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古代的帝王必修课之一就是读历史,并引以为戒。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史书,《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等,卷帙浩繁。
而这些巨作之中,有一部书号称是“帝王之书”的著作,毛泽东前后读了17遍之多,它便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编著的《资治通鉴》。
从“三家分晋”开始,直到契丹于后唐绝交,《资治通鉴》共计卷,三百多万字,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本来想把此书定名为《通志》,宋神宗即位后,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无论是“通志”还是“通鉴”,强调的是一个“通”字,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均可从中受益。
不过面对史书普通读者往往会碰到两座大山,一是古文与现代白话文有差别,需要一定基础;二是史书往往篇幅巨大,作为既非领导又非学者的普通读者,动不动就去翻三百多万字的大部头实在有些让人望而生畏。
这时,一本精简的白话版《极简资治通鉴》可以说完美地解决了以上两个难题,用来打开这个宝库非常合适。
马克·吐温有一句名言:“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有惊人的相似。”这不光包括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包括个人的“小历史”。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韩信的故事具有很现实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于职场人士而言。
韩信最初在项羽处担任郎中,多次建言不被采纳,再加上韩信对项羽的判断,料定跟随项羽没有前途,就逃离楚军归顺了刘邦。
但是即使胸怀经纬之才,也难免被忽视,只做得一个接待宾客的小官,甚至犯了法弄到了要被斩首的地步,也在这个时候得以遇到夏侯婴,便说道:“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夏侯婴觉得这个人说话不同凡响,面对处刑并无惧色,反而保持了威武雄壮的姿态,就与之交谈,韩信得以初步展示自己的能力。
在夏侯婴举荐下,韩信得到了治粟都尉的官职,但仍然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于是韩信抓住机会就和丞相萧何交谈,在萧何的印象中占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做了这些准备后,韩信还是没有等到“晋升”,便趁着到南郑很多人逃跑之机“重操旧业”——又逃跑了。但今时不同往日,他已经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官”了,在“高管”萧何的眼中,是组织发展不可或缺的“拼图”,所以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千古美谈。
我们可以看到,韩信的这次“逃”是无奈中的一次成功的策略,凭此“骚操作”一举跻身到了管理层。
但是“没有金刚钻“,也揽不了“瓷器活”,在授任大将军的仪式结束后,”CEO“刘邦就提出了”灵魂发问“:”丞相屡次向我称道您,您将拿什么计策来开导我啊?“
这个问题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回答的,如果说的都是老生常谈的内容,在刘邦眼里肯定就是庸才,如果太针锋相对,又难保“大BOSS”不会生气,可谓左右两难,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韩信的真才实学。
他先是设问,让刘邦自己说和项羽在“勇敢、猛悍、仁爱,强盛”方面强弱,刘邦沉默了许久,不得不承认:“我不如他。”
然后,他分析项羽的勇敢只是“匹夫之勇”,仁爱也无非是“妇人之仁”,外表的强盛掩盖不了内部的问题,又分析了刘邦的优势和策略,引得刘邦“大喜过望”,放心把军事大权交给了他。
后来刘邦被困,正好碰到韩信求立“假齐王”的书信,刘邦大发雷霆,但囿于时事,不得不用“齐王”的头衔收买他,韩信也因此对刘邦死心塌地,虽然有蒯彻为他分析形势和利弊,提出天下三分之计,他也不忍心背叛,最终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
待到天下平定之后,韩信果然遭遇了”兔死狗烹“,蒯彻一语成谶,这是后话。
相信大家仔细琢磨韩信的遭遇,能从中学到不少经验和教训,这还仅仅是一例,吴起、商鞅、范雎、李斯、晁错、霍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值得借鉴的例子。
除了从个人的角度,《通鉴》中更多的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来阐述的事件,有“文侯治魏”、“刘邦入关”、“武帝推恩”这样的正面例子,也有“三家分晋”、“诸吕之乱”、“王莽改制”这样的反面教材,真正做到了“资于治道”。
纵观《通鉴》所述历史,我们不难看到,管理者能获得成功,往往都有良臣辅弼,燕昭王有乐毅,刘邦有“三杰”,汉昭帝有霍光,唐玄宗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而良臣荟聚是因管理者有礼贤下士之德,良臣能尽谋,也是由于管理者有用人不疑之断。
当然,对于下属的管理也是一门学问,一旦权臣的权势达到了一定程度,风险自然就会加大,用人不当,识人不明,甚至可能有失位殒命的风险,赵武灵王饿死于沙丘行宫,王莽篡汉,皆是前车之鉴,更不用提亲佞远贤,玩物丧志之辈了。
管理是一门更深奥的艺术,司马光在《通鉴》中也尽量把历史事件尽可能详尽如实地摆出来,很少作点评(当然在描述的过程和词句的选用上肯定是有偏好的)。大概是司马温公自知在如此浩大的主题面前,任何的点评都是苍白的,那笔者就更不应在此班门弄斧了。
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而在历史上,文人学者更是对之不吝褒奖之词:
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梁启超也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而这一本《极简资治通鉴》,虽然在精简时对历史事件的取舍值得商榷,仍不失为我们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值得花碎片时间一览的书籍,像是一枚打开宝库的钥匙,引导我们去《资治通鉴》全书中获取更多的宝藏。
如果说笔者有什么建议的话,建议有精力的读者去看原著,同时,搭配《道德经》和《孙子兵法》食用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