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温洪隆先生部分著作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怀念老师温洪隆先生
阮忠
一
年6月12日晚，刘兴林老师来电话，说温老师病了，住在武昌紫医院。温老师体弱，一生多病，但自二医院做了小肠手术，切除了一段老是溃疡流血的小肠后，就很少生病了。虽然去年心血管做了支架，看上去身体依旧硬朗。但温老师说：“身体不如以前了，上五楼，中途得歇一歇；又拄上了拐棍，扶助一把。人老了，这很自然，慢慢来吧。”这话是今年5月他在电话里跟我说的。年近九旬的老人，身体渐弱、有病住院也很正常。
我6月13日上午给他电话，躺在病榻上的温老师很平和。他说自己的心脏、血压都很正常，主要毛病是腹主动脉夹层和肝胆之间长了一个小瘤子，位置很不好，且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需要做微创手术。这两个病症都很凶险，不过温老师撇开病情，先谈起老子的“外其身而身存”，说人不能老惦着生死，老惦着反倒难以长久，还是不多想的好。随后又说到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是陶渊明《影答形》里的一句诗。《形赠影》里“形”劝告“影”：“得酒莫苟辞”，人生凄苦，还是及时行乐的好。《影答形》说人生自然，委运即去，生不喜，死不惧。他说得很平静，声音还是像往常那样温润。但我觉得不祥，特别是那肝胆之间的小瘤子。良性、恶性？我脑子里纠结了一天，等待检查结果。
第三天，有消息从温老师的女儿温强那儿来，说腹主动脉夹层的症状没有什么办法，人上了年纪，血管复杂，只能听天由命。而那肝胆之间的小瘤子确诊为胆管癌，非常危险。主治大夫说，如果不手术，生命可能只有一两周。这时已别无选择，只能先做胆囊插管微创手术，之后再治疗胆管癌。好在是微创手术、痛苦不大。手术时间是6月16日上午，术后电话，温老师仍然十分清醒，他说手术顺利，没有什么疼痛感。身上安了胆管，以便胆汁外流。还说：“这次的病不一定好得了，你们不要回来看我，医院进不来。”这时各地的新冠肺炎防控还很严，医院不让外人进，病房更是进不去。
我6月22日再给温老师电话时，温老师说：“情况不好，三天没吃饭，连水都不能喝一口；肠道梗阻，上下不通，身上的尿管抽了，还留着胆管。医生说要有信心，不见好，这信心从哪来呢？”也是，手术快一周了，应该慢慢好才是。我仍然安慰温老师，说医生总会有办法，要有信心闯过这一关。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温老师讲话，当温老师说没有信心的时候，我心里很伤感，悲中从来，却也没有办法可以前去探望。同在海南的师妹王丽洁和温强保持着热线联系，总有温老师的消息及时传来。温老师肠道梗阻后又插了胃管，对呼吸造成影响，24日凌晨他自个拔掉了插在身上的胃管，导致肺部感染，不得不进重症监护室。
温老师早就有话：最后的日子不进重症室、不插管、不作开创性抢救。但当医院介入科表示没有能力治疗，也没有人员护理，这样温老师不得不进重症室了。进重症室后的温老师昏迷了，昏迷后可能没有再醒来。这对活着的人是难言的痛苦，但对温老师，也许是一种不再痛苦的福分。25日端午节晚8点，温强哭诉的“爸爸刚刚走了。”尽管有心理准备，但这事还是来得太快、太突然，我怔住了，知道从此就没有了敬爱的温老师，他再也不会站在家门口听到我的脚步声就喊着我的名字，我再也不能在他家客厅里和他促膝交谈，再也没有机会让电波越过琼州海峡和他天南海北地闲聊。温老师是年生人，享年89岁。
温老师病逝的消息传开，他的亲朋好友纷纷致哀，文学院的曾祖荫老师有七绝《悼温洪隆教授》：
桂子山头相见日，昙华林里问寒时。
君今驾鹤西归去，谁是文章一字师！
曾老师是温老师几十年的老友，学问之间的切磋是常有的事，他称温老师是“文章一字师”，如今温老师驾鹤西去，这是怎样的悲痛呢？远在哈尔滨的傅兄道彬也有悼诗来：
问道先唐四部精，楚骚用尽一生功。
竟与屈子同日去，从此端阳念先生。
道彬是石声淮先生的硕士，那时温老师协助石先生工作，说起来道彬也算是温老师的爱徒。他每次来华师，或让我，或让戴兄建业，张兄晋业陪同去看望温老师。如今这二十八字诗，蕴有对温老师的不尽深情和怀念之意。他的悼诗题为：“温洪隆先生端午逝世，竟与屈原自沉同日。”温老师一生研读屈原及其作品，竟有这样的巧合，与世长辞的这天也是他所敬仰的屈原祭日，让后人果真是“从此端阳念先生”。
二
年10月国庆节，我为系里买图书回到咸宁师专家中，余虹来家里告诉我，学校同意我们这一批青年老师报考硕士。当时考研已开始报名，而距离年2月上旬的考试只有四个月。因为我在咸宁师专中文系教的是先秦两汉文学，没什么犹豫，当然考这一专业最为有利。在填报志愿时，虑及女儿才两岁，不宜远行，在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栏里，我填了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同一个导师，这就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先秦两汉专业，温洪隆老师。那一年，硕士考试的课程最多，六门三天，考得人晕头转向，所幸榜上有名。
我第一次见到温老师是参加复试，那次复试在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古代文学的几位老先生如黄清泉老师、温洪隆老师、丁成泉老师、李广柏老师、唐玲玲老师都在场。有位老师问我读过什么书？我回答了一句至今想起来都汗颜的话。我说读过《十三经》。老师又问，读的什么本子？我说《十三经注疏》本。老师们相互看了看，没有再往下问。但我感到老师们还是有点疑惑，怎么会读得下来呢？其实我所谓的读，不过是匆匆浏览了而已，既读得粗，又有许多东西没有读懂，好在宽厚的老师们没有深究，就这样放我过去了，从此我便在温老师的门下，研习先秦两汉文学。
我因有近十年的上山下乡、进厂当工人的经历，77年考入武师咸宁分院中文系，毕业后在咸宁师专任教了四年有余，再考研时年龄就不小了，尽管我毕业后曾在华师进修了一段时间，听过刘兴林老师讲先秦两汉文学，多少有一点基础，但那时候读书还是相当懵懂，应该读什么书，怎样读，特别是怎样可以读得出问题来，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第一次去温老师在西区苗圃的家，那是两室一厅，客厅不大，两人坐在客厅的方桌前，温老师看上去温和又严肃。他问我学习上的想法，我不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什么，但记得他一句一顿地说：“好好地读原著，把原著弄清楚。”我们当时要读的书主要是《诗经》《楚辞》《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汉乐府》及《古诗十九首》等基本文献，他让一部部好好读，说石老师是这样教他的。
这“石老师”是石声淮先生，我在华师进修时，曾去蹭过他的课，听他用湖南腔吟李商隐的“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石先生是钱基博先生的女婿、钱钟书先生的妹夫，在桂子山也是大名鼎鼎。温老师除了自己给我和师妹王丽洁授课之外，还给我们安排了去上石先生的文献课、历史系熊铁基老师的思想史课、湖北省图书馆徐孝宓副馆长的目录版本学课，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为我们打点学术的基础。那时一起去上课的还有唐玲玲老师的硕士生熊开发，李广柏老师的硕士生伍福美。
温老师师承石先生，多次说石先生严肃、严厉而又幽默。在担任他的指导老师时，为他批阅了好几十万字的讲稿，还乐此不疲。这石先生对我们四位学生倒是一脸和气，大概是读研的第二年上学期（年下半年），我们四人常去昙华林14号石先生家的小阁楼。石先生坐在桌前的太师椅上，拿着发黄的线装书，慢悠悠地讲着那书里的点点滴滴，有滋有味。石先生的微笑很温暖，因是在他家里，讲课细声细气的，很陶醉，没有吟诗时的高亢和拖得老长的尾音。三十多年过去了，石先生讲课的内容已不太记得，但他的幽默和最后一次课的告诫至今不忘。他曾讲过自己卫生纸的故事，说是有一次师母钱钟霞去了北京，家中卫生纸没了，他不知在哪儿去买卫生纸，最后在食品店买得，大笑：“怎么管‘出口’的东西和‘进口’的东西在一起呢？”而石先生对我们四人的告诫是文献课结束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这一辈子靠记忆吃饭。”他略停顿了一会：“我的记忆力很好。你们要问我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问题在哪部书哪篇文章哪一页。还有，我上课点名，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我点一次名就把全班学生的名字记得差不多，再点两次，全班所有人的名字我都记得。但记忆这个东西靠不住，说走就走。”石先生是年生人，说这话时已经是73岁，可能感觉到记忆的衰退，所以才会说记忆这个东西靠不住。随后，他说了最为重要的一句话：“你们要锻炼综合思维的能力。”石先生满腹经纶是我们知道的，他的话再没往下说，而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也没有一丝微笑。我理解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要我们读书时勤于思考和写作，而写作无疑是锻炼综合思维能力的最佳途径。这是后话。
温老师要我们读原著，石先生的才学离不开原著，温老师的才学也离不开原著。这是至理名言，学问之道的真经，不下功夫从这儿走过去，谈何学问？他在自选集《滋兰室文史丛稿后记》里说石先生：“他要求我：学习古代文学，一要通过注释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二要读原著，不要使用第二手资料。这看似老生常淡，对我却是终生受用不尽。因为要学习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能看懂古书，否则就不能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只能看别人的论著。”这里说的通过注释来读古书，温老师坚持了一辈子，我读硕士期间，他编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先秦汉魏南北朝时期），以注释见长。此前，还编注了《先秦作品选读》（初稿），石声淮老师审订的，作为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材，华师中文79级的王兄国华在悼念温老师的时候说：“我手边依旧保存着41年前出版的、‘温洪隆编注’的《先秦作品选读》，它是我背诵《离骚》的最早读本。尽管后来出版了无数先秦作品选集，但我比较起来还是觉得温老师的注释本依然是最好的读本。”国华兄还情难自抑地附了一首小诗：“咸蛋甜粽五味陈，今年端阳祭先生。九歌离骚自君识，香草艾叶悼吾师。”以此悼念温老师。这注释的话姑且先打住，后面还会再说。
读原著在温老师看来，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应该读得广博一点、基础宽厚一点。这话对我来说是很适用的，因为我以前荒废的年头太长，读书甚少，77年考入大学恶补了好几年，终究很有限。但我心有点急，年纪老大不小，一无所成。那时候我有点迷恋庄子，不知是研一下学期还是研二上学期，温老师已搬到西区二栋七十平米的房子。在他的书房里汇报读书进程，我谈到自己想专读《庄子》，温老师有点生气，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基础还没打好，步子还没走稳就想飞了？当时我有点尴尬，坦诚地说是自己的心急了。温老师放缓语气，又说：“不是我不同意你专心弄《庄子》，我看条件还不成熟，你把几部主要的经典好好读完，然后再弄《庄子》也不迟。”温老师的话让我沉静下来，此后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后来的硕士论文，我写的是《庄子寓言的艺术表现与美学思想》，温老师没有再说什么，而这篇论文成了我《庄子创作论》一书的雏形。
温老师重视原著，连带重视原始材料，他从来不让我们在课程作业里引二手材料，每次去他家听取关于作业的意见，都难免战战兢兢。因为温老师在批阅我们作业的时候，会逐条去核对我们引用的材料，用他那娴熟漂亮的手写体，把这些材料写在旁边，让我们自己比照。每当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同门师妹王丽洁是什么感觉，我觉得脸上发烧，特别是在本来可以不出错的地方出了错，更让我无地自容。温老师的严格使我日后不断自我警醒：不要以为是自己亲手引的材料就不会出错，引完材料一定立马核对是否有误。这样至少可以减少引用的错讹。而温老师对弟子做得对的，总是及时鼓励。我读研前在咸宁师专学报发过一篇《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伦理意向》，其中用了《汉书·司马相如传》班固的赞语：“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而没有用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里的同样一段话。温老师后来看到我这篇拙作，他说：“你这材料引对了。如果引《史记》里的话，那就糟了。司马迁死后许多年，扬雄才出生，扬雄的想法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呢？”
三
温老师说，读书要思考。他讲过自己中学老师的故事。这位中学老师后来是著名的清诗专家，曾对学生说某书、某个问题讲错了，让学生们不要盲从，不要以为凡是书上说的都是对的。温老师从那时候就知道，读书要独立思考。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读书要在独立思考中出新意，不能人云亦云，否则一点出路都没有。师弟曹海东曾回忆温老师说：“在平日交谈中，常涉治学问题。他总是勉励我多读书，且多读名家之书；多向人请教，且多向名家请教。还常说，读书要独立思考，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学会于无疑处致疑，有疑处深思，对师长的论著也不例外，要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不能人云亦云，随人短长。”[1]温老师性情耿直，用他的话来说：“我这个人直率，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做人的这种风格，也用在学术上。温老师有一篇《与友人论陶渊明不解音律书》，就萧统《陶渊明传》的“不解音律”作辩说。温老师释“不解音律”为“不懂音律”，友人释“不解音律”为“不精解音律”。温老师引魏嵇康《家诫》、晋陆云《与兄平原书》等十条例证，说明“不解”为不晓、不懂、不明白之义，然后从具体语境和渊明弄琴诸事证明，“不解音律”为“不懂音律”。素来谦和的温老师说：“先生于‘不解’之诠释，别出心裁，理解为‘不精解’。个人理解与先生理解有出入，异说并存，留待读者选择，未识可否。”这是我毕业多年以后的事，读书时，温老师给我看过他以前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从贾谊过秦论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解释说起》，另一篇是《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献疑》。前者是对“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传统解读的质疑；后者是对王达津先生解说的质疑。在前文中他提出，论文“除了在文字训诂上必须有根据以外，恐怕还要树立全面的观点，哪怕是注解一个字，一句话，必须顾及全篇、全人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有关情况，否则恐怕难以做到准确。”这虽是化用了鲁迅先生的论文顾及全篇、全人说，但也是温老师对论文的深刻领悟。论文顾及全篇、全文、时代等等，温老师把它细化到注解一个字，一句话，这是很有必要的。
这些是小问题。年6月端午节，在荆州江陵城召开全国屈原及楚辞研究大会。那时，我已被录取为温老师的研究生，随温老师去江陵开会。那一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聂石樵先生也去了，两位先生住在一个房间。更巧的是，年长于温老师的聂先生著有《楚辞新注》，温老师曾就该书中的一个问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文章提出商榷。此次相会，两人相谈甚欢，从此成为至交。会后聂先生在华师作了短暂停留，回京后两人鸿雁传书数十年，直到年3月，聂先生以92岁的高龄仙逝。
那次开会，有人提出屈原是“箭垛式人物”，这原本是一个很陈旧的观点，年胡适在一个读书会上演讲时提出的，并认为《史记·屈原列传》不可靠，从而怀疑屈原的有无。作为古典文学教授，温老师在他的教研领域，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