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刘云涛 http://m.39.net/pf/a_4402685.html

商务印书馆自年开始发行的《共和国教科书》。

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改组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

《张元济全集》

(共10卷)

作者:张元济

版本:商务印书馆

-年

(上接B02版)

投身书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进士、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即便被革职处分,也依然是受人敬仰的士大夫。而创办之初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家亲属合营的小印刷厂,经理夏瑞芳的文化程度相当于中学,初始资本也只有三千多元。虽然因为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有了印刷业务上的往来,但两人能够合作,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张元济说自己与夏瑞芳认识之后,“意气相合”,这自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大概是,张元济对自己所看重的教育事业,有了和从前不一样的认识。年1月,三十五岁的张元济写下了一篇《答友人问学堂事书》,第一条就是“勿存培植人才之见”,他看到了学堂教育面向少数精英的局限性,转而追求真正普及的初等教育,所谓“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少无长,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而想要接近这一理想,借助新生的民间力量比在官办学堂更有可为。

年初,八十五岁的张元济写下一首《别商务印书馆同人》,其中第一句是“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这是他终身未忘的初心。论推动教育的发展,出版的力量并不弱于办学堂。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时便与夏瑞芳约定,商务不能只追求盈利,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设立编译所,译印了大量西方社科著作,并在年组织编纂了《最新小学国语教科书》。

无论是内容、观念,还是体例、插图,这本教材的水准都明显高于市面上已有的教材,于是面世后一炮而红,三四天就销完了首印册。很快,商务版《最新教科书》系列占据了全国课本供应量的80%。蔡元培在年回顾这套课本的影响时说,“于是印刷之业始影响普通之教育……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

中小学教科书成了商务印书馆的招牌。出版教科书的意义,在于向最广泛的学龄人群传送新的常识,在整个社会重建常识。除了在经济上创造了可观的利润,更能让张元济欣慰的,大约是商务因此在实质上成为了重要“教育机关”。

民国元年,商务又编纂了《共和国教科书》,推崇爱国、平等、自由、权利、义务等理念,紧跟时势。《共和国教科书》出版后十年间,销量达七八千万册之多。年,《共和国教科书》之小学《国文》和《修身》,还由“读库”再度影印出版,这似乎在证明,好的教科书不只能推动历史,还能跨越时间。

不保守不激进,立足于中西文明

张元济是温和的革新派,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在乱世中做出版,大概最需要这样的掌舵人。从晚清到民国的几十年间,商务印书馆一直求新求变,但从来不走极端,并和政治有意保持距离。

与激进的弄潮者相比,这样的姿态显得有些保守,但真正扎实的文化工作毕竟需要沉下心去,而不能只有振臂一呼。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汇集了一批一流的学者型编辑,比如担任理化部主任的杜亚泉,出任国文部主任的高梦旦。商务编译所集中和培养的知识分子之多,除了几所著名大学,没有其他机构可以比肩。

但也有不少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或来了又走,或延而不至。作家、新闻人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回忆商务编译部的工作场景,以及自己的不适应:

我觉得这一个编译所,像一个学校里的课堂。张菊老似一位老师,端坐在那里,批阅文稿,也难得开口;编译员似许多学生,埋头写作,寂静无哗,真比了课堂,还要严肃。我却一向习于松散,自从出了书房门,又当教书匠,以及现在的记者生涯,都是不大受束缚的。而最大的原因,自顾才力疏陋,学殖荒落,商务编译所正多通才博学,珠玉在前,自惭形秽。大约还不到一年,我患了一个头痛之病,却就借病辞职了。

可也只有这样寂静认真的编译所,才能编出通行最广的教科书;才能耗八年之功,编纂完成中国第一部现代综合性辞书《辞源》;才能以文化建设上的实绩,和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北京大学一样,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思想、教育、学术的发展。

科举出身的张元济,在教育思想上却没有一分毫的因循守旧,他讲求西学,反对小学生读四书五经,认为“强令诵习,徒耗丧脑力而已”。但同时,张元济又极重视古籍善本的收藏和刊印,为的是“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年,年满六十的张元济进入半退休状态,他转而花极大精力用于古籍的影印校勘,陆续推出了影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等。站高行远,像张元济这样既有爱国强国之心,又具超越中西文化的眼光,才能做到知新温故,不保守亦不偏废。

同样是年,在张元济的提议下,商务印书馆将自己的藏书楼涵芬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东方图书馆几年之间惠及数万读者,直到年焚毁于“一二八事变”的战火。张元济因此又多了一层身份——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推进者。

一生做事,

终身关切教育和启蒙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商务印书馆曾想邀请这场运动的旗手人物胡适来担任编译部主任,几番力劝之后,胡适答应在年夏天到上海看看。他在商务考察了一个月,但最终婉拒了这一邀请。在日记中胡适写下:“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我现在所以迟疑,只因为我是三十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

张元济几乎将毕生精力都用在了“完全为人的事”。相对于著书立说、为官从政,出版是位居幕后的工种,更何况张元济后来历任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监理、董事长,要处理纷繁的事务性工作。年轻时曾受到张元济资助的罗家伦,在给他的信中对比过“做事”与“求学”,说自己选择致力于求学,除了天性合适,还因为“做事时精力所费,多在不经济的旁支曲节上”“做事不免牺牲我率真的天性”。但这两点,对谁又不是如此呢?

我们无法揣测如果张元济选择了另外的事业,会做出怎样的成绩,但他在古籍历史方面的学养,获得了普遍的肯定。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多年的茅盾在文章中说,张元济“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涉园丛刻》各书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这些跋文让他在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但张元济好像没有想过以作品的方式为自己留名。年以来,十卷本《张元济全集》陆续整理出版,其中有三卷书信,两卷日记,两卷诗文,三卷古籍校勘的笔记序跋,几乎都是应用性、交际性的文字。

一个人选择了“做事”,就很难在学术上再有专门成就。张元济的精力和智识耗散在了商务印书馆的内内外外,向着他终身关切的教育和启蒙事业,润物无声。

他曾被清廷“官复原衔”,但只回北京就职不足半年,拒绝了诸多职务;他还曾有机会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但还是婉拒辞谢。张元济一生没有离开商务印书馆,这是他完全自觉的选择。惟是如此,他的事业才得以绵延最久。从晚清到民国,经战乱至和平,中国的政权几易其主,但商务印书馆却持之以恒。也许张元济早已看清,动荡年代任何官位都是虚名,立足民间培植现代文化才是根本所系。

张元济唯一一本自己格外看重的作品,是年春天他所编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彼时正是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选取了《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荆轲》等8篇故事,适当删节并译成白话文,又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他曾将这本书寄给蒋介石,年来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时,还携带多本赠予他人。这本小书所贯注的,是张元济毕生所信奉的爱国与唤醒民众之义,更是他勤勉一生的内在灵魂。

晚年的张元济备受尊崇、桃李天下,而曾经志同道合、砥砺前行的老友,却一位位告别了人世。年来北京期间,张元济两次专程探望藏书家傅增湘,这位曾与他互通书信无数的老朋友已是病困交加、晚景凄凉。他还走访了北京大学校园,见议事厅中悬有蔡元培的画像,“徘徊久之”。当时他在想些什么呢?他们这一代学人历尽沧桑,各有各的求索,最终都汇入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

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50年代初完成了公有化,主体迁至北京。而张元济本人在年8月14日晚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病逝于上海,终年九十三岁。公祭会上,他的灵前悬挂着他先行写下的自挽联: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

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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