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相马的故事在世间流传甚广，随着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马说》更是深入人心。“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的开篇语，道出了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伯乐相马探究本是我受电视台邀请作为电视讲座的讲稿，现将其作为系列网络文章以飨读者。
何为伯乐？
我们翻开《汉语大词典》查找“伯乐”词条，就可以得到三条解释：一、星宿名；二、春秋秦穆公时人，姓孙，名阳，以善相马著称；三、喻指有眼力、善于发现、选拔、使用出色人才者。
“伯乐”一词，既是星宿的名称，又是人名，并有指善于发现、选拔、使用出色人才者等三重含义。
在“伯乐”首先是一人名、还是一星宿名的问题上，古代典籍中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伯乐”星宿名是最早的原始意义，它是另两种意义的根，另两种含义是它的引申和再引申。现在我们先来剖析“伯乐”作为星宿名的原始的缘由。
星宿“伯乐”
星宿“伯乐”，要从我国的一个神话故事说起：在我国的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关于人类诞生的故事——女娲抟土造人。
传说女娲在造人之前，最先造的是鸡。人间有“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说法，就是指新年的第一天，传统中称为元旦或春节，就是阴历年的正月初一。正月初二、三、四、五日，女娲依次造了狗、猪、羊、牛，正月初六日女娲造了马。在造好了这些可资人类利用的重要动物伙伴后，女娲于正月初七日造了人。中国民间初一到初七，就有依次叫作鸡日、狗日、猪日、羊日、牛日、马日、人日的说法。
自古以来，鸡、狗、猪、羊、牛、马，这六种动物是以对人的重要性由低到高进行排列的。我们民间常常描述混乱至极时，常用鸡飞狗跳的成语；表达强烈的蔑视时，常用猪狗不如的成语；而对表示忠诚、感恩或不辞辛劳的语境时，常用当牛做马的成语。这些成语的组成，都是用动物的属性由低至高组成。
女娲所造的鸡狗猪羊牛马，它们伴随人类不断地繁衍生息，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益处。人们为了表示对上述六类动物始祖的感谢，年年祭祀它们。但对马祖的祭祀名目更多、礼仪更隆重些。
马祖即马神，人们称为“伯”。这一说法的主要根据是：“《毛诗》传说：‘伯，马祖也。’”
《诗经》中就记载有对马祖“伯”的祭祀。《诗·小雅·吉日》云：“吉日维戊，既伯既祷。”此句意思是说：在春季某月的初五，向我们的马祖神祭祀、祷告。周代人祭祀马神有一系列的活动，《周礼·月令》中记载：“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马祖就是天驷，即二十八星宿中的“房”宿，我们常说的天马星；先牧是开始教人牧马的神灵；马社是马厩中的土地神；而马步是为马消除灾害的神灵。
华夏自古有祭马的民间风俗。汉族民间信仰马王爷，农家于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祭祀，祭品为全羊一只。农历六月正是盛夏，祭祀的这位马王爷，应当是《周礼》中所说的“先牧”。
天上的天马星，也就是我们祭祀的马祖神，我们可以用一个专门的祭祀术语“伯”来称谓它。如此以来，如果“伯乐”的名称确实从星宿名而来，“伯”为马祖神的这一本义，不失为一重要的佐证。
马祖“伯”最乐意见到的是什么人？那就是能读懂它们的专业人才。于是，相马权威便有了一个名字——伯乐。人间王侯出入乘坐驾四匹马的车，天庭的主宰者出入当然也要有这般的马车，于是灿烂星空中的一个恒星群便被叫作“天驷”即“房”星，天驷是伯乐选拔的，故星空中有“天驷”星群，不能没有“伯乐”星群。这个“伯乐”星群，是我国古代最早命名的二十八星宿之一，即“危”星也名“造父”星。
典籍的依据有多个，这里仅列一个出处。《晋书·天文志》云：“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这段古文的意思，即是说明“伯乐”星就是“造父”星。
据记载，造父有其人，他是周穆王手下的著名御手。穆王乘八骏之车，西登昆仑，和西王母宴饮，就是他驾的车。正当穆王乐而忘返之时，国王多日不临朝理政，必然有野心家蠢蠢欲动，徐偃王叛乱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穆天子不得不“一日千里，长驱归周”，用了没几天时间，就赶回西周的京城——镐京。此时，还没有太多的势力依附叛军，再说周穆王的返京速度也远远超出叛乱者的预计，因此叛乱尚立足未稳便被平息了。在这次风驰电掣的回程中，造父娴熟的驭马术又可谓立下了汗马之功。正因为造父高超的驾车技术，人们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危”（二十八宿之一）宿中的五星，这就是“造父”星，其职责在于驾驶“天舆”。
人间“伯乐”
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伯乐是春秋时期与秦穆公同一时代，一个名叫孙阳的人，以善相马而著称。
1.孙阳何方人士
一说，孙阳伯乐生于约公元前年，卒于公元前年，生日是农历6月23日，为秦穆公的监军少宰。春秋时代郜国人，今山东省成武县人。迄今有“伯乐墓”在山东省成武。
二说，孙阳伯乐，他活动于公元前七世纪，在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的虞坂古盐道，相到过一匹千里马，“伯乐相马”这一故事即来源于此。由于孙阳长期在山西一带选马，以致黄河之北的冀州，马群中的好马当时被选拔殆尽——“冀北群空”之说（唐代韩愈说：“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就是指的这一史实。他活跃的时间大概在晋国的献公至文公执政期间，他选马的主要经历和成名的福地都在山西。另外，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有伯乐墓，以及他的七个姑娘的家族墓群。
三说，孙阳伯乐长期在秦国为官，有人说他为秦人，并且秦地雍州（具体地方现在已不可考）有一处“伯乐墓”可以作为旁证。
古人，有归葬故里的传统，他的墓葬在那里，可以作为他籍贯的佐证。那么，孙阳伯乐的墓地究竟以哪里为准呢？
《四库全书》中，对伯乐墓有以下的记述：宋代的乐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记》中先写道：“濟陰縣（今山东定陶）……伯樂冢秦人善相馬者塟於此。”后来更正说“河東縣……伯樂墓，在縣南四十里，又濟定陶亦有伯樂塜，未詳孰是。”这就是说，作者认为，今山西芮城县和山东定陶县各有一座伯乐墓，但哪一座墓为真正的伯乐墓，宋代已不能确定。
宋代的王存著述的《元丰九域志》中记述：“潼關直北，隔河望有層阜蒼然獨秀，謂之風陵，伏羲氏風姓也。伯夷叔齊墓、孫陽墓、荆軻墓。”也就是说，孙阳墓在现在的山西芮城县风陵渡一带。
乾隆年间修订的《大清一通志》中写道：“伯樂墓，在永濟縣南（本文作者注：清代河东县已改叫永济县了，今属芮城县）。《寰宇記》在河東縣南四十里，又濟隂定陶及雍州俱有伯樂冢，未詳孰是。”
乾隆年间修成的《山东通志》中写道：“伯樂墓，在古濟隂城東南，見《後漢志》。”
由此可见，伯乐墓、伯乐冢、孙阳墓等只有一处提到听说过雍地，但又不能确认，宋代到现在有一千年过去了，我们更无从考证，只能忽略不计。在今山东成武、山西芮城的记述均有多处。在宋代时，修史的专家已不能确认哪一处是真正的孙阳伯乐墓。
山西运城的芮城、盐湖、平陆的现代信息：孙阳伯乐墓和他的七个姑娘的墓茔还在，旁边还有伯乐庙的遗址柱础；那里的虞坂古盐道是出自《战国策》的“伯乐相马”故事的发生地，不仅得到了古今学界的一致认同，而且虞坂古盐道还比较完整的保存至今。
不论孙阳伯乐到底是哪里人，是鲁人，是晋人，还是秦人；但“伯乐相马”故事的发生地确实在今天的山西虞坂古盐道上。
2.孙阳为何堪称伯乐
我国古时重要典籍记载了孙阳为伯乐，《庄子》是我国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重要典籍。《欽定四庫全書》中，《經典釋文卷二十六》是由唐代的陸徳明撰写的《莊子音義》，其中关于《庄子·马蹄》之《释文》载：“伯乐，姓孙，名阳，善驭马。《石氏星经》云：‘伯乐，天星名，主典天马。孙阳，善驭，故以为名。’”类似的关于“伯乐”的注疏，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等著作中亦有。可见，孙阳，被称为“伯乐”有大量的独立的典籍出处。
另在《战国策》之《楚策》中的《汗明见春申君》一文中叙述伯乐相马于虞坂坡；在《战国策》之《燕策二》一文中叙说伯乐一顾马价十倍；在《庄子》之《马蹄》一文中描写伯乐驯马的经过；在《列子》之《说符》中记载了，伯乐荐人唯才不举亲，向秦穆公推荐不分牡牝骊黄的九方皋等等故事；都说明了孙阳何为伯乐的缘由。
在春秋时期，孙阳发现：军事战争、贸易物流需要大量的马匹，相马、驯马、驭马、驾车是一种能够发达的职业；在当时，马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和象征；识马、驯马、驭马的高手，是社会上的高级人才，能够取得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孙阳本出身于社会下层，对相马有着极大的兴趣，为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便把相马、驯马、驭马作为自己的高尚职业。况且，当时山西虞坂一带，是日常物流中使用马最集中的地方，那里就聚集了很多的相马、驭马、驯马的人员，是最容易出相马大师的地方。
孙阳也聚集于此，他刻苦钻研相马技术，练就了一身高超的相马技术，特别是他对相马术作为一门高深的学问来追求；并在虞坂古盐道上相中千里马而一举成名。
孙阳伯乐选择相马作为职业，有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双重背景。除了伯乐本人具有超人的天赋和兴趣之外，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马的作用已十分凸显，尤其是在军事上的地位，十分重要。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战争频繁的时代，诸侯割据为政，互相攻伐屡见不鲜。马在战争中是最重要的装备，对决定战争的胜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孙阳在虞坂坡盐道相得千里马，献给楚王而成名，他之后不留楚国，而是去了秦国这是为何？
当时战国时期，秦国与楚国一样是列国中的大国，然而秦国是以养马著称。因为秦国的祖先——造父，就是为周穆王驾车，传到他的后代非子的时候，因其善养马，被周孝王封于秦城或秦亭，即今天的甘肃省清水县东北张家川，为周朝的附庸。非子为周孝王养马。秦在张家川建国立都达多年。之后，随着实力壮大继而向关中挺进，在春秋时期已发展到成为五霸之一。当时秦国经济发展以畜牧业为主，其主要是以多养马。秦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对马的重视程度。
更为重要的是秦国国君秦穆公爱才用贤，不管是贫是贱只要你有才能在这里都能得到重用；当时的百里溪从一个奴仆成为秦国的相国。孙阳一入秦就受到了秦穆公的重用。
孙阳伯乐经过多年的实践、长期的潜心研究，他取得了丰富的相马经验，他已经将马按用途予以归类，总共分为六类，即：种马（繁殖用）、戎马（军用）、齐马（仪仗用）、道马（驿用）、田马（狩猎用）、驽马（杂役用）。在对马的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的背景下，养马，尤其是相马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学问。并且将这些心得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伯乐相马经》。该书中有图有文，可谓是图文并茂。
《伯乐相马经》长期被相马者奉为经典，在隋唐时代影响较大。后虽失传，但散见于后世一些著作中，如：《新唐书·艺文志》载有《伯乐相马经》一卷；唐中叶张鷟写的《朝野佥载》、明人张鼎思著《琅琊代醉编·伯乐子》和杨慎著《艺林伐山》中也有些许相关的记载。
孙阳伯乐以其卓绝的相马才能，得到了秦穆公的信赖，被秦穆公封为“伯乐将军”。他究其一生潜心研究马，在长期与马打交道中，识马懂马技术精湛高超，并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中，曾出土了一部失传已久的孙阳伯乐所撰写的《相马经》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