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作为中国一个极具传统历史发展过程和意义的学科，虽然在中国近代时期，由于西方新型史学理论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的传入，才被得到空前程度的重视，但是在中国封建历史时期，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史学成就同样是非常令人拍案惊奇的。在中国封建历史时期当中，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非常多的，并且也非常有名，像西汉时期的司马迁，东汉时期的班固等等，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期都会涌现出史学家。
《全唐文》载：迁承灭学之後，修废起滞，以论天下之际，以通古今之变，而微迁叙事，是轩辕之道几灭矣。推而广之，亦非罪也。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此迁之罪也。
象征着中国传统文明上下五千年发展历史过程的二十四史，这就是古代历史学家一代接一代继承、发展和不断创新、总结的辉煌成果。正是由于二十四史的存在，才会使得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和演进过程，在复杂的历史环境和长河当中，被完整保留下来，并且呈现在当代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的面前。历史作为一门极具继承和发展意义的学科，其意义又不仅仅停留在其自身的功能上。
杜佑历史学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就是它能够将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在彻底形成一个国家和固定的民族之前的历史能够充分保留下来，这不光对于中国的历史如此，对于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的重大意义同样在此。在除了能够完整展现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和面貌的二十四史之外，还有大量的私人修史，这些史学著作同样由于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被历史所铭记，一直流传至今。
比如北宋时期司马光等人撰写的《资治通鉴》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里面不仅仅包含了大量完整的历史事件，而且还展现出了司马光作为一名杰出史学家的史学观点，以及其对于某件事、某个人或者某个朝代的看法，让人读起来受益匪浅。唐朝作为封建历史时期一个极具辉煌和影响力的帝国，在史学思想方面同样取得了不朽的成就。唐朝时期史学思想意识不断加强，特别是官方修史从此以后成为定制，为史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撰写《史记》唐朝将官修正史设为定例
在唐朝之前的历史朝代当中，其实也涌现出了大量的著名史学家，并且也取得了辉煌的史学成果，其数量也是非常之多。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早期史学著作，比如《战国策》、《竹书纪年》、《春秋》等等，这些对于反映春秋战国及其以前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虽然那会的修史风格和方式尚有待改进，但是这却显示了中国史学起步的时间是相当的早的。
像二十四史中的前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一直被认为是学习历史这门学科之人的必读史籍，虽然这都属于私人修史，但是却展现出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自己对于之前所发生历史事件的重视和搜集。并且像司马光、班固、范晔等这些早期史学家他们所撰写的史书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描述某个人、事件，他们更偏向于从一些历史事件当中总结出某种历史经验，以便起到警示后世的作用。
班固不过总体看来，在唐朝之前的中国修史方式，一般都属于私人撰写，换句话说当时的封建中央王朝并没有设立出正式的规定或者制度，来进行史书的编修。而到了唐朝，这种私人修史的方式就彻底被改变了，公元年，唐太宗在与群臣商议之后，发布诏令设立正式的史馆，并将其建制移到了门下省。
要知道门下省在唐朝可是中枢机构当中的一个，将史馆移至于此，可见唐太宗的目的非常鲜明，就是为了能够将修史的责任由中央掌握，从此官方撰写正史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沿用的政策。这种由官方掌握修史权的方式和原则，充分说明了唐朝时期统治集团史学思想意识的强化和觉醒，单就唐朝就修撰了八史，占了二十四史中的三分之一。
《唐六典》载：若不宜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遂表请下所言军国政要，即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送史馆。自后因循，录付两省起居，使编录焉。
史官娱乐唐朝时期史学批评理论的提高和发展
唐朝之前的史学虽然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从史学理论方面来看貌似还没有出现一部颇具代表性和开创性的史学理论著作。那么何谓史学理论呢？从其一般概念来说就是如何进行修史工作，这个修史工作虽然从其表面上看来实际上就是史家用自己的史笔进行历史的书写，但是其中过程的复杂性却是行外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
《通典》载：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际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
首先就拿修史来说，史家和历史这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史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的人，他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有自己的偏见，而历史之所以被称作历史，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了。这种已经发生过的事如果距离修史人生活的时间较近，那么在真正修史的过程中可能不会出现很大的偏差，但是一旦是遥远的历史事件，谁也不能够弄清楚具体情况，那么历史的书写就很难了。
刘知己这就涉及到了史家个人的情感及其史学功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旦史家能够根据搜集的史料进行比较合理的历史建构和想象，那么或许其撰写的历史和之前的具体事件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但是一旦史家因为自己的感情或者偏见，而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大肆注入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那么这种历史就成为了编著者脑海中的历史，主观性的比例非常之大。
到了唐朝时期，一个著名的史学思想家刘知己就已经意识到，这种史学家在撰写历史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因此他花费了数十年的精力撰写了《史通》，这部著作被称为中国历史时期第一部具有鲜明史学理论的著作。刘知己提出了史家三长以及直笔论，对于史家和历史书写这两个之间矛盾关系进行了充分阐述，并且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刘知己的史学理论就是讲究如实直书，要求史家尊重客观历史，尽量将自己的主观性克制下来。
资治通鉴唐朝时期史学门类的丰富：典制体通史
唐朝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还体现在新型史学编纂体例的出现，比如唐朝时期著名史学家杜佑编纂的典制体通史《通典》。这部历史著作主要叙述和介绍的是从中国的上古时期一直到唐朝太宗统治时期的各朝各代的典章制度。这部书的部头不可谓不大，这也是杜佑一生从事史学研究，特别是典章制度研究的辉煌成果。
杜佑虽然凭借《通典》一书被认为是中国历史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杜佑能够写出这样的典章巨著，实际上和他在唐朝时期所担任的官职有很大关系。杜佑虽然出生于唐朝强盛时期，但是却经历了繁荣背后的危机以及安史之乱，杜佑步入仕途之后，最高做到了唐朝的宰相一职。不过他最为擅长的领域就是财政，因此他对于各朝代的财政制度也有很深厚的理解。
司马光《通典》载：又开府仪同三司及光禄大夫，亦是官名，还为人多，回作阶级。随时立制，遇弊变通，不必因循，重难改作。待戎车息驾，百姓稍康，欲增庶官，则复旧制。
因此仕途上所积累的大量经验，再加上唐朝时期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风气的盛行，也就造就了杜佑巨大史学成就的出现和取得。《通典》这部著作对于唐朝时期各方面的额典章制度的叙述尤为具体，像军事、财政、政治、州郡、选举等等都是杜佑所讲述和研究的重点，对于研究唐朝的制度非常有帮助。
因此，从杜佑这种典制体史学模式的创立，我们可以窥探出唐朝时期的史学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不仅仅史学思想有了普遍的发展，甚至突破了传统史学模式的框架，形成为了唐朝独具特色的史学研究模式和风格。这种现象的出现，充分证明了中国史学研究是和朝代的兴衰治乱有着紧密联系的。
隋书承上启下，唐确立了史学编著的重要原则
唐朝时期史学思想意识的不断强化以及发展，使得有唐一代能够在史学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这就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非常强大的封建帝国当中，其并不只是身体上的强硬，在精神思想方面，唐朝依然代表了中国封建历史时期重要的文化高峰。
思想文化的领域有诸多方面，向文学、艺术等等都是能够展现一个王朝文化软实力发展水平和程度的重要因素，唐朝在这些文学基本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具有深远历史发展基础的史学同样也展现出了令人称奇的成果。
当然，唐朝时期所取得的史学成就是绝对不能够忽视，之前历朝历代对于史学研究的积累和成果，正是有了前人的研究基础和理论，唐朝时期才能够在史学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唐朝时期这种史学思想的发展，直接使得官修史书成为了日后封建王朝进行史书撰修的主要方式。
而像刘知己推陈出新的史学理论，杜佑的典章制史书撰写体裁，都成为了具有开创中古和近世时期史学发展新道路的重要代表性成就。继承和发展是唐朝对于传统史学领域研究的重要原则，这对于唐朝时期的文化实力的增强，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唐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