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外戚参与政治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有记载的最早的外戚参政应该是辅佐晋文公的狐偃、狐毛兄弟，他们的父亲是狐突，晋文公的母亲是狐突的女儿。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外戚政治应该是起源于战国后期的秦国。
秦国外戚及其代表人物
外戚主要指的是君主的母族或者妻族。见于史料的秦国外戚主要是魏冉、芈戎、向寿三人，同属于昭襄王的母族。魏冉是秦昭襄王母亲宣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芈戎是宣太后同父异母的弟弟，《史记穰侯列传》记载：“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向寿者，宣太后外族也，而与昭王少相长，故任用。”外族，指父系血统之外的亲族，比如妻子的父亲称为外父，母亲的父亲称为外祖等。据《史记》记载推断，向寿是宣太后的外族，又与秦昭襄王年龄相仿，则很有可能是宣太后的外甥、昭襄王的表兄弟。
秦国的外戚是秦国最小的政治群体，但却是最为特殊的，李禹阶教授认为秦国外戚具有官僚和君主外亲的二重性身份，但这并不确切，他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官僚，秦国外戚应该是兼具君主外亲血缘身份和客卿政治身份的二重性身份的政治群体。首先，秦国外戚属于君主的母族，与君主有血缘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秦国外戚的政治身份应该是客卿，《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因此，作为宣太后亲属的魏冉、芈戎、向寿三人也应该是楚国人，《史记穰侯列传》中也明确记载“（魏冉）其先楚人，姓芈氏。”
而当他们跟随宣太后来到秦国后又获得了很高的官职，符合本文“凡是离开本国到他国做官并取得较高官职的人”的广义客卿定义，所以三人的政治身份是客卿。这样，兼具君主外亲和客卿政治身份的二重性身份，成为秦国外戚区别于其他政治群体的最大特点，秦国外戚的代表人物当推穰侯魏冉。
他从秦惠文王和秦武王在位时期就开始任职用事，又在秦武王死后力挺其外甥秦昭襄王嬴则继位，并以铁腕手段镇压了秦国国内的公族叛乱，《史记穰侯列传》记载：“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震秦国”。
使秦国没出现“怀灵简惠”四公之时那种“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政权频繁更迭的动乱，维护了国内局势稳定。之后，从秦昭襄王七年樗里疾死后到秦昭襄王四十一年范雎为相的三十五年间，魏冉先后五次为相，共计掌权长达二十五年之久。此外，魏冉还立有赫赫军功，拔魏河东河内、围大梁、走暴鸢、破芒卯于华阳。
在举荐人才方面，史籍记载中魏冉任举过数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人无疑是白起，白起一生中经历三次重要战役：屠伊阙、拔鄢郢、坑长平，几乎以一己之力左右战国后期局势，改变了秦国与东方六国力量对比，使得六国再无法独立抗秦国，甚至影响到秦国日后的统一，魏冉任举白起功不可没。
《史记》的其他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经常能看到魏冉攻城掠地往往自行其事自作主张，在重要的军事行动中不请示国君就擅自行动，史籍记载中在秦国是极为少见的。此外，魏冉还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秦昭襄王三十六年“（魏冉）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便是最突出的表现。
魏冉为垄断权力还阻碍东方人才入秦，如前文所述《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王稽载范雎入秦时遇到魏冉的车队时说：“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诸侯客，此恐辱我，我宁且匿车中。”魏冉对王稽说：“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还记载“（魏冉）厌天下辩士，无所信。”范雎入秦后年余未得重用也是佐证。最终，秦昭襄王在客卿范雎的帮助下成功收回权力。魏冉等人被迫出关就封邑，这也标志着秦国外戚在秦国掌权的终结。
司马迁在《史记穰侯列传》的结尾对魏冉有过这样一番评价还是较为客观公正的：“穰侯者，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以魏冉为代表的秦国外戚虽然是秦国规模最小的一个政治群体，但他们为秦国发展乃至统一所作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秦国外戚政治产生的原因
正如上文所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外戚参与政治并不是秦国所独有的，但却只有秦国形成了外戚政治并一度垄断了国家权力，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秦国外戚政治的产生也是如此，是有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首先是因为秦国的本土公族势力不强。《战国策魏策三》记载说：“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苟若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种说法虽然可能有所夸大，但秦人血缘宗法关系不强却是事实。
纵观秦人的历史秦国确实没有形成如宋国、鲁国、楚国那种顽固的公族势力，这使得秦国的国家权力体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为非身份性的外戚、客卿和本土的军功群体进入国家权力的核心提供了可能。其次是因为秦国外来的客卿群体不受信任。秦国有重用外来人才的传统，从百里奚、蹇叔、由余到商鞅、张仪、甘茂、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这些客卿成为秦国崛起乃至统一的关键因素。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这些客卿在秦国的结局，他们轻则逃亡，重则被逼而死甚至死无全尸：蹇叔晚年是不受重用的；百里奚则有记载说穆公时被处死；由余在辅佐穆公称霸西戎之后在史籍中也不见踪影；商鞅被秦惠文王车裂；张仪、魏章、甘茂则是出逃了；范雎有证据表明是受到王稽的牵连而被处死。
吕不韦是被逼饮鸩自杀，被宾客窃葬于洛阳北芒山；李斯则是在下令驱逐的客卿范围之内的。正如上一章节所述的那样，秦国的客卿群体并不是为秦国的统治者所完全信任的群体。再次是因为秦国的官僚体制不够完善。外戚登上政治舞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还没有完善的官僚体制特别是人才选拔制度。
黄留珠先生《秦汉仕进制度》中列举了很多秦国的人才选拔方式，但这恰恰却说明了秦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不够完善、不够制度化，当时秦国有世官制、荐举制、军功入仕、以客入仕以及通法入仕。荐举制，又称为“任举”、“保举”，比如《史记穰侯列传》：“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
《史记李斯列传》：“不韦贤之，任以为郎”；《史记秦本纪》：“穰侯举任鄙为汉中守”等。史籍的诸多记载证明荐举制确实是秦国常用的官员选拔方式。以客入仕，当时应该是秦国最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客的身份直接拜为主持国政的大臣，比如商鞅，通过几次游说孝公。
另一种是由客先拜为客卿然后再迁升为正卿或者直接由客卿拜相，例如魏人张仪、范雎，燕人蔡泽，都是这种情况。通法入仕在史籍中仅见赵高一例，《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战国中后期秦国还是以荐举和以客入仕为主，并不能称为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
最后，秦国外戚政治的产生，外戚自身的能力也起了重要作用。魏冉、芈戎、向寿三人都有一定的才能，符合秦国的发展需要。如上文所述，魏冉辅佐秦昭襄王继位有拥立之功，出则为将入则为相，任举良将白起。芈戎则担任过将军，《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八年，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
向寿既曾率军出征，也曾短暂担任过秦相，《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十三年，向寿伐韩，取武始。”因此，秦国外戚并不像后世的大多数外戚那样仅凭裙带关系而得以位极人臣，而是有着较强个人能力的外戚能臣。
这是秦国外戚能成功登上政治舞台并把持朝政几十年的重要的主观原因。秦国公族的先天不足无法垄断国家权力，客卿的不受信任无法长期位居高官，以及秦国缺乏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使其他社会阶层无法进入国家权力核心，为具有二重性身份的秦国外戚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客观条件，主观因素则是秦国外戚的个人能力。当然也有一些偶然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