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文学的烙印
在经历了秦末战乱、楚汉战争之后，汉王朝可谓是在百废俱兴中建立起来。“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足见当时经济的发展状况。在经历了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至武帝之时，汉朝经济已经非常发达，“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武帝继位的最初几年，尚无对外的大规模战争，也未进行大规模的巡游或是求仙活动。在政治上削藩集权，文化上的尊儒，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汉王朝空前强大。在这样的一个盛世之下，正需要文学的最强音与之相符。与“不好辞赋”的景帝不同，武帝在读完《子虚赋》后感慨“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于是，司马相如进《天子游猎赋》，一个时代的文学范式就此出现。
《天子游猎赋》开赋篇之长轨，创作上的求大求全正契合着这个时代正在上升的大一统帝国的时代脉搏，司马相如自己亦说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其中“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气魄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多么的相似，不过一在文学一在史学罢了。而内在的原因则或是每个文学家润色鸿业的“立言”愿望。此赋作主题，一是维护中央集权、国家一统，另一个则是对武帝的劝谏。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武帝并未穷奢极欲，所以《天子游猎赋》更像是司马相如几年的梁园生活见闻后对武帝提出的告诫之意。而在这之后的所作的《哀二世赋》劝谏意味凸显出来。与《天子游猎赋》长篇极轨不同，《哀二世赋》是一篇不足二百字的骚体赋，与大赋的主铺陈相异，骚体赋更重抒情。通过批判二世的“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宿兮，宗庙灭绝”，背后直指当朝的武帝。少了“文学侍从之臣”的谄媚，多了一份“朝臣”的担当。至于其晚年所作的《大人赋》，虽欲讽谏武帝好神仙，结果适得其反：“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大赋的文体缺陷掩盖了作者的创作本意，这是一个时代，一朝文学的失语症。
因而我们不难看出，司马相如的汉赋创作主旨伴随着时势的转变而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但始终未脱离“君臣之义”。这也正是司马迁很早就指出的讽谏内涵：“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二、“劝百讽一”与“诗赋欲丽”
两汉年间，辞赋家的地位相当低下，有类倡优。这在两汉赋家的评论中亦有提及，“不通经术，诙笑类徘倡，为赋颂，好娘戏，以故得蝶默贵幸。……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徘，见视如倡。”观之司马相如，其一生中的官职也不过是“郎”、“令”，地位低下，如挂闲职，与公卿士大夫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作为创作主体，司马相如在给汉武帝献赋之时，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取舍。汉王朝的强大给文人带来“润色鸿业”的外在动力，但却限制了文人们的创作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