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史记》《汉书》开始传入朝鲜半岛。这与两书在汉唐以来的空间传播范围不断扩大，以及朝鲜半岛汉文化水平不断发展密不可分。不过，此时两书的传播途径仍以官方赐予为主。而且，史料记载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书籍交流活动中，《史记》《汉书》往往夹杂在儒家经典、佛教典籍、医卜杂书等书籍的传播潮流中。
此时，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社会上流行的是儒释道三教。儒家典籍《五经》等早已传入朝鲜半岛，高句丽设太学，以教育子弟，而儒家伦理道德也成为社会行为的准则，进而影响了相关礼仪制度。小林兽王二年（年），秦苻坚遣使送佛经给高句丽。五年（年），创建肖门寺与弗兰寺。道教则在唐太宗时传入。盖苏文对高句丽宝藏王说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这种情况随着高句丽的对外战争、文化交流，也影响了与百济、新罗。与儒释道相比，史学典籍的传播与接受，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史料记载也比较缺乏。本文以《高丽史》及高丽文人文集为主要资料，探讨高丽时代接受《史记》《汉书》的表现及其影响。
一、《史记》《汉书》典故与儒家思想
高句丽时期，因宪德大王（—）之弟秀宗感疾，召集国医诊治，国医称病在心脏，需要服龙齿汤。因此，秀宗告假二十多天，不见宾客。禄真求见，遭到拒绝。经过再三请求，终于获准。于是，禄真以梓人为室为例，批评了当时“徇私而灭公，为人而择官”的现状，提出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使人“亦劳且病”。所以，要求“当官清白，莅事恪恭，杜货赂之门，远请托之累，黜陟只以幽明，予夺不以爱憎”，只有这样才会“刑政允穆，国家和平”，即便是“开孙弘之阁，置曹参之酒”，也是可以做到的。这里所引的公孙弘与曹参的典故，分别见于《汉书·公孙弘传》与《史记·曹相国世家》。《公孙弘传》称“开东阁以延贤人”，《曹相国世家》则以曹参日夜饮醇酒的记载，形象地说明曹参“一遵萧何约束”的做法。再如，唐将李世勣征高句丽。高句丽将领高延寿等迎战，对卢高正义对延寿说：“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独立为帝，此命世之才”，明显是引用秦统一六国的相关史料。又如实兮，“性刚直，不可屈以非义”，遭到奸佞珍堤的谗言，被贬谪。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辩解，实兮以“屈原孤直，为楚摈黜。李斯尽忠，为秦极刑”的史实所答，并称这种事情自古有之，何必悲伤。
以上是《三国史记》中关于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君臣引用《史记》《汉书》的记载。在儒释道盛行的背景下，对《史记》《汉书》的接受与引用，往往有赖于文人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