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召公谏弭谤》，这篇文章的确写得简洁朴实，召公进谏的一段话恳切扼要，并不象《左传》中的外交辞今或《战国策》中的游说之词那样变化驰骋。他只是把要阐述的意见老老实实、有条有理地讲了出来，这同样也起到应有的感人作用。周厉王，如名真是“厉害”之王，其暴虐无道，没有接受召公的劝谏，所以遭到可耻的下场；但作者记载这段历史，却是为了警告后来的统治阶级，应该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点，多听听底层社会老百姓的意见，天下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文章真正的命意所在。
第一段写弭谤的由来。厉王之所以要“弭”谤，是由于“国人谤王”；而“谤”的由来则缘于“厉王虐”，可见乱由上作，社会真正动乱的原因仍出于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
这一段写厉王共四层，只用了四个字，暴君的面目就勾画得一清二楚了。一是“谑”，二是“怒”，三是“杀”，四是“喜”。做为矛盾对立面的“国人”，作者着墨更少。开始是“谤”，不过是口头上的不满而已；而在厉王的淫威之下，人们最后只能用“道路以目”(指人在路上相遇只用眼神来沟通交流)来表达内心的愤怒和悲怨。
至于这些被迫害者身受的痛苦，作者却借召公的口说出“民不堪命”来点明，笔墨经济而有力。由于厉王用杀头的办法堵住了“国人”的口，从而感到高兴，正写出昏暴的统治者因取得暂时的成功而心满意足的浅见陋识。厉王得意忘形地说的那句“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的狂妄之言，正与上文的“道路以目”相呼应。把一场严峻的社会矛盾只用这短短几句话交代得如此周详而深刻，不能不说作者的文字素养是相当卓越的。
第二段中的一、三两节先后用了两个比喻，这是借助于形象思维来加强说服力。金圣叹在他选批的《才子古文》中说:“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诊必宜敬听，则比之山川原隰。”看似两喻并列，实则后一喻乃是前一喻的深入，即不仅不后消极被动的“防”，而且应该积主动的“宣”。从修辞用字看，“防”有双关义，挡水称“防”，以与厉王所说的“弭”相对照，其所以用“防”不用“弭”，正是借“防”的双关义为喻以阐述防民之口的危害性。然后更用“壅”、“溃”和“决”、“导”为喻:“壅”和“溃”与“宣言”的性质是对立的，是从反面对照着说；而“决”和“导”与“宣言”的道理是相通的，是从正面对照着说。
最后一节是结论。以上三节全部的内容，说明民之“言”只能“宣”而不能“壅”，在上文“弭”、“障”、“防”、“壅”这几个词义近似的字里独选出“壅”字来用，其目的在于暗中点醒厉王，“壅”的结果乃是“溃”(现代汉语中的“垮”字正是古汉语的“溃”字的一音之转)，一溃则不可收拾，王朝的政权也就不存在了。这正是作者用字遣词大费斟酌、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第二节，是正面陈述，用以结上一喻，启下一喻，最见出说理文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特点。“故天子听政”句以“故”领起，是承上启下，接着用了个“使”字，然后罗列若干结构相同的并列句，至“耆艾修之”，用一“之”字截住，再用“而后”、“是以”两个转折连词把道理讲完，显得很周密完整。
这里面又分几个小层次。“献诗”、“献曲”、“献书”，这是使王览读的；“箴”、“赋”、“诵”、“谏”，这是使王聆听的。
这些见和闻的内容，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见，是从正面指出一个做国王的应当怎样怎样做。下面的“传语、“尽规”、“补察”以及带有小结式的“教诲”和“修”，却是由于国王有了过失而进言，是在非常情况下不得不讲的特殊性意见，以反面指出做国王的一定不能怎样怎样做。如果“听政”的统治者真能把这些“意见”“斟酌”采用，自然会“事行而不悖”。
召公说的“天子听政”一节话，我认为是有根据的。这大约是西周初年为了攻固王朝政权，统治阶级才从各个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对“天子”加以告诫和监督。到厉王时，这些规定可能已经废除了，而召公进谏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定希望周初既定之法重新恢复；二是对“文武之道”有所憧憬，看似“发思古之幽情”，实带有理想愿望的成份，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提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此正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一段写厉王不听召公之谏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后果，只有三句话。一句说厉王，一句说国人，最末一句说明国人和厉王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被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对暴君进行了惩罚制裁。这中间有多少事情被作者略去，只把事实的结局告诉了读者，文笔简劲而能做到余味无穷。鲁迅先生就提倡写文章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实际上意味着文章应该“浓缩”，即用精炼的语言写出最丰富的内容来。这篇文章在这一方面足以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