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卫斯
(旧版文章: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年4期)导语：通过对运城盆地夏代前后地理环境的考察，并通过对夏代前后运城盆地居民状况的分析，笔者否定了“河东盐池史前开发说”。通过对《南风歌》与《诗经》中的《魏风》之比较，笔者认为其创作时代不会晚于西周，作者也定是河东古人。并通过《南风歌》所反映的情况，笔者认定在河东盐池开发史上不曾存在过煮盐阶段。到了西周时代，扩大食盐的开发和提高食盐的质量对河东人民来说或者对当时统治河东人民的晋侯来说都是一件势在必行的大事，更何况在西周时代，运城盆地内的居民也逐渐由远而近地向河东盐池靠近。现在的盐湖区安邑镇，自然在西周时已经发展成为盐池附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把河东盐池的开发时代定在西周并不过分。
上图：河东盐池
河东盐池即解池，又称：“运城盐池”。地处运城盆地之南，中条山北麓，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5公里，面积平方公里，湖面海拔.5米，最深处约6米。河东盐池是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以产硫酸钠(芒硝)、食盐(氯化钠)为主，在整个国民经济产值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河东盐池的形成是第三纪时期中条山背斜轴部发生断裂，其北坡不断下陷，由运城盆地北部运积而来的水分盐分不断沿山麓聚积所致。关于它的开发时代问题，研究者历来甚少，文献记载也无详述。近年，有人在研究我们国家是否起源于河东地区的时候，涉猎到河东盐池的开发时代。为了尊重历史，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加以考察。
如何来研究这一问题呢?笔者计划从考察运城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夏代前后的地理环境与人类的居住情况以及河东居民最早开发解池所采用的技术等方面入手，来探索这一问题。考察河东盐池的开发时代与考察运城盆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夏代前后的地理环境与人类居住情况有什么关系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家们认为：作为经济因素而存在的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具有一定作用，尤其在上古时期，即各个国家最初形成或正在形成过程中，各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就是直接地表现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上面。例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我国的黄河流域之所以能成为人类古代文明的发源地，正是由于这些地方的地理环境决定的。
河东盐池首先被古代的河东人民所开发，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夏代前后即国家形成之前后的运城盆地地理环境如何呢?是否适合人类的居住，其居住分布状况又如何呢?这直接或间接地都影响到河东盐池的开发。
《史记》载：“昔唐人都河东。”《汉书》也载：“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任乃强先生是河东盐池开发于史前的倡导者。他在研究食盐资源与古代文化发展的关系时曾指出：“河内、河南、淮水平原与渭水平原地区都不产盐，只有河东的解池盐利雄厚。所以定居河东的人能在进入氏族公社以后，拥有食盐这一商品(相传风沙氏发明煮盐，他是黄帝之臣)。拥有食盐这一商品便可聚四方之货，最早出现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有余闲时间研究发展生产方法和文艺教化的人。因而最早孕育了华夏文化，并能随着时代发展推行到整个中华地面去。这是年前，中华尚无文字记载时代的事。”依照任先生的意见，河东盐池的开发最早始于唐人，即尧舜时代或更早一些时间是不成问题的。
据笔者考察，夏代前后的运城盆地与现在的运城盆地在地理环境上有很大的差别。夏代前后，运城盆地可以说是一个水乡泽国。据《水经注》记述：北魏以前，除盐池以外，运城盆地之间的湖泊还有：王泽(湖址在今新绛县东南境，浍河下游，流入汾河一带)、方泽(湖址不详，有说在今河津或稷山南境和万荣县交界一带)、董泽(又名董泊，魏晋之际称董池陂，在今闻喜县东北境)、晋兴泽和张杨泽，又名五姓湖(湖址在今永济县治东北)，其泉水更是遍地喷涌，其沼泽内更是蒲草连片。
上图;现在的“五姓湖”
北魏以后，这些湖泊都在逐渐缩小消失，泉水也逐渐枯竭。成书于唐代的《元和郡县志》记载的运城盆地内的湖泊除盐池外，只有董泽和晋兴泽二处。从北魏初期(公元年)到唐代初期(公元年)还不足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水文变迁。可想而知，从唐尧时期到北魏时期，这期间二三千年的时间，在运城盆地内又有多少大湖变小，小湖消失了呢?毫无疑问，唐尧时期的河东盐池其湖面肯定比现在辽阔的多，反过来说，湖水的盐分含量较低，这对于人工开发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困难，何况唐尧时期生产水平之低，锄耕农业刚刚萌芽，无论是煮盐、晒盐谈何容易!
也许有人不同意笔者上述意见，那么，我们就从夏代前后运城盆地的居民状况来谈谈这一问题。从笔者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夏代前后，运城盆地的居民分布主要是以涑水河畔和青龙河畔为主，而居河东盐池附近者甚少。年前，在运城境内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只有六处，即：安邑南韩信沟、史家峪水库(仰韶文化)；安邑西门外、东曲马村、磨河村(龙山文化)；阎家村(二里头东下冯型)。这六处古文化遗址中与盐池相距5里以内的只有磨河遗址一处(距盐池二里多)。
上图：与盐池为邻的盐湖区“磨河遗址”
我们可以想象，没有人在盐池附近定居，怎么能开发河东盐池呢?可能有人怀疑笔者掌握的考古资料不够确实，那么就分析一下河东盐池附近居民甚少的原因吧。
据地质学家与土壤学家的考察，运城盆地属于积盐盆地，在土层底部均有不同厚度、不同含盐量的含盐层存在，甚至在表层1～2米深处，即有含盐层存在。因此，在运城盆地一级阶地上，不论地下水中，或深层土壤中均有高含盐土层被埋藏，而这种高含盐土层对植物的生长有一种抑制作用，何况河东盐池附近的土壤成份含盐量特高，地理位置往往处于盆地一级阶地之下，种庄稼是不易生长的。作为主要靠农业、鱼猎、采集为生的古代劳动人民，当然要选择既易于农耕蚕桑，又易于鱼猎采集的地区居住，这恐怕就是古代居民远离河东盐池的主要原因。但是笔者并不否定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夏商时期居住在涑水河畔与青龙河畔的河东先民就开始食盐的可能性，即承认河东先民远到河东盐池采收自然结晶盐的可能性。但我们决不能以为人们采收靠风吹日晒的自然结晶盐，也就是对河东盐池的开发。因为既然是人工开发，必然要注意到盐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从当时的生产条件来看，远居涑水河畔与青龙河畔的人民从盐池采收的自然结晶盐在数量上只能是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他们所采收的食盐，其中必夹杂有一定数量的硫酸钠(芒硝)，质量是比较低劣的，食用起来必咸中有苦。所以说，这种“采收活动”不能叫人工开发。既然没有人工开发的大量的高质量的食盐存在，“以盐聚四方之货”的情形就不可能存在了，任先生的史前开发说也就站不住脚了。
但是，年以来，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协同勘探发掘的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年2月曾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该遗址位于夏县县城西南15公里处，距运城盐池7公里，地处青龙河故道河曲地带，遗址以师村为中心，东西长5公里，南北长3公里。此次发掘，师村遗址出土的4枚仰韶早期石雕蚕蛹，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形象。
上图：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出土石雕蚕蛹
这不仅意味着至迟距今年以前，河东先民即开始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稼穑而食。而且是“师村人”完全有可能优先采收食用经“天日曝晒，自然结晶”的河东池盐。师村遗址被确认为是目前晋南揭示出内涵最丰富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遗址所在的运城盆地正是探索中国文明与发展问题的核心区域之一。随着该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扩大，年前的师村人及后裔与河东盐池的利用与开发，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怪中华文明之光会在河东地区优先显露，史书载：“尧都平阳，舜都莆版、禹都安邑”，三代帝都皆在河东。
上图;位于河东盐池东北方向7公里的夏县师村仰韶文化遗址
或许有人会对仰韶文化时期的师村人与夏商时期的河东居民是否进行过采收自然结晶盐这一活动提出质疑。
上图：现在河东盐池边所能见到的自然结晶盐
上图：舜弹五弦之琴雕塑
下面我们可以分析一首与此项活动有关的古诗：“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这首诗相传为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故题名《南风歌》。《河东盐法备览·盐池门源流》考：“虞舜《南风》之歌，所谓解愠阜财者此池也。”据笔者所知，现盐池北岸池神庙附近有古迹“歌薰楼”又名“薰风楼”。此外，尚有弹琴台。
上图：原运城盐池北岸池神庙附近“歌薰楼”旧照
对于河东盐池之盐结成与“南风起有关”这一传说，近代学者景定成曾有所考：“在今运城西南二十五里处有分云岭，是中条山最高处。山岭出云，东西分散，故号分云。在分云岭西有风谷洞，形似半月，投叶即飞，其云出则扬沙走石，树木为摧，俗谓之盐南风。风谷洞则洞口似盆，仲夏应候风出，其声隆隆然，与风谷洞俗名相同。因相传池水得此风，一夕可以成盐。《南风歌》所云：‘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两句，似指南风与盐，因天然财用，南风又应候而出，歌中‘时’、‘财’两字方有着落。”
上图：河东盐池“池神庙”三大主体建筑
上图：池神庙主题建筑之一“太阳神祠”
上图：池神庙主题建筑之一“风洞神祠”
《南风歌》是否系舜王所赋，又是否反映的是舜时的真实情形，这无需进行繁琐的考证。《南风歌》出自三国魏王肃所注《家语》一书。《家语》即孔子家语，其书名虽见于《汉书·艺文志》，而书久佚。根据《南风歌》的歌调形式与地方风味，笔者把其与《诗经》中的“魏风”(魏风属于西周时代流行在河东地区的民歌)加以比较，认为其创作时代不会晚于西周，它的作者也定是河东古人。假如有人提出《南风歌》若系有人专为塑造舜王所作，那其创作时代当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因为舜见诸于史书到了孔子时代才有)的话，笔者认为：在《南风歌》作者所处的时代——西周，很可能还有“采收自然结晶盐”的遗风，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的说法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后人附会上去的。
下面我们进一步考察河东人民在开发盐池时最早采用的技术。按照传统的说法，是煮盐在先，晒盐在后，这大概是受了黄帝之臣风沙氏发明煮盐技术传说的影响。人们对河东盐池的开发是否经过了由煮盐到晒盐这一过程，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根据郭沫若生前的主张，煮盐业的兴起大概在春秋时代，即孔子时代，对于晒盐业的兴起究竟在什么时代，在新编的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中很少涉及。如果以郭老所定的煮盐时间划线，河东盐池的开发也应在春秋时代即已开始。但是，笔者据《河东盐法备览·盐池门源流》引：“周礼盐人掌盐之政令而有盬盐，贾公彦疏曰：盬出于解池即今颗盐，谓不须冶炼”所言，结合《南风歌》所反映情形分析：认为在河东盐池开发史上不可能存在过煮盐这一阶段。
上图：（解盐全治图）选自清光绪八年()版《增修河东盐法备览》
从《南风歌》所反映的情况，河东居民最初所食之盐，是通过“南风”吹结而成的，即属于“天日曝晒，自然结晶，集工捞采”所得。他们无需去煮，这与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古代居民不同。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开发河东盐池，大自然是如何启迪人们的。明明风吹日晒可以采盐，何必立炉架锅用火去煮呢?沿海居民之所以最早采用煮盐技术是因为没有大自然启迪他们去进行晒盐，大海每天的涨潮，退潮靠自然的风吹日晒，在沿海地区想获得大量的自然结晶盐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煮盐(而沿海居民的煮盐技术当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之末，即鬲的诞生时代，这与风沙氏煮海为盐的传说正相吻合。古代人称“煮盐”为“鬻盬”。“鬻”同“煮”。根据汉字的结构规律，再追究“鬻盐”一词的来源。盐，最初一定是从鬲形器中煮出来的，所以笔者不承认河东盐池开发史上存在过煮盐阶段，其原因就在这里。
既然我们断定河东盐池的真正开发是人们发明了晒盐技术以后开始的。那么这种晒盐技术又是在什么时间才出现的呢?从古文献上查考，《周礼》记载，姬旦时已有掌盐政之官，名“盐人”。是不是周姬旦时河东盐池已经开发了呢?不能预言，我们先看看发明晒盐技术所具备的起码条件是什么。
河东盐池的现代人工采盐法，一般是在池内泥地里开掘浅井，深三四丈，待盐水积满，乃取出倾于浅土洼内，使之蒸发，即得食盐。从客观条件上考虑，河东盐池的现代人工采盐法与古代大致相同。既要晒盐，人们除了掌握盐水经风吹日晒即蒸发成盐的规律外，还需要熟练地掌握掘井技术。
据笔者亲见，地处运城盆地东北方向的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位于青龙河畔)，在年曾清理出夏代人所掘的水井一口。
上图：当年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掘现场（局部）
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夏县东下冯》这样描述：该井“位于该遗址东区第一地点T内，在第四层下露口。井长方形，南北长1.25、东西宽0.9米。自口向下挖至5.5米处，井泉涌出，未继续清理，深度不明。井壁笔直光滑，除东壁有两处塌落外，其余三面均保持甚好。井的东西两壁有供上下的脚窝，计西壁8个，间距25-40厘米，上下排成一条直线；东壁因有崩塌，仅残存一个。脚窝的大小相差不多，皆宽约12、高约20、深约10厘米”（见报告集:页）。与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长方形水井相类似。这说明，夏代河东人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掘井技术。但是我们是不是往后退一个时代，把河东盐池的开发定在商代呢?问题要辨证地去看，人们对河东盐池的开发，并不是因为学会了掘井，掌握了风吹日晒可以蒸发水分的原理所进行的。而是因为生产技术的提高与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开发河东盐池才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众所周知：“盐是食肴之将帅”。人们对其资源的开发，应该是人们广泛种植“荤菜百蔬”以后的事。根据农业考古所获得的资料证明：西周时期，我国的园圃业已经初具规模，《诗经》中记载的蔬菜品种就有十来种。如果拿西周时期的蔬菜种植情况与夏代前后的(新石器末期)蔬菜种植情况相比(夏代种植的不过仅葫芦、瓜、白菜几种而已)，当然悬殊很大。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夏代前后，居住在涑水河畔与青龙河畔的河东居民已经远到盐池采收靠风吹日晒的结晶盐了。而西周时代副食品(蔬菜)在人们生活中已经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诚然，在食盐的用量上大大增加，质量上要求也要提高。从发展经济、进行贸易往来的角度来看，到了西周时代，扩大食盐的开发和提高食盐的质量对河东人民来说或者对当时统治河东人民的晋侯来说都是一件势在必行的大事。更何况，西周时代，运城盆地内的居民也逐渐由远而近地向河东盐池靠近。据笔者所知，像现在盐湖区安邑镇，在西周时已经发展成为盐池附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上图：安邑镇附近工地曾经出土过晋国耸肩尖足空首布
历年来，在安邑附近出土的文物尤以东周早期货币居多。其中不乏晋之早期流通货币耸肩尖足空首布。这是西周末期运城盆地(安邑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上图：河东地区出土的晋国原始空首布
上图：靠畜牧、贩盐发迹的春秋富商猗顿（雕塑)
难道说在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人们会放着盐池不去开发吗?由此可见，把河东盐池的开发时代定在西周并不过分。若有兴去考《韩非子.解老》所云：“虽上有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与《战国策》上所记的“伯乐过虞阪，而遇骐骥伏盐车下”之事。后二者所处的年代与河东盐池开发的年代相继，故推定河东盐池的开发年代为西周，当在合理范围之内。
说明：此文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年4期。写作于近40年前，由于当时资料缺乏，故思路受限，论证不很全面。故此次配图推出，原则上不改变原作研究结论与观点。，除补记夏县师村考古资料外，仅对个别字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