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认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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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西汉前期，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继续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在“无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政策。
如推行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势力；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制定和实行《九章律》，以刑名治吏。这些政策的实施，从政治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增强了中央权威。
武帝时在军事上也实行了一系列措施。武帝即位之初，便采取“北击匈奴”的方针。他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将率骑兵出征匈奴，在漠北之战中一举歼敌数十万，俘匈奴王安得、相国、当户等九千余人，从此匈奴“远遁”。此后武帝多次出击匈奴，使匈奴无力南侵。
西汉策问与对策文体辨析及篇目辑录《汉书·食货志》：“（武帝）令贾谊定策，而梁孝王亦定策，因与贾谊议曰：‘高祖以天下与项羽，而安刘氏者汉家也。今孝王虽已定策，陛下岂可使之复行乎？’”“今陛下使贾谊定策，而梁孝王亦定策，且不能复行”。
贾谊是西汉初年的著名学者，他所提出的“萧规曹随”的政治主张，对汉武帝的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汉初儒者所作对策也多为策问性质，其文体、内容等方面也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
就西汉前期而言，其对策基本是一种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写作模式。虽然它与汉赋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但二者毕竟有着质的区别。在此方面，《史记·贾谊传》中有很好的体现：初置博士诸生，使诸生学行仁义。
其所不学而能以文胜人者，众也。诸生上计事，下以比于郡国守、尉、丞、将、监、长吏者，皆录之。其文体既有以策问形式出现的如《汉书·贾谊传》中“策”的叙述性质。
又有以对策形式出现的如《史记·李斯列传》中“对策”的议论性质；还有以对策形式出现的如《汉书·晁错传》中“策”的论议性质；此外还有以对策形式出现而以奏议形式出现的如《史记·贾谊传》中“奏议”类体裁。
西汉策问与对策的文体形态策问、对策是一种文体，是古代常见的一种论说方式，指议论文类的问答体。但将策问、对策的概念作扩大解释，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指由三种形式构成的论说文：一为《尚书》中的《汤诰》《舜典》《皋陶谟》《洪范》，即以论说文的形式讲述帝王统治、为政之道；二为汉大赋；三为历史散文。
狭义上指三种形式构成的论说文：一为《论语》《孟子》所载之论说文，以论说为其主要形式；二为文赋，即后世之“赋”，以直接书写和叙述为主；三为史传散文，即传记、传纪、书志、赞辞等。从广义上讲，上述三种形式构成的论说文都可以称为“策”。
西汉时“策”的概念可能更多指狭义上的“论说”。西汉时“论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论说”即以“论说”为形式构成的论说文；狭义的“论说”即以“论说”为形式构成的论说文。
西汉时策问、对策写作上已有文体形态，如汉代刘向《战国策》中的“策”；西汉刘歆《七略》中所列《七略》中所列之策；汉代班固、贾谊、陈寿等人所撰之史等，都属于广义上的“论说”范畴。
而狭义上的“论说”，即以“策”为形式构成的论说文，如西汉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所撰之史；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列之书；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之书等，都属于广义上的论说文。
西汉策问与对策的议题及其特征西汉的策问和对策，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问题：第一是“事君”的问题，即君主对国家大事应持什么态度？这类问题往往是针对君主的。如“武帝问于董偃曰：‘汉兴四十余年，海内虚耗，人民饥饿，臣窃为陛下忧之。’”
（《汉书·董偃传》）第二是“事父”的问题，即君主应如何对待父亲？如“汉兴七十余年，海内虚耗，人民饥虚，臣窃为陛下忧之。”（《汉书·贾谊传》）第三是“事君”的问题，即君主应如何对待臣子？
如“武帝问于贾谊曰：‘昔者汉成帝时，外戚何氏专权乱政，大臣相食，百姓无主。’这类问题也往往是针对君主的；但也有一部分是针对臣子的。西汉策问与对策中的问题，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君主的。
如“太史令曰：‘夏、商、周之所以代有天下者，因其善下之也。今天下已定而天下之人皆言夏政之不能久于天下者，以其终不能复行于后世也。’”
这类问题是针对君主的。如“太史令曰：‘昔者文王、武王不为不能久于天下，使其子孙非其宗姓不得尊显。’这类问题也是针对臣下的。
西汉策问与对策的文体生成机制及功用西汉时期，策问与对策具有明显的体性特征。所谓体性，即指该文体的内容主要是由策问文与对策文两部分构成。《汉书·文苑传》云：“问则立对，论则自列”，“必以策问，故言必切于事，论必出于正”，这些论述都表明策问与对策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
作为一种文体，策问与对策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针对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解决问题的对策；三是对策问文与对策文的回应；四是对策问文与对策文的评价。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它主要是由策问文与对策文两部分构成，并且二者又各有其特定的功能。
策问在解决问题时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而策问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内容。因此，策问与对策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在解决问题时，策问文与对策文各有其特定的功用：策问重在解决问题、提出方案；而对策则侧重于就策中所提之策进行分析、评论。但就其基本功能而言，策问与对策则都具有阐释、论证的功能。
比如《汉书·武帝纪》云：“策之所对”，《史记·儒林列传》云：“其问对”、“其论说”也都是围绕某一议题展开，而这一议题往往是该策问与对策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就其基本功能而言，策问与对策主要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提出方案、进行回应等。
其功能的实现，主要依赖于语言的运用。因此，策问与对策文的语言要具备鲜明的特色，一般都是用简炼、准确、精炼、通顺的语言来表达，它需要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与分析，选择适当的词汇和句式，运用恰当的修辞手段来表达。
总的来说，西汉策问与对策作为一种文体，其产生及发展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并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它又具有明确的体性特征。
通过对西汉策问与对策文体内容、结构及功能等方面进行研究可知，西汉策问与对策具有鲜明的体性特征。
策问与对策在后世的文体发展及应用西汉策问与对策的生成机制，从总体上看，是一种“上承战国策问、下启汉初对策”的文体生成机制，这就决定了西汉策问与对策具有独特的文体特征。
首先，从文体上看，西汉策问与对策是一种议论文，而非文学作品。它的题目往往是“论”，或“策”、或“对”，如《策命论》《举贤良对策》《建元以来系年要录》等。
它的内容往往是“策”（对策），即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或“策”（对策），即提出对策后自己的意见。如《策命论》《建元以来系年要录》等。它的写作方式是作者站在政治立场上对某一历史问题或现实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如《策命论》中作者们在论述汉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问题时，常常是以议论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其次，从写作风格上看，西汉策问与对策具有较强的思辨色彩。它是一种以说理为主的文体，其基本特点是：对历史现象作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运用多种论证方法进行论证；说理过程中穿插大量名言警句、成语典故。
西汉策问与对策是一种“大政策”式的文章。它要求作者以国家大局为重，不为个人得失、荣辱而轻易表态，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标准进行价值判断。
再次，从写作方式上看，西汉策问与对策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操作性特征。它是一种面向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文章形式。这就要求作者在写作时要深入研究当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此做出准确判断后再提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
西汉策问与对策的内容主要是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其解决方案主要是在政治上采取措施，军事上采取措施。总之，西汉策问与对策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操作性特征。
西汉策问与对策在中国古代文体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对后世文体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夫之认为：“秦汉之文，其体既具，而其用又广。故有史者，必有笔；有笔者，必有论；有论者，必有辞。”
这里所说的“史”即司马迁《史记》的史文；“笔”即西汉刘向所编《战国策》及王夫之所说的对策。
笔者观点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朝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为后来的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
西汉前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经济恢复和发展，经济上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汉武帝时采取“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统治思想体系。
汉武帝时期还在文学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改革和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为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了理论依据；提出“三纲五常”学说，为封建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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