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被列为中国正史之首。在东汉之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巨著为《史记》的，是东汉灵帝时的《东海庙碑》，碑背有一行字：“阙者，秦始皇所立，为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遗憾的是，碑文作者已不可考。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司马迁大作的专用名词。
《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这部鸿篇巨著，是司马迁一个人完成的吗？
以创作经验而言，司马氏世代为太史，父亲司马谈一直有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的计划，《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父子相授，耳濡目染，对于史书创作章法轻车熟路，自然下笔有绪，水到渠成。
从知识积累来看，司马迁幼时聪敏好学，熟读百家，年轻时游历各地，遍访名山大川，交游八方俊贤。因世代为官，在朝野积累了大量的人脉，与很多名士往来，见识自然不凡。
从创作动机来看，虽因其父司马谈临终遗言相托，其实他自身也想编著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家绝唱。这一点，与以前的语文教材里讲述的“司马迁因受辱（宫刑）发愤著书”并不相符。司马谈于公元前年去世，公元前99年司马迁受腐刑（即宫刑），前后相差十余年。此外，司马迁曾与上大夫壶遂讨论过创作《太史公书》一事，也远远早于让司马迁受辱的“李陵事件”。
从创作环境来看，司马迁担任的首个公职为郎中，而且是因为沾了父亲的光。他游学结束后，开始做官，先是跟着汉武帝东巡，然后出使巴、蜀，接着又奉使西征，忙得不亦乐乎，因此不太可能很悠闲地写作，更不会找人帮他收集素材和整理文稿。其二，公元前前，他才正式接过父亲的职位担任太史令，考虑到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不可能学苏东坡那样，找几个婢女来磨墨添香。有史记载，《史记》的正式写作，起于公元前年，可见司马迁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
从创作动力来看，公元前99年因“李陵事件”身受大难，被处死刑。汉朝律法，死刑有三种途径可免（谋反诛九族这样的大罪例外）：一是凭祖宗的功劳；二是花钱买命；三是以宫刑代替死刑。考虑到未竟的千秋事业，他选择了痛苦地活着，这才是他彪炳千秋的闪光之处。虽然保存了性命，但他的官职不再是太史令，而是“中书令”，在汉武帝时，这是专门为太监设置的一个职位，主要负责传达皇帝的诏命，自然更不会有人愿意帮他编著《史记》。
斗文虫曰：以一人之力，做千秋之事，何况身心俱受损之时反能逆水行舟，终成大业，非常之功。自唐代始，作史多是团队，甚至举全国之力，浩浩荡荡数千人，历时数十载方能成书，与司马迁不可同日而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