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惠施一手策划的“徐州相王”成功促使齐、楚两大强藩交恶，使魏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然而，秦国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依然高悬于魏惠王的头顶之上。在这个世界上，莫非还有顶尖哲学家惠施都搞不通透的死结？
先回到惠施谋划“变服折节而朝齐”的时节。当时曾有人向他提出一个终极灵魂拷问：“您历来倡导‘去尊’，却竭力鼓吹要尊奉齐国国君称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去尊”是惠施的两大核心政治主张之一，另一个是“偃兵”。
惠施见问，便举了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实例作为回应：“如果你在迫不得已之下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或者打儿子的人头，或者打一块石头，你会怎么选？”只要不是神经病，肯定选择打石头嘛！再看当下，齐国用兵不休，攻伐不止，其终极目的无非是想称霸于诸侯。
要达到这个目的，或者生灵惨遭战火荼毒，或者以尊奉其称王的方式和平解决，你又会怎么选？你的答案，便是我竭力促成的局面！从这个道理出发，再来看魏国当时的处境，秦、齐、楚几大强藩都是足以致命的威胁，魏国只有臣服一条路可走，区别在于跟谁混。
“变服折节而朝齐”，魏国损失的不过是颜面，但如果臣服于秦国或者楚国，魏国非但颜面尽失，地盘恐怕也保不住！秦、楚对中原觊觎已久，根本就是两匹喂不饱的恶狼，地理位置优越的魏国必将永无宁日，直至彻底覆亡！
魏国臣服于齐，正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必然结果，可又该如何应对来自秦、楚的威胁呢？“徐州相王”只是惠施谋划的第一步棋，接下来，应该是以魏、齐同盟为基础，拉同出一脉的赵、韩两家入伙，维系与楚国的和平共存关系，从而背靠齐国，集中力量对付咄咄逼人的秦国。
从现存史料来分析，在所谓的“山东（指崤山以东）六强国”中，魏国的惠施最早意识到了秦国威胁的严重性，并竭力谋划出实际的行动，加以牵制和抗衡。这一理念经过后来的“纵横家”的一系列外交活动，逐渐完善成“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战略。
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尤其是超前的思想，往往会遭遇现时之殇。醒得早的惠施想抓紧赶路，可其他诸侯还在蒙头酣睡，这场纵横捭阖的大戏隆重上演，尚有待时日。如理应担纲“领衔主演”的齐国，“徐州相王”已属违例之举，还挨了楚国一通收拾，岂能被区区魏国牵着鼻子走，去招惹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秦国？
还有“主演”赵国，虽说历来眼秦国不太对付，但魏、齐搞“徐州相王”的时候没带上他，让赵肃侯感到窝火，一度出兵偷袭魏国，可惜没能打贏。紧接着，赵国又在南面和东面修箸长城，防备齐、魏合力反击。剑拔弩张到如此地步，哪里还有心情来陪魏国拍戏？
至于挂着“主演”之名充当“龙套”的韩国，倒是真心希望能组建跨诸侯的抗秦联盟，毕竟韩国坐拥天下之中枢，境遇比魏国还要凄惨，秦国收拾它就跟玩儿似的，隔三岔五就“霸凌”一回。不过，齐、赵两国都不吭声，这让韩国心灰意冷：如果只有魏、韩两只可怜虫抱团取暖，无非就是从过去的分别挨揍，转变成一起挨揍而已。
再者说，魏、韩两国的地盘犬牙交错、冲突时有发生，关系一向微妙而敏感，掐架有余，信任不足，韩国还担心自己哪天被魏国出卖了呢！惠施的精心策划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了一鼻子灰，这也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实力作为后盾的外交，终究是苍白而枉然的！
哲学家的超前思想遭遇了现时之殇，两场险象环生的噩梦也相继降临到了“家道中落”的魏惠王头上。头一场噩梦的“造梦人”名叫公孙衍，出生在魏国的阴晋，早年经历不详，后来投奔了秦国，得到秦惠王器重，时人称之为“犀首”。关于“犀首”的来历，一种解释是他担任过名为“犀首”的官职，另一种解释则是借弥足珍贵的犀牛角，彰显公孙衍人才难得。
魏、齐“徐州相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年，公孙衍官拜大良造，成了秦惠王时期的公孙鞅。获悉秦国的百官之首——大良造由一位魏国人担任，魏惠王不禁欣喜若狂，这可真是天佑魏国啊！在他看来，公孙衍未必能彻底扭转魏秦交恶的局势，但理应念及故土乡情，不至于让魏国过于难堪。
当然了，理是这个理，但谁也不欠谁的情，魏惠王混迹江湖多年，还是相当识时务、通人事的，不待对方开口，魏惠王便主动献上殷勤，将公孙衍的老家——阴晋正式割让给了秦国。名为割地请和，实则收买公孙衍之心，恳请他务必妥善运作，对魏国高抬贵手。
收下魏惠王送来的厚礼，秦惠王、公孙衍确实消停了一段时间，毕竟抬手不打送礼人，不能把事儿做得太绝。魏惠王见送礼挺管用，自然宽慰了许多，适逢赵国对自己被排除在“徐州相王”之外心怀不满，先后兴兵讨伐齐、魏，魏惠王便联手齐国去收拾赵国，结果却被人家决开黄河河堤，放水冲了回来。
自认为高枕无忧的魏惠王没有意识到，公孙衍身为魏国人，恰恰更需要对魏国下狠手，才能彰显自己对秦国忠心耿耿。此时风平浪静，不是因为秦国君臣得于情面，而是因为秦国被生命力异常顽强的西戎缠住了手脚。
说到西戎，把他们视作秦国人的噩梦，一点儿也不夸张。尽管秦国宗室的先祖曾经凭借讨伐西戎之功始列诸侯，但西戎也着实让偏居西陲的秦国吃尽了苦头。当年秦献公把都城从雍邑东迁至栎阳，既有摆脱旧贵族束缚、彰显东向争雄之心的长远考虑，也不乏远避西戎滋扰的现时需要。
在星罗棋布的西戎部落中，最能闹腾的是緜诸、大荔和义渠。縣诸大概亡于秦惠公时期的公元前年，而大荔最后一次见诸史料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公元前年，被刚刚嗣位的秦惠王基本搞残。实力最盛、生命力最顽强的，当数义渠。这支部落多年来没少跟秦国过招，它神出鬼没，游踪不定，让据城防守的秦国疲于应付。
一直到公元前年，秦国才利用义渠发生内乱的机会，果断出兵干预，暂时稳住了自家后院。秦国没有了后顾之忧，魏惠王的噩梦就来了。公元前年，秦国大军兵分南、北两路，以黑云压顶之势，直逼魏国而来。
北路由公孙衍领衔，挥师直指雕阴（今陕西甘泉附近）。此时，负责在西北面组织防御的是魏国硕果仅存的老将龙贾。虽说老将余威尚存，但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推残，曾经所向披靡的精锐之师武卒早已消耗殆尽。雕阴一战，公孙衍让魏军再一次见识了秦军的虎狼之性，不仅主将龙贾兵败被俘，八万魏军士兵的首级，也成了秦军勇士们赖以晋升爵位的战利品。
西北面被北路秦军揍得几乎全军覆没，西南面对抗南路秦军，形势也相当不乐观。南路秦军的主帅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樗里疾。他是秦惠王的异母弟，曾经居住在渭南的樗里（今陕西西安市区东北部），故而被称为“樗里子”。此人不仅地位显赫，而且滑稽多智，享有“智囊”之美誉，在秦国可谓如雷贯耳的狠角色。
此次出征，樗里疾率领南路大军东出函谷关，沿着黄河南岸一路向东，顺利拿下了曲沃。随即“尽出其人，取其城”，人不要，城留下，为秦国夺取到染指中原的关键前沿据点。仗打到这个份上，魏国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抵抗意志和武装力量，各方诸侯又是一副隔岸观火、置身事外的嘴脸，除了割地求和，魏惠王别无选择。咬牙带跺脚，魏国以尽割河西之地的惨痛代价，换取了秦国暂时休兵。
然而，魏惠王这一次失算了。秦惠王一边收下河西之地，一边派兵东渡黄河，一举拿下汾阴（今山西万荣附近）、皮氏（今山西河津附近）两座城邑。魏惠王方才回过味儿来，秦国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不仅要拿回河西故地，还打算把魏国啃个精光啊！
为今之计，死马当作活马医，魏惠王能抓的救命稻草，恐怕也只有公孙衍了。冷静下来一番寻思，魏惠王觉得先前奉送阴晋、笼络公孙衍的事儿，做得实在有点傻：秦惠王要是不“分赃”，公孙衍一亩地也拿不到，那他应该感谢慷慨的魏惠王呢，还是应该感谢厚德的秦惠王？于是乎，魏惠王决定纠正一下送礼求人的路数，派人暗中前往秦国，直接把重金摆到了公孙衍面前。
常言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公孙衍收下厚礼之后，果然开始想办法为魏国排忧解难。在他的积极运作之下，秦、魏两国国君举行了一次盟会，有效缓解了双方剑拔弩张的态势。
魏惠王的运气貌似不错，刚与强敌秦国握手言和，南方的另一强敌楚国便遭遇了一场大丧：楚威王染病身亡，其子熊槐嗣位，也就是后来的资深上当者——楚怀王。
楚国死了人，魏惠王为什么如此兴奋？不是幸灾乐祸、乐见其殃，而是他活学活用哲学家惠施的思维，敏锐地意识到，这又是一个挑起强藩矛盾、让魏国得以喘息的大好时机！具体来讲，就是怂恿新盟友秦国趁楚病、要楚命。无论战局如何发展，秦、楚一旦结下梁子，过去井水不犯河水的默契就会打破，魏国便可见机行事，寻求自保空间。
当然了、先前“徐州相王”带来的尴尬已经证明，仅凭一番口舌、一个空头衔就抽身事外、坐山观虎斗，终究无法激起几大强藩彼此纷争。就像威力十足的炸药，如果没有导线和火星，又与一摊烂泥何异？为了梦想，更是为了生存，魏惠王决定豁出去一把，由魏国充当导火索，不仅先于秦国找楚国麻烦，还向秦国许诺，事成之后割让上洛之地（今陕西商洛一带）。
公孙衍寻思着这笔买卖挺划算，便怂恿秦惠王赶紧接单。于是，秦惠王从黄河东边的皮氏抽调了一万名土兵、一百乘战车，与魏军一道向楚国发难。有虎狼之师作为自己的后盾，屡遭败绩的魏军终于威风了一把，在陉山（今河南郾城东南）痛扁了楚军一顿。
眼瞅着魏国大功告成，秦惠王便按照先前达成的协议，派人前来接收上洛之地，没想到魏惠王竟然玩起了赖，能躲就躲，能拖就拖，压根不提割地那档子事儿。以弱国的身份充当“老赖”，简直就是活够了！秦国人几次上门讨要无果，便暗中串通楚国演起了双簧，摆出一副秦楚联手找魏国追债的架势，吓得魏惠王惶惶不可终日，赶紧将上洛之地拱手奉送。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个公孙衍已经把魏国折腾得够呛了，眼看局势稍微改观，偏偏又冒出一个“数典忘祖”的魏国人，帮着秦国人算计自己的故国，魏惠王的噩梦再度上演。这一场噩梦的“造梦人”，正是后来屡次忽悠楚怀王上当的“诈骗专家”——张仪。说到这位张仪，他的名气比公孙衍还大，但有关他的人生经历，《战国策》《史记》等主流史料的记载都不太靠谱，这主要是受到杰出“纵横家”——苏秦的影响。
司马迁自己也说，苏秦这个人被后世演得太离谱了，凡是跟合纵、连横有关的事儿，都往他身上扯，极尽杜撰、渲染、浮夸、增饰之能事（“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中就不乏将张仪、公孙衍等人的事迹，张冠李戴到苏秦头上的情况，以至于漏洞百出，根本经不起推敲。
直到年，长沙的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部《战国纵横家书》才基本上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原来，苏秦、张仪相差数十岁，没机会在一起斗智斗勇，真正曾跟张仪过招的，恰恰是先前的“造梦人”公孙衍。《孟子》里记录的一句时人之语就是一条有力的佐证：“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张仪身为魏国人，为什么投奔去了秦国呢？根据《史记》记载，他与苏秦师出同门（不出大家所料，两人的老师依然是那个神话般的存在——鬼谷子），学成下山之后，张仪在楚国蒙受了一场不白之冤，在苏秦的帮助下，来到秦国充当赵国的内线。相比之下，《昌氏春秋》的记载显然更合理一些。
张仪不仅是魏国人，还是魏国宗室的庶氏旁支，可惜没能在魏国谋得一官半职，施展平生的抱负。为了显身立名，张仪先是跑到楚国去游说，但人家并不感冒，只得黯然返回中原，打算去秦国碰碰运气。路过王城一带时，张仪拜会了昔年赵国捣鼓出来的城邦诸侯——东周国。此时东周国的国君是昭文君，他对张仪的才学赞赏有加，但苦于“寡人之国小，不足以留客”，依依不舍地送他西去。
带着昭文君的深情厚谊和慷慨资助，张仪来到了秦国。除了向秦惠王推销自己的强国争天下之策以外，张仪还竭力挤对两大竞争对手——公孙衍和陈轸。公孙衍收过魏国的不少贿赂，一屁股的烂账，很快就被张仪抓住把柄，乖乖地靠边站了。鉴于秦国已无立足之地，公孙衍转而投奔了魏国。
魏惠王呢，汲取了当年拒公孙鞅于千里之外的惨痛教训，对这位“造梦人”不计前嫌，还委任他做了将军，为后来张仪、公孙衍的巅峰对决搭起了舞台。对付陈轸有点麻烦，此人足智多谋，屁股也干净，深得秦惠王宠信，史载他与张仪“皆贵重争宽”。为了扳倒陈轸，张仪秉持三人成虎、谎言千遍必成真的执念，没有烂账就创造烂账，不断在秦惠王面前掺坏水，进谗言，煞有介事地说陈轸暗通楚国，形同卧底。
陈轸频繁出使楚国，这一点不假，但要说他被楚国人收买，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秦惠王对此也是将信将疑。为了弄清楚事情的原委，秦惠王把陈轸找来当面质问。陈轸倒也实诚，说我早有投奔楚国的打算，“行道之人皆知之”，没什么可隐瞒的，可自己既然效命于秦国，怎么还会心怀异志呢？陈轸举了几个例子来解释：
第一，商朝的王子孝己爱其亲，以孝道而闻名，所以全天下的百姓都希望他是自己的儿子。第二，春秋时期的伍子胥忠其君，以耿介而闻名，所以全天下的诸侯都希望他是自己的大臣。第三，仆妾能卖给乡邻，说明她平日里的人品有目共睹。第四，被休的妇人再嫁本乡之门，说明她是一名有好名声的良妇。
以此类推，我陈轸要是一个为臣不忠的奸佞之徒，楚国岂会有招纳之心？但如果我在秦国忠而见弃，也只有投奔楚国去了。陈轸的肺腑之言，让耳根子软的秦惠王好不尴尬。然而，旁边有张仪不停地添柴加薪，秦惠王又贸然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陈轸深感了无意趣，后来果然离开秦国，为楚国效力去了。
张仪，他来得还真是时候，此时的秦国不仅尽取河西之地，还把黄河东岸的汾阴、皮氏以及黄河南岸的曲沃、焦邑（今河南陕县附近）收入囊中，完全摆开了争雄中原的态势。任凭你的雄心壮志有几分豪情，中原终究在那里。所谓“争雄”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关键在于先揍谁。张仪认为，魏国身上已经没有多少羊毛可薅了，痛打落水狗，反被咬一口，这买卖不划算。
不如把噤若寒蝉的魏国拉拢过来，以压促盟，让它死心塌地地充当秦国进取天下的马前卒，这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战略。依照这一全新的策略，秦惠王于公元前年派兵讨伐魏国，顺利占领蒲阳（今山西隰县）。以此为契机，由张仪亲自出面，与魏惠王举行和谈。为了表示战胜国的诚意，秦惠王主动归还蒲阳，还把公子繇送往魏国充作人质。
张仪则连哄骗带威胁地跟魏惠王讲：“既然大国已经做出了姿态，小国岂能失了礼数？”言外之意，不想继续挨揍，就赶紧借坡下驴。魏惠王受宠若惊，将上郡（今陕北地区）的十五个县和双方屡次争夺的少梁割让给了秦国。张仪由此凭借卓越的开疆扩土之功，官拜相邦（新设官职，即相国，高于大良造）。
翻过年头，秦惠王采纳了张仪的动议，将黄河南岸的曲沃、焦邑物归原主，进一步笼络魏国。南宋史学家胡三省对此评价说：秦国凭借强悍的实力，真是把魏国耍得团团转！（“既取而复归之。秦之于魏，若玩弄婴儿于掌股之上耳。”）两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年，张仪效仿“徐州相王”的模式，将魏惠王、韩宣惠王（韩昭侯之子）忽悠到了咸阳，尊奉秦惠王正式称王。
结语
与此同时，秦惠王也追认了魏惠王先前的称王之举，并共同“提拔”韩宣惠王一起嗨，魏惠王、韩宣惠王还当众为秦惠王驾御所谓的“王车”。在魏惠王看来，遭人戏耍玩弄也好，做任人驱使的“车夫王”也罢，终究好过于亡国。虽说割地割得心尖冒血，但背靠秦国这棵大树，魏国还是享受了好些年安生日子，至少不再像过往那样，隔三岔五遭到“霸凌”，一年到头鼻青脸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