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边塞诗征引典故十分广泛，涉及“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先秦典籍主要有《诗》《礼》《易》等经部著作，《论语》《孟子》《庄子》《孙子》等诸子散文，《左传》《战国策》等史传散文。此外，最常“资书入诗”的还有“前四史”、《法言》、《世说新语》、唐人诗句以及宋人笔记。诸典之中，契合边事的英雄人物，折冲樽俎的制敌方略，沉郁雄浑的老杜诗句，皆信手拈来，妙入诗歌。
荆轲只身赴秦、易水送别的侠义精神受到宋人敬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兼有送别之悲与刺秦之壮，引发了北宋边塞诗的隔代回响。梅尧臣“平时易水头，不复起边愁”“将军守汉法，壮士发燕歌”，苏轼“要到卢龙看古塞，投文易水吊燕丹”，司马光“酒薄阴山雪，裘寒易水风”，吴则礼“晚风萧萧近易水，想见怀古当倾曦”，在送人使北、送人戍边中寄托慷慨，悲悯英雄。
出使西域的班超亦备受推崇，原因有三：一是投笔从戎、效力疆场的道路选择，二是不畏艰险、万里出使的外交推进，三是威震远域、万里封侯的价值实现。落实到边塞诗创作，则题旨有差：一是借英雄自我审视，如司马光“惭非班定远，弃笔取封侯”；二是抒发失意郁结，如王令“若使班超终把笔，由来何路取封侯”；三是鼓励他人建功立业，如孔平仲“古今将相皆无种，好取班超万里侯”，毛友“预想归时如定远，争持白玉上青云”。与众人稍异，苏轼《获鬼章二十韵》虽以“边帅汉班超”肯定边功，却更主张“奇功勿再要”，叮嘱慎用武力。
伏波将军马援平南有功，亦为宋人所重。刘敞《伏波》惜其身死蒙冤，歌其壮心不衰。睹于禁卒驻戍艰辛，追念马援平边之难，诗人遂以“将军马伏波”“频献凯旋歌”追念英雄，祈愿和平。最能将古今南治边略有机系连的，当属刘敞《迁南行》。“曾出封疆铸铜柱，竟留种族依荒山”，认为马援虽立铜柱为界，却令大量残部散居深山野墺，埋藏隐患。“雕题来作冠带民，鼻饮翻宜伊洛水”，则称颂北宋边略，将西南边民成功收编为中原王民。在摧毁廓清的激壮之下，诗人不由畅想“此功一成万世宁”。除却刘敞，赵“伏波死去今谁继”，曾巩“捷如马援不得志”，郭祥正“伏波一去已千年，古像萧萧篁竹里”“借令伏波在，缩手定叹息”，上述伏波颂歌，均注目边事，遥想英雄，有务实之征。
北宋边塞诗用典，并不限于怀想英雄，亦在“折冲樽俎”中寄托理想。黄庭坚、梅尧臣、彭汝砺、强至、曾巩均在边塞诗中表达了对折冲樽俎的认同，其中黄庭坚《送范德孺知庆州》最有代表性：
乃翁知国如知兵，塞垣草木识威名。敌人开户玩处女，掩耳不及惊雷霆。平生端有活国计，百不一试埋九京。阿兄两持庆州节，十年麒麟地上行。潭潭大度如卧虎，边头耕桑长儿女。折冲千里虽有余，论道经邦正要渠。妙年出补父兄处，公自才力应时须。春风旍旗拥万夫，幕下诸将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箠笞羌胡。
范纯粹（字德孺，范仲淹四子）将赴庆州，山谷作诗相送。诗人取典“折冲千里”，意在颂扬范纯粹治庆有术，克敌无形。“论道经邦”语出《尚书·周官》，直指钻研妙略才是正途。全诗用典近三十处，广博缜密，营造出“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诗境。全诗五次征引杜诗，尊杜之意毕现。第一次引《塞垣》“一寄塞垣深”，将征人思妇的旧调化作范公治边的新声。第二次借《骢马行》“肯使麒麟地上行”赞颂纯仁好比良马，驰骋边塞。第三、四次一句两典，“边头耕桑长儿女”征引《严氏溪放歌行》“边头公卿仍独骄”与《客堂》“别家长儿女”，却未沿袭“边镇骄蹇凌物”的旧路，亦未遵循儿女不相见的凄离，而是力赞纯仁安定边民，耕作生息。最后一处“公自才力应时须”征引最切。杜甫“吐蕃凭陵气颇粗，窦氏检察应时须”借吐蕃三道入寇的危急形势歌颂窦氏挺身而出，山谷则称颂纯粹继承父兄，应时帅庆。五次征引，两次顺流直下，三次反用典故，间有一句两典。杜诗之外，王维“草枯鹰眼疾”，柳宗元“万不试而一出”以及《文选》的“爱民活国”与“终军以妙年使越”都熔铸入诗，变幻莫测。诗中，山谷“以学问为诗”的理念得到充分体现。黄庭坚十分注意化古为新，旨在“点铁成金”，即“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三首》其二）。所谓“夺胎换骨”，惠洪《冷斋夜话》记载如下：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张海鸥认为“夺胎”“换骨”虽未并肩出现，然其“不因袭其语辞，别创新语”的主旨是一致的。夺胎换骨“重在借意而创辞”，点铁成金“重在借辞以创意”。侧重虽有不同，旨归并无二致。
山谷认为杜甫的“无一字无来处”有章可循，并在创作中积极践行。如《和邢惇夫秋怀十首》其六：
庆州名父子，忠勇横八区。许身如稷契，初不学孙吴。荷戈去防秋，面皱鬓欲疏。虽折千里冲，岂若秉事枢。
此诗三次征引杜诗语汇，“许身如稷契”浓缩了杜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驱除了杜甫看齐稷契而四处碰壁的失落，呈现出范氏父子自信向上的精神面貌。此外，杜诗“防秋近赤霄”中的“防秋”，“直气横乾坤”中的“横”字，都被山谷巧妙植入范氏忠勇、亲力亲为的描绘之中。从老杜自身的郁结书写到范氏的昂扬情绪，山谷移接自然，驾驭自如。这种效果不仅来自法度的掌控，更缘于意脉的贯通。只有创作旨归与精神风骨稳固确立，作为枝叶点缀的掌故才能锦上添花。
同样是对范氏父子的称许，在《和邢惇夫秋怀十首》其六中，山谷再次表达了对“折冲千里”的价值认同。此处揄扬边功，诗人并没有延续《送范德孺知庆州》借鉴《孙子》的旧路，而是反其道用之，用“不学孙、吴，而暗与之合”极力称颂范氏谋略。山谷指出折冲千里虽为良策，跻身两府才是正途，故有“岂若秉事枢”之语。这种功名认识已经超越了“封侯”的外在形式，直接上升到政务的实质层面，充分体现了宋人的政治理性与务实精神。
从容不迫与事半功倍是宋人治边理政的美好理想，外化在诗学方面则表现为对折冲樽俎的推崇与追求。从用典的视角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宋人的隶事用典与其思维方式关联紧密。防患未然的思虑方式决定了宋人对“曲突”的弘扬与“焦头”的否定；友好隐忍的御边理念决定了宋人对“五饵”的推崇与“前禽”的宽容；审慎务实的救国理想决定了宋人对“活国”的信奉与“超距”的贬抑；深沉理智的用世情怀决定了宋人对“持节宽赦”的渴望与“智勇功名”的消解。观上可知，北宋边塞诗援经据典虽然广泛，却多择取契合边事的常典熟典，对症下药，有务实之征。
（作者：丁沂璐，系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年12月21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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