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离不开智谋，这是左右国家的重要力量，谋略在战国时代的地位尤其突出，是争霸的制胜法宝。《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记载苏秦说服秦王失败，回家之后发奋图强，最终成功。结果：“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约纵散横，以抑强秦。”苏秦本来是想成为秦王的幕下宾，没有得到秦王的重视，就选择继续研究古人的经验，不断的揣摩总结，终于将其融于自己的思想中，并站在了秦王的对立面。可见，在战国时代真正让君王赏识的并不是策士这个人，赏识的是策士的才华，尤其是能够让他称霸天下的智谋。首先，策士的智慧是跻身高位的敲门砖。任何一个人如果想出人头地，必须有他人所不及的特长，只有这样才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这种特别在战国时代表现为惊人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仅是脑袋聪明，更是能够在复杂的社会中形成自己鲜明的特点，这是最为基本的东西，是进入上层社会的不二法宝，比如公孙衍的军事才能。其二，人生下来就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天赋异于常人，这是资本，如果能够巧用亦能够为自己带来好处。如果再能加上后天的努力就会锦上添花。还有一种人没有特别的天赋，但是也能通过后天的不断学习实现自己的人生目的，在战国这两种类型的人都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经过了不同方式的历练，比如苏秦在被拒绝后的发奋，张仪在被人蔑视后苦读姜尚留下的书籍，并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可见智慧的形成是双向的，是先天和后天的共同合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将灵气上的东西与世俗中的东西进行有机的融合，最终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运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水到渠成。第二，能够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智谋。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权力式微，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密，彼此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各国的外交上。春秋时代的外交场面多以奏乐、赋诗的方式呈现，发展到战国当然也离不开文人，由赋诗变成辩论，主要是论各国的政治，尤其是如何紧密的联系去攻打敌人，比如合纵连横的不同主张最能体现这一点。苏秦初到秦国提出的是连横主张，但是没有得到重用，之后到赵国就开始合纵主张，能够根据不同情境灵活转换策略，充分展现自己的智谋；再如触龙说赵太后，能够从生活细节入手，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将国事与家事的厉害关系简单化，成功化解危机，展现出触龙的才气与担当。“道术将为天下裂”出自《庄子·天下》篇，传递出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的激烈变化，刘熙载《艺概·文概》曰：“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38]从成书角度再次证明这个时代士人思想人格的巨大转变。庄子的言论，或者是刘熙载的文论，主要说的就是西周官学与私学的较量，学问从官方走向民间，官学与私学的双向结合，这是战国时代最为明显的特征，其推动着战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当诸子开始质疑宇宙的本源，提出不同的天道观，如庄子认为天地的本源是道，是无；墨子的天志、明鬼，将人拉入新的视野。孟子、荀子继承了孔子的不怪力乱神；韩非子开始用冷峻的法注视世人。种种迹象说明这不仅是思想的碰撞，亦代表着战国士人人格开始独立，正是因为人格开始真正的觉醒，促使不同学说、流派相继出现，并提出许多耳目一新的观点，真正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伴随人格独立出现的是理性思维，人们开始更加客观的认知我们的世界，尤其是对人这个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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