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
河南焦作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历史地理、商周考古。■提要春秋时代的“都”通常指卿大夫的采邑，包含城与附属于城的“鄙”，一般拥有私属武装。春秋齐“都”大致即是此种形态。战国时代齐国“都”的行政长官称为“都大夫”或“公”，莒地“都大夫”后裔作器时称“莒公孙”，与楚国的县公类似，其家族亦在莒地的权力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献所载“五都之兵”又写作“五家之兵”，“都”之官长可称作“邦君”。战国齐“都”延续了春秋时代“都”的某些特点，具有一定的采邑属性。“都”是齐国地方设置的最高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区域政治中心，其所辖之“县”与后世的“县”不同，应是县鄙之意。■关键词东周；齐国；都；地方行政体系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年第3辑，第28-37页，注释从略。
《战国策·燕策》“燕王哙既立”章与《史记·燕召公世家》均载齐国趁燕国发生子之之乱时伐燕，其主力军队为“五都之兵”。学者据此多认为战国时代的齐国施行五都制，五都与郡性质类似。然亦有一些学者主张齐国并无所谓五都制，五都应是齐国军事地位较为突出的五个县。对此问题学界迄今仍未形成共识。近年以来，随着出土材料的不断丰富，重新讨论东周时代齐国“都”的时机已较为成熟。探究齐国“都”制的实质及地位，不仅对明晰齐国的地方行政体系颇为重要，亦可为了解东周时代列国统治的展开与变动提供线索。本文拟结合出土与传世材料，尝试对东周时代齐国“都”的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对进一步研究有所助益。
一春秋时期齐国“都”的性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对春秋时代“都”的性质曾有界定，“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都”属于城邑的一种，一般拥有宗庙，地位相对重要。《左传》中，“都”一般作为卿大夫等贵族的采邑，与诸侯国的都城“国”存在区别。祭仲在提醒郑庄公注意其弟叔段在封邑京地的行为时提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强调作为贵族采邑的“都”规模超过一定限度，将会对诸侯的“国”造成威胁。晋狐突谏太子申生时亦称：“大都耦国，乱之本也”。贵族卿大夫私属之“都”的规模虽是各诸侯国统治者防范的重点，然“都”又对拱卫诸侯国国都有重要作用，即所谓“有都以卫国也”。
《左传》对“都”之性质虽言之甚明，然其记载中亦有若干国都被称作“都”的例证，对此问题需稍加说明。鲁昭公十八年（前），周之毛得弑杀时为毛氏宗子的毛伯过，取而代之，《左传》引苌弘对此事的评论“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不亡，何待？”此“都”当是指周都。《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告诸侯之言“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颓祸心，施于叔带。惠、襄辟难，越去王都”，即是指王子颓、王子带之乱使周惠王和周襄王逃离周都事，此处之“都”显然亦是周之国都。将国都称为“都”应该是针对其与作为卿大夫采邑的“都”同样拥有宗庙这一特点而言的，而一般情况下，《左传》中“都”与“国”在使用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诸侯之国都称为“国”，“都”多指卿大夫之采邑。
诸侯国内一般有不止一处可以被称为“都”的城邑。鲁成公九年（前），楚伐莒，连克渠丘、莒、郓等三城，《左传》述此事为“楚克其三都”，可证明此三城皆为莒国之都，莒同时拥有多个“都”。子路为鲁季孙氏宰臣，将“堕三都”，三都指季孙氏之费、叔孙氏之郈、孟孙氏之成，据此亦可知鲁国拥有多个“都”。
春秋时代，卿大夫普遍拥有颇具规模的军事力量，如晋国韩起、羊舌肸等家族“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都”作为卿大夫采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其私兵的重要来源地，虽材料零散，《左传》中仍有若干线索表明“都”中有卿大夫的私属武装。鲁定公八年（前），鲁国阳虎将发动政变以控制季孙氏，《左传》载此事时称：
壬辰，将享季氏于蒲圃而杀之，戒都车曰：“癸巳至。”成宰公敛处父告孟孙曰：“季氏戒都车，何故？”孟孙曰：“吾弗闻。”处父曰：“然则乱也，必及于子，先备诸。”与孟孙以壬辰为期。
阳虎时为季孙氏宰臣，为发动政变，他要求其军事主力“都车”按时到达蒲圃，此事在成地宰臣公敛处父向孟孙氏的描述中作“季氏戒都车”，“都车”虽被阳虎控制，然无疑属于季孙氏，为其私兵。鲁昭公二十七年（前），吴国因楚平王丧伐楚，楚国使“莠尹然、王尹麇帅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杜预注称“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复除者”，孔颖达正义认为“都谓国都，在都君子，明是在都邑之士也”。前文已述，“都”在《左传》中一般不应解释为国都，孔疏似非，日本学者竹添光鸿据《国语·吴语》中越王以“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认为“都君子”是贵族之私兵，结合前文所述季孙氏之私兵“都车”，其说应是。由上可知，都君子、都车等与“都”相关的军事武装皆有鲜明的私属性。
春秋时代齐国金文反映出“都”的性质与《左传》所载类似。镈，传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山西荣河后土祠，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作器年代大致在春秋中期。器主为“齐叔之孙，跻仲之子”，学者多认为“”应释作“鲍”，作器者属齐国鲍氏家族。据器铭记述，器主的先祖鲍叔因“有成劳于齐邦”被“侯氏”赏赐“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与鄩之民人都鄙”。“侯氏”指齐国国君，“鄩”为子姓，属殷王族支庶，后臣服于齐，铜器铭文有“鄩仲”“鄩伯”等，可能在春秋中期为齐国所吞并。鲍叔被赏赐的土地分为两部分，其一是二百九十九邑，其二是鄩之民人都鄙。被赏赐给鲍氏的鄩地包含“都”及附属于“都”的“鄙”。齐国鲍氏“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鄩都在春秋时期应长期作为鲍氏的封邑。北宋宣和年间，临淄县民于耕地时获铜器数十件，叔夷钟、叔夷镈即其中最著名者，铭文中有：
公曰：夷，汝敬龏台命，汝应历公家，汝功劳朕行师，汝肈敏于戎功，余赐汝莱都、，其县三百，余命汝司台莱陶，铁徒四千，为汝敌寮。
关于叔夷钟、叔夷镈的年代，学者多以铭文中提及齐国、莱国间的战事与《左传》所载齐灵公灭莱事有关，将其定为齐灵公时。不过从铭文中出现“灵公”谥号的现象看，此事当属追述，叔夷钟、镈的作器时间或在齐灵公之后不久，即春秋晚期早段。上文所引的部分铭文，内容是齐国国君褒扬叔夷在战争中的贡献，对叔夷进行赏赐，“”铭文中作“”，“”铭文中作“”，何琳仪曾指出二字应读为“密”“胶”，认为其与古密水、胶水有关，尚无法确证。不过，依文意度，此二字在铭文中代指地名应无疑问。关于、的性质，部分学者认为其属于莱都下辖的子邑。然前文已述，春秋时代，诸侯国一般拥有多个都，将、解释为莱国“都”的其中两个当更符合实际。铭文中的“其县三百”应是此二都所管辖的“鄙”。由叔夷钟、镈铭文可知，莱都、及附属区域在一段时期内亦是齐国卿大夫之都邑。综此，镈及叔夷钟、镈铭文中所见齐国的“都”皆包含中心城邑及周边区域，均与卿大夫之采邑有关。
前文已述，春秋时代卿大夫之“都”应拥有私属武装，齐国卿大夫之“都”的具体情况虽无法确知，但从零星的材料来看，可能也拥有颇具规模的军事力量。春秋中晚期，齐国诸卿大夫之间曾发生多次内战，鲁昭公十年（前），陈、鲍二氏打败国、高二氏，《左传》记述此事时称“桓子授甲而如鲍氏。······遂见（鲍）文子，则亦授甲矣”，可见四家皆拥有可任意调动的私属武装力量，此战中四家先后战于稷、庄、鹿门，冲突规模较大，反映出齐国卿大夫的军事力量颇为可观。鲁哀公六年（前），陈乞、鲍牧甚至直接“以甲入于公宫”。此时齐国国君已基本失去权势，大权由卿大夫掌握，最终，陈氏在诸卿大夫的倾轧中胜出，并取代姜氏建立田齐。
综上，春秋时代，“都”一般指卿大夫的采邑，与国君所居之“国”有明显区别。“都”大致应包含城与附属于城的“鄙”，“都”一般拥有颇具规模的私属武装力量。从金文及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春秋时期齐国的“都”亦属采邑性质。
二战国时期齐国“都大夫”的性质
银雀山汉墓竹简所出《孙膑兵法·擒庞涓》载：
孙子曰：“都大夫孰为不识事？”（田忌）曰：“齐城、高唐。”
由此知齐城、高唐皆系齐都，其行政长官称都大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有“阿大夫”“即墨大夫”，《战国策·齐策》“齐王建入朝于秦”章并载“即墨大夫”，即墨与阿，诸家大体皆认为属齐国五都。据此，传统上被认为属于齐国五都的齐城、高唐、阿、即墨等地，行政长官皆为“都大夫”。清华简《管仲》篇载：
桓公又问于管仲曰：“仲父，千乘之都，刑正既蔑，民人惰怠，大夫假使便嬖知，官事长，廷理零落······”
据简文，“大夫”应是齐国“千乘之都”的行政长官。综合前揭各例可以确定，“都大夫”是齐国“都”之行政长官的普遍称号。在山东苍山县（今兰陵县）曾发现一枚齐官玺，玺文为“苹大夫之鉨”，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方齐玺，玺文为“睪?大夫鉨”，学界多认为苹、睪?是齐国城邑，苹大夫、睪?大夫即齐国在苹、睪?的行政长官。苹与睪?皆非传统认知中的齐国五都。因此，齐国地方行政长官应普遍被称为某地“大夫”。
除“地名+大夫”外，齐国地方行政长官也有以“地名+公”称者。如淳于公，淳于本为小国，《汉书·地理志》北海郡下有淳于县，臣瓒注其为“淳于公国之所都”，地在今山东省安丘市附近。淳于又被称为州，《左传·桓公五年》载“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春秋》经书同事为“冬，州公如曹。”淳于国可能在此后不久即灭亡。鲁襄公二十九年（前），晋国为杞国作城，此事发生三年后，晋祁午回顾其事时称“城淳于”。可知淳于故地已为杞国所占据。年，山东泰山附近发现一座战国墓葬，出土一件铜戈，铭文为“淳于右造”。该戈内部上翘，援长而狭，援中部有收束，时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某地+左/右+造”是齐国兵器铭文的典型格式，据此，至迟在战国初年，齐国已占有淳于地。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淳于公戈，铭文为“淳于公之乔豫造”，该戈内部上斜程度较大，援部狭长，中部有收束，援部弯曲略呈弓形，时代大致应在战国中期，铭文中的淳于公当是齐国在淳于地区的行政长官。《殷周金文集成》（号）著录一件铜戈，时代为战国早期，有铭文“垔”，应即鄄，《左传·庄公十四年》杜预注称“鄄。卫地，今东郡鄄城也”，鄄即今山东省鄄城县，战国时期齐国曾一度控制鄄地，《史记·赵世家》载赵成侯五年（前）“伐齐于鄄”。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一件铜戟，有铭文“大垔公戟”，大垔公应是齐国在鄄地的行政长官。据《左传》，楚国地方行政长官常被称为“县公”，杜预曾指出“楚县大夫皆僭称公”，齐国地方行政长官称公或与楚国之“县公”相似。
要明晰战国时代齐“都”的性质，齐国地方行政长官“大夫”与“公”的性质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不过学界对此问题目前尚缺少系统论述，学者多只笼统地指出大夫官位不世袭，国君有任免权等。出土材料为讨论此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省诸城臧家庄发现一个铜器窖藏坑，后确认此坑是附近一座东周墓葬的陪葬坑。陪葬坑中出土9件编钟，7件镈钟，皆铸有铭文：
陈事岁，十月己丑，??（莒）公孙淖（潮）子（造）器也。
从所出铜器的形制来看，诸城臧家庄墓葬的时代应在战国中期偏晚。铭文纪年作“陈×立事岁”，常见于战国时期田齐的金文及陶文，是其常用纪年格式。潮写作“淖”，造写作“”皆属齐系文字的写法。由上，诸城臧家庄墓应是战国中期偏晚的齐墓。据铭文，编钟、编镈的器主为“莒公孙潮子”，莒国已于公元前年被楚国所灭，其地后入齐，战国早期已出现铸有“莒之造戈”铭文的齐国铜戈。学者据此多认为所谓“莒公孙”是流亡于齐的莒国后裔。然诸城臧家庄墓的墓圹面积在26平米左右，虽早期被盗，陪葬坑内仍出土包括5鼎、5豆、5壶、9编钟、7镈钟的铜礼器，等级较高，莒国亡国日久，其后裔恐怕很难在齐国保持较高地位，并在作器时仍强调莒国后裔的身份。考虑到诸城臧家庄墓葬器物组合为典型齐墓，铜钟、镈的铭文字体皆为齐系风格，齐国地方行政长官可被称为“公”，编钟、镈钟铭文中的“莒公孙”应该是齐国在莒地行政长官的后裔，而非莒国公室之后。
楚国铜器中有一些可以与莒公孙潮子编钟、编镈类比的器物。年河南南阳发现一座楚墓，墓中所出一件铜鼎有铭文“申公之孙无所自作鼎”。申公为楚国县公，作器者无所自称为“申公之孙”，以此昭示身份。20世纪60年代末，湖北枝江百里洲发现一组春秋铜器，其中簠的器、盖与匜之腹内均有铭文，铜簠铭文显示作器者为“考叔父”，铜匜铭文显示作器者为“塞公孙父”，二者显然是同一人。目前学界已明确“塞”是“息”之异写。关于“塞公”的身份，学者或认为其是息国后裔，不过考虑到时代在春秋中期的鄎子行盆作器者为息国后裔，国族仍写作“鄎（息）”及枝江百里洲墓葬呈现出明显的楚文化面貌，塞公应是楚灭息后在当地设置的县公。诸城臧家庄墓所出编钟、镈钟铭文中的“莒公孙潮子”应与上述“申公之孙”“塞公孙”类似。莒，部分学者指出应属齐五都，考虑到莒是齐国最重要的城邑之一，其说可从，莒公即是莒地之“都大夫”。
学者已注意到，春秋以降，贵族作器时，“公子”“公孙”“某之子”“某之孙”开始替代原有的宗法排行成为新的主流。这一方面是彰显作器者在宗法秩序中的地位以及对继承权的分享，另一方面是强调其权力的来源。这两种情况均体现出家族是作器者身份、权力的来源与基石。以往在春秋时代“县”的研究中，学者多注意其隶属君主的直辖属性，日本学者较早强调春秋时期“县”的采邑属性，近年以来，学界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