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迅速发展，除了引起经济领域的变化外，还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
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
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
从重义到重利的变迁
学者们对于春秋时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一直有不同的观点，总体而言，不外乎是“礼”“义”“德”“仁”。
虽然我们对于春秋时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有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义”在春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义作为一个价值判断准则，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义”的含义包容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左传》晋侯将百姓训练两年后，想使用他们，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
“义”是当时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也是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随着商业的迅速发展，商品流通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它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
因此，拜物教与商品生产是分不开的。”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品价值的体现。
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就具体体现为对于货币的渴望，对于货币的渴望是没有止境的，社会上兴起了一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拜金求富风气。
拜金求利的风气不仅存在于工商业者中，而且还席卷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如“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
“齐人有东郭敞者，犹多愿，愿有万金。”
苏秦在不得志时被家人看不起，当他荣归故里后，家人对他恭恭敬敬，无比谄媚，苏秦问其为何前倨后恭，家人直言“见季子位高多金也”。
可以看出时人对于金钱的强烈渴望与直白大胆，整个社会都将追逐财富放在无比重要的位置，财富的多少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地位的高低。
《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也有当时社会拜金求利社会风气的体现，手工业者还会将其刻在产品上。“金钱良日，甲申、乙已。”、“大吉门，宜钱金”、“壬癸梦日，喜也；梦金，得也。”由此可见，这一社会风气在当时相当普遍。
拜金求利的社会风气在三晋地区也有体现，国与国之间，齐国将要攻打魏国时，魏国使者将“宝璧二双，文马二驷”送给淳于髡，淳于髡收下后解了魏国之患。
信陵君率五国大军击败秦国，使其被困于函谷关而不得出。秦国为了除掉这个祸患“乃行金万斤於魏”，通过贿赂魏国臣子从而达到了秦国的目的。
这种拜金求利的社会风气在官场中具体体现为官员收受贿赂，卖官鬻爵。
《韩非子·五蠹》中的“官爵可买”，阳翟大商人吕不韦一掷千金，结交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进入秦国官场。赵国官员收受贿赂，长平之战中廉颇被赵括替换“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
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这种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的现象，破坏了官场运行的正常秩序，使得吏治混乱，国家机器正常运转遭到破坏。
魏国李悝的《法经杂法》言：“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
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受贿行为进行严厉制裁，专门为这种受贿行为订立法规且惩罚严厉，可见当时魏国有这种现象的发生，官员受贿行为成为魏国的吏治问题。
“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赵地人民的功利求富风气十分盛行，它对赵国女子择偶观产生了影响，赵女通常选择权贵之家作为配偶，其婚姻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
如《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记载，李园之妹先被献给春申君，待其怀孕后，又被献给楚王，楚王去世后，春申君之子成为楚幽王，李园之妹即成为国君的母亲，赵女通过自己的婚姻实现了奔富贵的目的。
总之，拜金求利的风气已经浩浩荡荡地席卷了战国的所有社会阶层，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无人不为金钱的魅力所折服。
从群体本位到个体本位的变迁
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固有观念，即“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瓦解。”
商业行为以获得财富为最大的原则，追求财富的观念冲击着原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拜金求利的观念试图把一切事物都归入商品交换的范畴，人际关系的往来也被卷入其中。
其中，表现较为典型的是商业活动对传统家庭组织的冲击。传统家庭组织是一般是一对大家长和他们的已婚儿、媳及孙辈一起生活在一起，除辈分最高的大家长外，小辈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即“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
随着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之心愈盛，家族中积蓄钱财的现象开始发生。
《韩非子·说林上》记载“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这个故事说明当时的人热衷于蓄私财的现象，说明此时在大家庭内的小辈已经可以私蓄钱财。大家庭内私蓄钱财的出现，从经济因素上瓦解了传统的家庭组织。
对于钱财的热烈追求，还波及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为了钱财影响到了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为了钱财而不赡养父母，丝毫没有孝道可言。
《墨子·公孟》中记载“鲁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死，其长子嗜酒而不葬”连在以礼仪著称的鲁国都有父死子不葬的现象，说明了当时孝道的沦丧。
《淮南子·说山训》“郢人有鬻其母，为请于买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居然出现了卖母换钱的怪事，子女除了布原赡养父母，居然将其当做货物一样买卖，道德沦丧到了如此地步。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兄弟姐妹之间。《战国策》“合从者，一天下、约为兄弟、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以相坚也。夫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
而欲恃诈伪反复苏秦之余谋，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张仪用了同胞兄弟之间尚且为了争夺钱财而反目成仇的例子，来说明合纵之事不可能成功。说明当时这种现象已经十分普遍，识人见怪不怪，所以苏秦才会拿来举例。
商业活动发展引发的拜金求利的风气，冲击了家庭伦理道德、瓦解传统家庭组织的现象，在各个诸侯国中都有发生，三晋地区也不例外。
从尚简到崇奢的转变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在满足基本消费后，还可以追求奢侈品消费。奢靡风气是指在满足基本生活消费以外的，奢侈、高昂的消费风气。
奢侈品主要来自于主要依靠商业、手工业的提供，“商不出则三宝绝”，没有工商业者的提供，没有商业活动的开展就缺乏奢侈品的流通。
商业活动使“奇怪时来，珍异物聚。”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提到各地所产的奢侈品“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
这些珍宝极大地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商业在各国的迅速发展，使得奢靡风习开始在整个社会上盛行。如齐国“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宋国的富贾监止卖了一块玉璧“得千溢焉”、秦君用十五城向赵国交换和氏璧。
社会上奢靡风气的盛行不仅发生在统治阶层，民间也有这种现象的发生。
这种现象通常表现为民众对于上层人士的跟风行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记载，由于“邹君好服长缨”，引发民众跟风，“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贵。”上若好之，下必效之，这是底层人民跟风上层社会消费风尚的表现。
奢靡风气的盛行，破坏了当时的封建礼制。无论是西周时期的礼制，还是战国时期逐步确立的封建礼法，都对社会各个阶层做出了严格的等级区分。
对于社会中各个阶层日常生活中所用到住宅、服饰、丧葬等皆有详细的规定，所谓“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徙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由商业活动引发的奢侈品消费动摇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引发统治阶级与富有者之间的矛盾。
此外，奢靡风气在统治阶级中盛行，他们极力追求奇珍异宝，结果只能“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对百姓的横征暴敛，搜刮社会财富，“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
上层搜刮百姓的财富，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一味地追求奢侈生活，还会引起吏治的腐败，而底层人民为了生存，则会引起社会犯罪率的上升，最终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矛盾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