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春秋时期晋国人，因誓为其主智伯复仇而进行的一系列行为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客之一。豫让不惜以命为主复仇的事迹在当时乃至后世感动着千千万万的人，而他“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也备受文人墨客们的推崇。
所以从古至今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诗句戏曲都有不少以此为题材的篇章，豫让的事迹在《吕氏春秋》、《战国策》、《史记》、《淮南子》等著作中都有记载。
故事大环境
春秋初年，仍是尊天子的时代，周天子地位虽日益衰弱，但各诸侯国仍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他们之间进行的也只是争霸的战争，尚不会灭人之国，取而代之，因此也不至于完全灭绝原有的旧秩序。
然而到了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形势愈演愈烈，周天子不只失去了政治上的中心地位，连其“天下共主”的政治符号意义也所剩无几，不只是各诸侯国之间进行混战，诸侯国内部也面临着来自各大世家卿大夫的挑战，甚至会被其所取代。
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大大小小战争不断，原有的礼乐制度完全崩溃，各种政治、经济变革层出不穷，而相应的，固有的思维模式也迎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思想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并列多元的政治格局也在诸侯相争中逐渐成形。
故事小背景
豫让所事的晋国卿大夫智伯在这一大时代的晋国变革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自春秋时期晋文公践土之盟称霸，晋国维持其霸业有百年之久。
“晋文以后晋无公族之乱，而异姓异宗之大夫日强”，晋文公之后，由于再无如文公一样的君主，所以晋公族逐渐势弱，而晋国在晋武公、晋献公时期就已册封了一批异姓的卿大夫，此时他们便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一步步掌握了晋国的军政大权，卿大夫各自为政，致使晋国大权旁落。
至晋襄公时期，卿族渐显其专权之势态，甚至襄公去世后，其继位之人选也是由执政赵盾左右大局，而后公室与卿族、卿族与卿族之间纷争不断，强族深受打击或族灭之后卿政专权仍未停止，“晋政多门”之势仍是如火如荼。在晋悼公之后晋公室如周王室一般彻底衰落，晋国的大权掌握在六大卿族手中，分别是范、中行、智、赵、魏、韩六家。
而智伯通过对智氏前人的继承和自己的努力，成为六卿之首，尤其在灭范氏和中行氏占领其土之后，智伯“挟天子以令诸侯”俨然已经大权独揽，但由于其刚愎自用的性格及一些其他的问题，最终在联合韩、魏发动晋阳之战攻赵时，被韩、魏倒戈，三家联合将其攻灭。
因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智伯惨死，豫让也由此踏上了为智伯复仇的道路。
豫让与智伯的关系
豫让是晋国毕阳之孙。豫让的先祖毕万、毕阳都是晋国有名的侠客，正是这样侠客家族的遗风造就了豫让侠义和忠贞的性格。豫让自幼文武兼修，满腹才华，在当时晋国士人中小有名气。成年之后，他便一直希望可以找到明主以施展自己的满身抱负。
豫让先投奔晋卿范氏处，但一直未得重用。到了晋定公十五年，由赵氏内乱而引发的“卫贡之争”逐渐演变为六卿之间的兼并战争。战后，本欲四卿瓜分范氏和中行氏的领地，却被智氏的家主智伯瑶一人独占，而豫让也正是在此时归顺于智伯，遇到了他的伯乐。
虽然在史书中，对智伯的评价都是不高的，多言其骄纵、蛮横、贪婪等等，有的客观存在，有的实有谬误，但是，对于豫让，他是以国士之礼相待的，使豫让在他这里得到了尊重，更是被豫让引为知己。为后续复仇故事奠定了情感基础。
晋出公二十一年，智伯向赵襄子索地不成，而后联合韩、魏进攻赵地。赵襄子却暗中派人对韩康子和魏桓子晓之以“唇亡齿寒”之理，使二人背叛智伯，转而三家共同攻陷智地。
智伯不敌，身死于高粱之东。智氏被三卿联盟族灭，智伯瑶被赵襄子杀害，更因二人宿怨，毋恤“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在战败后逃入山中，感念智伯瑶的知遇之恩，决意要为其复仇，开始谋划刺杀赵襄子。
大致梗概就是：豫让下山后改名换姓，伪装成服劳役的刑徒，携兵刃混入赵襄子宫中，等待时机进行刺杀。一日，赵襄子入厕之时发现可疑的刑徒，捉来询问后，才知是来寻仇的豫让，赵襄子感动于豫让对其主的忠心，而亲手放了他。
豫让被放出后并没有放弃他复仇的打算。他不甘以假意投靠仇人的方式来复仇，而是“漆身为厉，吞炭变音，擿齿易貌”。在得知赵襄子的行踪后，他匿伏于其所经过的桥下，伺机而动，却再次被赵襄子发觉而失败。
襄子有感于他舍身取义的赤诚之心，遂执衣让豫让三击其衣而了结心愿。豫让完成夙愿，遂伏剑自刎而死。
赵国仁人志士皆为豫让之死而悲痛，后人更是对豫让舍生以报知遇之恩的忠义推崇至极。于是诸多史籍和文学作品中豫让这一人物形象被广泛提及，在《吕氏春秋》、《战国策》、《史记》、《淮南子》等著作中都有记载。但对于这个故事的记载各书却有许多的不同。
豫让形象的横向对比分析
1.《吕氏春秋》与《韩非子》中的豫让形象对比分析
《吕氏春秋》与《韩非子》同样成书于战国末年，但两书当中所塑造的豫让形象却有着很大的差别。《吕氏春秋》中一共有四处提到豫让，字里行间无不透漏着对于豫让形象的高度认同；《韩非子》中对其的评价却是“此吾之所下也”。除此之外，二者之间还有诸多差异。
首先，《吕氏春秋》中虽然未对豫让刺赵襄子之事的全过程当成一个主题来连贯讲述。对此事件的讲述也较为详细，读者可以从其中了解到豫让刺杀赵襄子的一系列经过。
而《韩非子》中只以“及襄子之杀智伯也，豫让乃自黔劓，败其形容，以为智伯报襄子之仇”来对刺杀事件一笔带过。这一不同之处乃是题材差异所限，作为杂家的著作，《吕氏春秋》对于豫让这一在当时作为忠臣的代表人物的形象进行多次不同方面的刻画，借用这一人尽皆知的正面典型来强化其对于忠义的倡导。
而《韩非子》作为法家为君主提供治国政治理论的散文集，其中对于豫让的事件自然不必大加赘述，仅是借此论述其所要申明的何为忠。
其次，对于豫让形象的认识角度不同。《吕氏春秋》为吕不韦召其门客编纂，彼时他是称霸六国的秦国宰相，但秦官僚队伍普遍素质不高且秦王过于残暴，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权利，吕不韦急需填充秦国文化积累之空白，并大力推崇“德治”的主张，以教诲秦王，缓解君臣矛盾。
因此他在其中对于豫让的忠贞这一特点大加赞誉，并对于史上素来以骄横著称的智伯能待豫让国士之礼，才能得到豫让的忠心一事大加渲染，期望以此使秦王得以感悟，更以对豫让忠诚的认同来表示自己对君主的忠心。
而韩非在当时只是破败的韩国一个并不被重视的宗族，他眼看韩国身陷险境，迫切地渴望以自己所学来辅佐君主，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
彼时韩国奸佞当道，在这种形势下，他对于臣子的要求并不只是忠心，而是强调应有治国的才能，对国家能做以贡献，追求实质性的价值，因此，他对于豫让在智伯在位时没能帮他避祸，在死后才表以忠心的行为是不屑的，并认为无用。
再次，二人对于豫让才能的不同看法。《吕氏春秋》中从“论威”以及与其友的对话中能够看出吕不韦对豫让的才能是认可的。认为豫让之才能足以在毋恤处得以重用。而韩非作为实用主义者，且站在君主的角度，他所看重的是结果，豫让作为智伯的国士，却没能使他逃过被三晋族灭的命运，所以豫让是不忠的，是没有才能的。
而吕不韦作为宰相，识人用人，比韩非经历要多很多，因此对于豫让也许并没有那么出众的才能，终因其一片忠心也给以了认可。窃以为，以吕不韦对豫让报主行为的高度认同，其中对于他个人的评判也难免会带有个人色彩。
《吕氏春秋》与《韩非子》虽然是处于同一时代的作品，但因编撰者的际遇不同，其中豫让的形象也存在诸多差异。
2.《战国策》、《史记》、《淮南子》中的豫让形象对比分析
《战国策》、《史记》和《淮南子》皆成书于西汉时期，且都对于豫让的事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但是因为刘向、司马迁和刘安三人的身份背景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所以在相似的文字描述中仍蕴含着细微的差别。
首先，对于豫让转投智伯处的描写较为不同。刘安作为逆臣之子，与武帝关系较为微妙，因此对于背叛之事的敏感度比其他二人要高很多，故一直在强调臣子应对君主保持忠心而绝不背叛。
司马迁作为史官对生前身后之名较为看重，且在他认知中，战国时期士的高度流动性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因为名，因此他认为豫让之所以弃范氏、中行氏也是因为“名”。
刘向对于这一方面描述并没有很具体，想必也是因为他对于《战国策》很大一部分是在整理编撰，因此对于侠士行踪的飘忽不定也早已习以为常。
其次，对于豫让刺杀赵襄子过程与心理描写上的不同。《史记》和《战国策》中则侧重于对其语言和内心的细节描述。在表明报仇的决心时，《史记》中豫让感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侧重于是因为智伯知我，为了灵魂不愧而复仇，一是为知己，二是为本心。
《战国策》中却没有这一句，更可以看出，在经历过牢狱之灾，身心双重煎熬后，司马迁对于知己的渴望，以及他为了自己的本心可以如豫让一般付出一切的壮志。
再次，对于豫让形象的评价也略有不同。三人的人生境遇相差甚大，因此对于相似事件的记叙也多有差异，此中豫让的形象便也稍有不同。
刘安因顾忌于地方和中央的尖锐矛盾，《淮南子》中处处彰显着作者“忠”的姿态，豫让的形象也被塑造为忠的代表。
因司马迁对“名声”的注重，在《史记》中豫让的形象便成为彪炳史册的忠义之士。刘向因致力于匡扶汉王朝，挽救朝廷颓势，因此在《战国策》中更侧重于对豫让形象的渲染以激励君王为得到此等忠心不二的臣子而重视君臣之义。
豫让因感念其主智伯的知遇之恩，不惜漆身吞炭以死为主复仇这一义举使其被列为先秦四大刺客之一。在社会巨变，思想多元的春秋战国时期，他的壮举得以无数士人的追捧，在后世乃至今日，也仍然被人们所缅怀。
因此诸多史籍与文学著作的作者们纷纷着眼于豫让这一忠义之士身上，把他的形象书入其中，或作为历史精神的传承，或借此表意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