮观景象，看看欧美史诗大片《天国王朝》中萨拉丁攻城那一段，你就会明白了。不过《左传》说，即便动用了重型攻城器械，周军依然用了月余时间也没有打破崇国的城池，文王无奈，不得不暂时退兵修整军备战具。
在这期间文王等周人贵族将士冥思苦想破敌之策，终于想出一个笨办法来。卷土重来后，文王改变战术，他让将士们挖土，顶着崇国人的箭雨和滚木礌石，运到崇城城墙下堆起土山，最终形成了通上城墙的斜坡。周军沿土坡拼死奋勇登城，终于攻上崇国高大的城头。不过如果您以为周军登上城墙，崇国人就投降了，那又错了。顽强的崇国士兵至此也没屈服，依旧在城头与周军进行殊死的搏斗，鲜血染遍了城上的每一寸土地。最先登上城头的那批周军甚至差点被崇国人赶下城去。这时幸亏周军后续部队及时攀上，这才最终压倒崇人，彻底打垮他们。
文王此次攻打崇国之役，声势十分浩大，战斗极端惨烈，伤亡也自不待言。古籍《荀子·议兵》、《战国策·苏秦连横约从》都把文王伐崇之战，与尧伐欢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武王伐纣相提并论，可见文王此次伐崇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武功。
崇国被文王攻破后，崇侯虎的命运如何，所有史书都没有提及，但想来文王自然是饶不了他的。不过文王自称吊民伐罪，所以并没有搞屠城、将崇人全部杀尽，来报复崇侯虎当年打报告的“小人行径”和崇人现在拼死抵抗的行为，而是允许崇国之人投降作为周人的臣属。这一方面说明文王确实是讲“仁德”的君主，而且政治手段高超；另一方面，想必也是因为崇国是大国，崇人难以斩尽杀绝，何况以后周人还要征伐他国甚至伐商，文王也不愿背上屠杀之名，坚定敌人顽抗到底之心。
不过崇国得手后，此次文王用兵应该还未结束。前面《容成氏》一文提到“叛商九国”中的鹿国和郍国，据说也在河南中部：当代史学家李零认为，鹿国可能在今天的河南嵩县东北，而郍国则可能是在今天河南新郑一带。所以按地理位置看，它们极有可能是文王打下崇国后紧接着拿下的。文王攻下崇国、鹿国、郍国以后，河南中部黄河南岸，就被周人控制在手。加上前一次的伐邘之战，则其实河南中部的黄河两岸地区，都在周人的掌握之下。故而文王伐崇后，周军和其他反商诸侯国军队，从商朝王畿的西南方向进军商朝都城安阳殷墟和副都朝歌，就再无后顾之忧了。
打下崇国这一年，文王又把周人的行政中心从别都程邑（今陕西咸阳东北），正式迁到丰邑（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沣河中游西岸），也就是从渭水之北，迁到渭水之南。20世纪4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沣河中游西岸，已经发现了宫室区、平民居住区、手工作坊区、墓葬区等西周遗址，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但和岐邑至今未发现商末和西周中前期外郭城墙遗址一样，人们也至今未能在丰邑发现外郭城墙遗址，显示丰邑从建立到废弃应该从未有过外郭城墙，是一座不设防的布局松散的城市。当然在此我们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周人虽然迁都到丰，但是旧都岐邑一直并未废弃，它作为周人的“龙兴之地”，几乎整个西周时期一直保持着“圣都”的地位，周天子也还经常在岐邑活动。
文王何时打下丰国取得其都城丰邑，史书语焉不详，但是想来为时一定较早，因为文王征伐各国的次序应该大致是由近到远（以岐山为中心来看）。按出土的战国楚简《容成氏》记载，文王之前降服丰镐二国（镐就在丰东十里），是靠着“文德”：文王带着大军来到丰镐二国，击鼓三通前进，又击鼓三通后退，然后说：“我知道丰镐二地多灾多祸。这都是国君一人有罪，百姓有何罪过呢？”丰镐二国的百姓听说文王为了不殃及黎民而放弃作战，于是主动归降。《容成氏》的说法当然有后世儒家的美化色彩，不过文王征服离周人较近的丰镐二地可能确实未费多少周章。
到这里，前面《容成氏》提到的“商朝叛乱九邦”——丰、镐、郍、石、邘、鹿、黎、崇、密须，就只剩一个石国我们还未提到，更不知道是文王何时征服的。这石国，有人考证在今河北石家庄鹿泉区，也即安阳殷墟的正北方。如果真是这样，它就是位于太行山东麓，从交通来讲，周人要想到抵达这里，必须先抵达今天山西中部最西端的娘子关，再进入并通过太行八陉中的第五陉——井陉。这井陉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楚汉相争时韩信就是从山西的魏国出井陉口，与守在井陉口东的赵军打了那场著名的“背水一战”。周人从山西中部出兵拿下位于太行山东麓的石国，从距离周人老根据地关中的远近看，应该也是文王后期的事。
不过我们一直说，文王所伐之国我们不要拘泥于《容成氏》所说的“九邦”，文王所伐的犬戎就不是“九邦”之一。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曲沃北赵晋公墓地发现了一只玉环（通称“文王玉环”），上面还记载了文王在今天山西的又一次征战活动，讨伐对象也不在“九邦”之列。文王玉环铭文为：
玟王卜曰：我眔唐人弘战贾人
西周金文里，文王、武王的“文”、“武”二字，常带王字旁，写作“玟”、“珷”，该玉环中的“文”字也是如此。玉环铭文中的“我”，自然是指周人。“眔”是甲骨文、金文里的常见字，意思是“和”、“及”。至于后面“唐人”、“贾人”，自然是指唐国之人、贾国之人。
说起唐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我稍作解释大家就知道它来头不小了：它就是所谓“唐尧虞舜”中的“唐尧”的国家。传说中五帝之一的尧帝之所以又被叫做“唐尧”，就是因为他出身于“唐国”，本是唐国的君主。这唐国在尧帝时代又被称为“陶唐氏”，所以尧也常被称为“陶唐氏”。但实际上“陶唐氏”本是这个氏族的名称，并不是人名。之所以带个“陶”字，是因为这个氏族善于做陶器的缘故。其实尧帝的“尧”字，本来写作“垚”，也跟烧陶有关（陶器原料为土）。现代很多历史学家还认为，“尧”也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而是唐国国君在做天下盟主时的称号，就像“王”、“皇帝”的意思差不多；唐国在做天下盟主的时候，应该出过好多代的“尧”。传说“尧”、也就是唐国国君姓“伊祁”，“伊祁”又简作“祁”，所以尧帝的唐国，又被称为“祁姓唐国”。古籍记载“尧都于平阳”。今天临汾市西南，古代曾有一条河叫“平水”（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平阳”也就是“平水之阳（北）”的意思。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家在今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的陶寺镇一带，挖出一个特大古代聚落、都邑遗址，这个遗址拥有着高度的文明。所以很多史学家认为这“陶寺遗址”就是尧帝时期唐国的都城所在。再说这唐国后来的历史。据《左传》记载，到了夏朝以后，唐国的陶唐氏这个氏族有一支的名号改为了“御龙氏”；进入商朝以后，又改为了“豕韦氏”。在殷墟甲骨文中，也能发现“唐尧之国”。卜辞里，尧帝之国的唐国和商朝的关系一直不错，它的国君经常帮商王打仗，或者是给商王进贡占卜的龟甲版以及牛、狗等牲畜。与之对应的是，商王也挺关心唐国的安全。商末的唐国具体位置不详，可能还在陶寺遗址一带，至少不会出了今天山西西南部的临汾盆地。
玉环铭文中的商代贾国，传世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殷墟卜辞则显示，贾国至迟于殷墟二期的商王武丁时就已经出现。卜辞中的贾国，和商朝关系非常友好密切，经常向商王贡献方物、替商王出征，商王也多次为贾国的安危而占卜。故而商代贾国很可能是子姓。不过通过卜辞我们只能知道贾国在商朝西边，具体位置在哪无法判断。文献倒是记载有周代姬姓贾国的位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周代姬姓贾国是周康王分封周成王弟弟唐叔虞的一个小儿子公明所建，其地在今天山西襄汾县西南的贾乡。周代的封国，多是因袭原来的旧国，所以商代贾国很有可能也在襄汾西南那里。
介绍完唐国、贾国的历史和位置，我们再来说说文王玉环的铭文内容。“我眔唐人弘战贾人”，应该是指周文王联合位于今天山西襄汾县东北一带的祁姓唐国，进攻襄汾县西南一带的子姓贾国。我们前面说过，本来殷墟卜辞显示祁姓唐国和商朝关系也不错，不知道文王时期唐国和商朝有了什么矛盾，或者文王使了什么拉拢手段，唐人居然跟周人联合了起来。可能就是这次大战，子姓贾国被周人和唐人联合灭掉。文王联合唐人灭贾国的时间，按照地理远近来讲，应该大致在文王伐犬戎、密须、丰、镐之后，伐黎国之前。因为只有彻底平定了晋西南地区之后，文王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进军晋东南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