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策士在春秋战国时期处于其快速发展的阶段,即使到了战国后期,策士仍然有很大的发展。虽然在战国的末期,策士有衰微的表现,但自公元前年争霸战争开始至战国结束,期间多年的时间仍然是先秦策士发展的全盛时期。策士士的一种类型,自然也经历了这样的剧变进入了自身全盛发展的阶段。但与士的发展历程所不同的是,士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都是其鼎盛发展的时期,而策士作为文士中出谋划策的一类,随着社会环境的统一,逐渐由盛而衰。
一、先秦策士全盛发展的表现策士的数量较春秋前期想比大大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士人的数量的激增;另一方面是因为策士来源的多元化。这一时期的策士既包括我们上一节所涉及到的春秋时期传统型的策士,也包括春秋中、后期兴起的孔子、管子、晏婴等以天下为己任的新型策士,还包括春秋时期以老子为代表的以无为而有为的策士;到了战国时期,策士既包括声称后世的苏秦、张仪、陈轸等纵横家之流,还有德行很高的如鲁仲连、张孟谈、冯谖等高才处士。除这些纵横策士之外,稷下学宫还有一批“不治而议论”之士。
春秋中后期到战国后期的策士在种类与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策士献计献策的目的由单一的建言献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生存状态。夏商与西周时期策士的献计献策绝大部分还限于为国君解决某一具体问题;到春秋初期,策士已经有为争霸战争出谋划策的态势;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大量策士的出现,既有孔子、管子等出于积极标榜自身治国理想的目的而游说人主,又有苏秦、张仪等为了功名利禄而纵横捭阖的策士。这一时期,策士类型的多样化决定了策士献计献策目的的多元化。策士建言献策方式的改变。
夏商与西周时期包括春秋初期的策士虽然也会采用隐喻、暗示等方式为国君的具体事宜提出策略,但大体上还是采取一种谏言的方式。到了春秋中、后期尤其是战国时期,策士数量大增、社会情况日益复杂使策士向人主提出策略的方式更加变化多端。
策士来源于士,而这一时期的士大多是以门客或幕府的身份出现,我们阅读相关的资料就会发现,由客而入仕为官是最为普遍的现象。这大概是因为战国初期各个诸侯国争相变法,使得一直以来的世卿世禄制被打破,随之而起的客卿制与军功制逐步完善,社会结构从等级逐步变得开放与流动,也正因为此,战国时期的策士能够更加自由和频繁的流动。从春秋时期兴起,到战国时期大兴的养士之风是策士的主要来源,这一时期的策士主要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出于诸侯王,一种是出于贵族高官的蓄养。
春秋战国时期的策士虽然出身各个不同,但由于他们积极进取,有着深厚的知识与学养,长于谋算与策略,并且对于时势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同时他们失去了“恒产”的牵绊,不受出身、国家等任何条件的局限,只要能够帮助诸侯王取得胜利就能得到高官厚禄,所以大多希望通过做诸侯王的宾客,在一定程度成为人主在政治上所要倚重的力量,从而活跃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
门客也倾尽自己的力量回报自己的主人。这种关系存在于门客为仕的过程之中,如《墨子》中的耕柱仕楚:墨子推荐耕柱子到楚国为官,不多久几个弟子去拜访耕柱子,耕柱子请他们吃饭,但对他们的招待并不丰厚,因此弟子对墨子说耕柱子在楚国并没有什么好处。墨子说这可未必,果然没过多久,耕柱子就送给墨子二百两黄金,说:“弟子不敢贪图财力而违章犯法,请老师使用这二百两黄金”。人主与门客的这种关系还会延续到人主过世之后,如《史记》索隐按:“不韦死,其宾客数千人共葬于洛阳北芒山”;在信陵君杀晋鄙之后“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等等。
二、全盛局面形成原因分析1.诸侯争霸
任何一个事物与现象的出现必然无法脱离开其存在的社会环境。文学史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蜂起的政治格局的变化是士大量产生的根本因素,策士作为士的一种,其大量的产生必然与社会的需求有莫大的关系。
自公元前年,历史进入了争夺天下霸权的时期。《史记·周本纪》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由于自西周后期始开始的君臣之间以宗法关系构成的约束关系发生动摇,《太史公自序》中再到:春秋时期,杀弑君王的有三十六个,灭掉的国家达五十二个之多,各个诸侯王在征战的过程中出逃无法保护自己国家的更是比比皆是。
历史上出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局面,裂土分封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社会思潮。西周时期,周武王封侯建国,其继任者将这一数字扩大为71个,到了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时候,诸侯国的数量已经达到多个,相传春秋初年诸侯国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多个,而到了战国时期则形成了七雄争霸的局势。
据《左传》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余次,较为著名的战争以时间为序有:隐公五年的北制之战、隐公九年的北戎之战、僖公二十二年的灭虢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的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年的崤之战、宣公十二年的邲之战、成公二年的鞍之战、昭公二十三年的鸡父之战、定公四年的柏举之战、哀公十七年的笠泽之战。春秋时期战争连绵不断,其战争的目的是为是用武力争得统一中国的最后决定权。战国前期为大国之间控制、兼并小国或攻取战略要地而发生的战争,后期则发展成为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界限被逐渐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战争盛行,各家出于时势的遭遇,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之中。在这种诸子争雄、凌弱暴寡的时代,富国强兵成为当务之急,各诸侯王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争霸战争中保存自己的国家,强大自己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巩固自己国家的统治。在这样的社会情势之下,各位诸侯以及公卿士大夫就对能够为其出谋划策的策士就产生了一种迫切的需求。
2.人员大量流动
这一时期的策士之所以大量出现,还在于其的自由流动性。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时期游仕之风大兴。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诸侯国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张领土,纷纷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迫切需求有智能、有知识之士。在招贤养士的吸引下,士人广为游学、发奋图强,以期得到诸侯王的重用。由于策士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恒产”同时由于官学下移,私学大兴,因此游仕之风大盛。同时由于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不论是从旧的贵族分化出来的没落贵族还是由社会下层不断上浮的庶民,他们到了战国中后期都已经贫穷不堪。他们与宗族的关系逐渐疏远,同时他们与田产的关系也愈加疏离,社会进入了一个“无恒产”的阶段。也正因为,策士们缺少了宗族和田产的两重羁绊,所以游仕之风大兴。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界限被逐渐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战争盛行,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动,使得各诸侯王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争霸战争中保存自己的国家,强大自己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巩固自己国家的统治。春秋战国之际如果没有养士之风的盛行,策士必然失去自己衍生繁荣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依托;如果没有春秋战国之际游仕之风的活跃,策士必然失去广泛的基层来源。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策士的兴起是与养士之风的盛行和游仕之风的活跃分不开的。
3.进仕途径的增多
传统的世卿世禄制被逐渐打破,策士有了更多的进仕途径。客卿制是指在一个诸侯国内做官的人,以客的身份入仕,被以客的礼仪相对待,《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佯为得罪于燕而往走齐,齐王以为客卿”。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个诸侯国君都意识到”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这一客观事实,因此各国为达到扩大疆土,争雄天下的目的,都不惜重金吸引贤能之才,努力招贤纳士,礼贤下士,重用外籍游说之士,已然成为一代风尚。
客卿制促进了人才的流动,一部春秋战国史,可以看成是以部人才竞争和流动的历史。人才流动推动了中国历史上人才高地的出现,有利于策士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发挥自己的才能。
总结先秦策士在春秋战国时期由边缘走向了政治的中心,这是由于诸侯争霸,需要大量策士的谋略和智慧,来解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危机,策士在这样的环境中迎来了自身的鼎盛发展,各个诸侯国不论强弱和大小,策士都是他们国家生存和发展所急需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
策士们也需要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来达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因此基于两方面的需求,先秦策士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蔚为大观,春秋战国之际为先秦策士的急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春秋战国之际是先秦鼎盛发展的历史时期,但这一历史时期毕竟是短暂的,它不是一个长策的历史阶段,随着战国末期秦国的凸显,争雄的局面渐趋平淡,策士也随之失去了自身的发展平台,由鼎盛逐渐走向了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