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龙说赵太后》是《战国策》中的名篇，可谓尽人皆知，无论是古时影响最大的“文言文读本”《古文观止》，还是现今的中学语文课本均收录有此文，主要讲述的是赵国谋士触龙如何用自己高明的说话艺术说服赵太后，让她终于改变主意，同意把爱子出质于齐国以换取救兵的故事。
赵国因之成功击退了秦国的进犯，拯救了国家危难、又辩才无双的触龙自然也被千古传唱。然而在我国大学普遍采用的王力版《古代汉语》教材中，完完全全相同的一篇文章名字竟被编录为《触詟说赵太后》，“触龙”的人名也摇身一变，居然成了“触詟”。
这样瞩目的差异实在令人困惑，看起来我们“中学所学”和“大学所学”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了：那位“赵国的英雄”到底应该姓甚名谁，难道中学学到的知识又错了？
在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年第一版，年重印挖改本）中，《触龙说赵太后》的篇名被编录为了《触詟说赵太后》。
宋姚宏重刊本是传世《战国策》最古的本子，篇名人名中皆作“触詟”。不但最早书证白纸黑字，从前《古文观止》之类的古文选本亦俱作“詟”，“触詟”似乎已经大获全胜了。
然而现今通行本《战国策》实际上是由宋人重辑而成的，《战国策》中的篇章虽大多写就于战国时代，但作者并非一人，成书亦并非一时，是西汉末年刘向奉旨校录群书时才编定了其篇章次序。汉代旧籍、古注均有缺佚，早在宋代时便已大都不存，但的一件惊世发现却改变了这一切。
《士礼居丛书》为有清一代最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辑刊，校勘刻印俱臻精绝，其中《战国策》所据底本正为宋姚宏重刊本。
长沙马王堆的三号汉墓中有一个涂漆木匣，匣中放着28种汉代帛书。这些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破损极为严重的帛书，实际上却堪称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惊人、也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区区几十片“破烂废纸”，却足以使我们从中一窥千余年来的古人都不曾经眼过的汉代文献原貌。
在其中一件共计万余字的帛书中，文字内容大多与今本《战国策》相似，故被整理者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而该帛书的第十八章所载，正与《触詟说赵太后》内容相合。今人所本的宋人说是“左师触詟愿见赵太后”，但汉人却写作“左师触龙言愿见赵太后”。
这是“詟”实为“龙”、“言”两字合写之误的关键性证据，“触詟”当为“触龙”已经可为定谳了。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早在二三百年前的乾嘉时期，就已有人用他精湛无匹的考据功夫令人无可辩驳地证明过“詟”字的错误以及致误的原因：
揭裱后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局部）此《策》及（《史记》）《赵世家》皆作“左师触龙愿见太后”。今本“龙言”二字，误合为“詟”耳。太后闻触龙愿见之言，故盛气以待之，若无“言”字，则文义不明……《汉书·古今人表》正作“左师触龙”。又《荀子·议兵篇》注曰：“《战国策》赵有左师触龙”……是古人多以“触龙”为名，未有名“触詟”者。（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策第二》）
考证遍引群书、鞭辟入里，历来学者尽皆叹服，只是恰如封常曦先生所言：“古代的学者,尤其是版本学家,对于古书的刊刻历来十分懊重,如果没有传世的古本可作依据,尽管前人论证确凿可信,他们至多在校注中加以引用和说明,却不肯轻易去改正错字。”（《“触詟”应是“触龙”》）这也是尽管大家都承认此说，《古代汉语》等教材、文章选本却依然不肯改正传世本《战国策》错误的主要原因。
而这位在盛清时就能“看到”二百年后马王堆帛书中封存的历史蛛丝马迹的大学者，则代表着中国古代学者在训诂学上所能达到的至高成就，一代大儒阮元盛称“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传统学术公认登峰于满清一代。清人治学，无论经史子集、文字音韵、版本目录、训诂校勘、典章制度、名物金石、天算舆地，尽皆后出转精，远迈前贤。
纵观清代学术，“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扬州诸儒，承吴、皖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除大名鼎鼎的戴震外，则首推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
王念孙《读书杂志》析疑子史、《广雅疏证》探讨古汉，王引之《经义述闻》解群经疑义、《经传释词》释经传虚字，四书世称高邮王氏四种。甲骨四堂之一的“雪堂”罗振玉又曾于民国年间整理、刊布过他们的一箱丛稿，定名《高邮王氏遗书》。
《四种》中类似“触詟”正误之类的发明不胜枚举，实乃“王氏父子平生心力、学诣之所萃，其援据之博、考证之精，汲古功深，世罕其匹”，故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两百年来学者盛称之，迄今未已”。章太炎认为古韵学到了他们那里时“已经基本上分析就绪了，后人可做的只不过是修补的工作。”（《经传释词·序》）同为高邮人的汪曾祺更曾为他们撰写楹联“一代宗师，千秋绝学；二王余韵，百里书声。”王氏父子的学名是如此之盛，以致于他们作为“弹劾和珅第一人”的丰功伟绩都已经甚少为人留意了。
近年竟有人以王氏父子弹劾和珅的事迹为原型，“别出心裁”地新编了主旋律古装扬剧《扳倒饮》。
虞万里曾感慨道“二百年间……然虽翻刻、影印，一而再三，至今竟无四种一式之整理本”，并组织人马于近年完成了《四种》的标点整理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入《清代学术名刊》中出版。年前后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年重印的精装影印本则属市面上最常见的《四种》影印本，现今也已不易得。
江苏古籍出版的精装影印本相较晚近的排印整理本或更具收藏价值，如今市面上已不多见。
王氏父子“从事声音、文字、训诂之学，父子讨论，互相证发”，父子间又亦师亦友，互相考覈，名传千古。即便是他们的“对头”，极度鄙视朴学的方东树也不得不承认王引之《经义述闻》一书“实足令郑（玄）、朱（熹）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汉学商兑》）
浙江官书局刊本《汉学商兑》，方东树服膺宋儒，为清代学术史上汉宋之争中反对汉学的健将，王氏父子自然也是他的对头。但对于他们的学问，方东树则推崇备至。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王国维及其学生刘盼遂竟然对《经义述闻》一书和王引之提出了一项严厉指控。如果属实，那么这位中国学术史上的神话就会有灰飞烟灭的危险，高邮王氏“父子讨论、互相证发”的美谈也会暗淡无光许多。
清代最牛的大学者为了让儿子出名，竟故意把自己的书说成是儿子写的？
王国维与罗振玉曾为莫逆之交，他借阅罗振玉购得的王氏未刊丛稿后，发现在一篇王念孙证定顾炎武《日知录》舛误的手稿中，王引之把原稿标注“念孙案”的条目，涂改为了“家大人曰”。王国维把发现告知了自己的学生刘盼遂，刘核对《经义述闻》后，竟得出了惊人结论：
《经义述闻》中之凡有“家大人曰”者，皆石渠（王念孙）札记原稿，非经伯申（王引之）融会疏记者也……此《经义述闻》为石渠所著，伯申则略入己说而名为己作之切证也。文王爱子，有与铃之梦，石渠或亦然矣。
刘盼遂，著名古文献与小学家，著有《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谱附伯伸先生年谱》等。
陈鸿森则在详加检视王氏父子的著述与存世手稿后，不但认同刘氏的结论，更把攻击范围扩大到了王引之的全部著述：
王念孙考订群籍之说，托名王引之，不独《述闻》为然。王引之著作颇多出于王念孙所为，特王氏托名归美其子耳。
至此，王念孙有没有为了“归美其子”而故意把自己的成果说成是王引之的,王引之的名字到底配不配得上出现在《高邮王氏四种》的作者之列，已经成了一桩热闹非常的公案，赞成者与反对者都层出不穷。
双方都无法全然说服对方的主要原因，恐怕主要与王氏父子“父子讨论，互相证发”的治学与著述方式有关。父子两人共居一处数十年之久，虽父步子趋，问学相长，却又分头撰述，无论后世学者参证了多少稀有罕见的王氏父子手稿，无论他们证明了《述闻》、《释词》中有多少内容能称得上是王引之的独立发明，又有多少是王念孙早已提出或主要受到他的启发而作，大概都于事无补。
虞万里教授是上海古籍出版社《高邮王氏四种》整理点校项目的负责人。
实际上，或许这些问题和考证并没有那么重要。“训诂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王念孙在其师戴震等大儒学术的基础上得此“精义”，“独窥经典奥阃，发明假借旨意，建立推求方法，构筑古音部居”，正是以此发前人所未发，从而达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顶峰。还是虞万里先生持论平正公允，最为解人：
念孙而引之秉此旨要，受此利器，上下求索，左右逢源，推衍父说，增益部帙。得此利器，非唯引之能解，乾嘉而下，俞荫甫（俞樾）能解，孙仲容（孙诒让）能解，陶癯石（陶鸿庆）能解，于思泊（于省吾）亦能解，虽高下不免差异，精粗亦有分别，涂辙则无二致。必欲分别泾渭，可立发明权与著作权二项，念孙既有发明权又有著作权，引之则唯著作权而已。（《王氏父子著述体式与经义述闻著作权公案》）
毕竟，王念孙与王引之的著述向来被合称《高邮王氏四种》，他们的学问也向来被合称为“高邮王氏之学”，只要能从他们的著述中求得那种“精义”、“利器”之所在，虽“高下不免差异，精粗亦有分别”，但那“则无二致”的涂辙，难道不才是最重要，也最值得后人学习的东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