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北朔同地区处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错杂分布的交替带上。有史以来，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此激烈地碰撞和交流，留下了极为丰富多彩的遗迹与遗物。而带有地域特色的地名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叫“秦城”的村子。
先从距离“秦城”不远的另一个村子说起。
在我们周围，有许多代“营”字的地名（其缘由就用不着细说了）。诸如柳东营、盐丰营、大营、马营等等。在这“众营”之中，有一个“营”显得格外特别，那就是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的“小营村”。
“小营村”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上面提及的诸“营”都读作“ying”，唯独“小营村”之“营”，不论是本村人，还是像榆林、张留庄等邻村上下的人们，都将其读作“小雅儿（拟音）”。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老宋认为，就是这个“小雅儿”的读音，透露出“小营村”的建置可以上推至秦汉，而其他读“ying”之“营”均为明代所置。通过汉语方言字典，可知闽南话“营”字的读音为“ia2”，其拟声正是“雅儿”。普遍认为，闽南话发音大致对应的是秦汉以前上古音。所以，“小营村”的“雅儿”正是秦汉时期“营”字的发音。
何为“小营”？这得从秦汉时期的边防戍守说起。
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国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在其北方边境地区修筑长城。并设立城镇，谓之边城。秦统一六国之后，继承了战国时期的做法，在北方边境地区继续修建长城。而秦代的边塞防务，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体系。它的构成，并非只是一条接连不断的“长城”。这个体系以长城为主体，包括障城、关隘、墩台、烽堠和粮秣武库等军事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藏等综合功能，并配置有长期驻军守备的线式防御工程整体，并以此形成一个大的战略纵深。在这个纵深防线中，长城是第一道防线，障城则是长城的战略支撑。《战国策·魏策》鲍彪注曰：“障，隔也，筑城垒为之。”其位置，大多处在防御体系内的要点之上。
我们在古代文献中，经常看见与长城相联系的建筑，城、堡、障、堠等等，有时“城障”或“城堠”并称。这些防御建筑大都建筑在长城内外，有的沿着长城，有的也离开长城很远的地方。沿着长城的，“戍”的意义大些，远离长城的，“屯”的意义大些。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了充实边疆戍守兵力，大规模地实施了“谪戍”政策。其谪戍的对象，应劭在注解《汉书·食货志上》时作了列举，即：有罪吏（犯有过失的官吏）；赘婿；贾人（在城市商业区开业店铺的商人）；尝有市籍者（曾经是商人户籍的人）；大父母尝有市籍者（祖父母曾经是商人户籍的人）；父母尝有市籍者（父母曾经是商人户籍的人）。《史记?陈涉世家》云：“发闾左谪戍渔阳。”“闾”，“里门也”。古代“左”表示“卑、下”，“右”表示“贵、尊”，“闾左”相对于豪门所居之“闾右”而言，指贫穷而地位低下的平民。秦始皇原则上是不发闾左的。但到了秦二世胡亥手里，就没了规矩，“发闾左谪戍渔阳”，直接点燃了秦王朝覆灭的导火索。
从秦代开始推行郡县制，“边郡”或“缘边郡县”，即是边城的分布地区。《汉书·宣帝纪》云：“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史记》、《汉书》及《后汉书》中提到的北地边郡大约有20个，诸如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渔阳等。在整个秦汉时期，郡治和县治周围地势险要之处，亦置有障城，作为郡县治所的拱卫。这些障城兼有戍守和屯田的作用，一般设在河流沿岸、交通方便、适于耕作的平原地带，而且有“大营”和“小营”之分，并派兵驻屯。“小营”一般置于前出位置，与“大营”共同形成一个防御单元。“营尉”居于“大营”，派少部戍卒驻于“小营”。
那么，秦汉时期置于“小营村”的“小营”，其所属的“大营”何在？
就是今天距离“小营村”不足10公里的“秦城”。秦城村位于桑干河二级支流里八庄河南岸台地之上，北阻“口泉峪”，西扼“鹅毛口”。在秦汉时期，其地理位置堪为险要。且处于河流冲积扇上，四周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在此立城，战时可据险固守，平时可开荒屯田。近年来，在秦城村附近发现有堡垣、瓦当残片及陶片等汉代遗存，可证“秦城”为秦汉时期屯戍古城。后人将其称为“秦城”。
需要提及的是，“秦城”之名，不是“秦城村”专有。在古秦汉边陲之地，遍布着许许多多的“秦城”。到底有多少，老宋也说不清，有兴趣的童鞋，可以打开“百度”，问问“度娘”。
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