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近年来有关战国燕国的考古发掘层出不穷，尤其是出土的燕国铁农具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材料。燕国先进的冶铸技术推动了铁农具的发展，使这一农业生产的必备“利器”位于各诸侯国前列，极大地推动了燕国农业的发展。
一、先进的铁农具
目前考古发掘未发现西周燕国的铁农具，考古出土的燕国铁农具多为战国时期，那么是不是说燕国直到战国时才开始使用铁农具呢？铁农具较之于石质、铜质农具，具有更锋利、硬度强等优点，更利于精耕细作，可以说铁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中的重大进步。
《诗经·秦风·驷驖》其中的“驖”字说明铁至少在西周末年的周王畿内已被使用。学者考证，中国铁器的使用不会晚于西周晚期，恰与《诗经》相印证。
《国语·齐语》载：“美金以铸剑戟……恶金以铸鉏、夷、斤、，试诸壤土。”
其中的“恶金”即为“铁”，可见春秋时齐国已将铁农具用于生产。考古亦出土了春秋时期晋、鲁、楚等国的铁农具，有力地说明大部分诸侯国从春秋时就已将铁器用于农业生产。特别是楚国的宜昌上磨垴、秭归柳林溪等早期冶铁用铁遗存的发现，证明楚国早在“居丹阳”时就已经人工冶铁，并用之于农业生产。
至春秋战国之交，铁农具已广泛运用于生产。燕下都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铁刮刀，唐山地区在春秋时亦已使用铁农具，这些均说明燕国至迟在春秋时铁农具已用于农业生产。
总之，从使用时间来看，燕国与列国基本是同步的。战国时，燕国已掌握了块炼铁、生铁冶铸、块炼钢、铸铁脱碳钢、退火柔化工艺、淬火工艺等，且能据用途的不同采取相应的铸造技术。燕国的铁农具一般均铸造而成，铸范除陶质外亦有铁质，不仅有单范、双合范，而且一范能铸多件器物，特别是出土的锄铸范一副三件，仅见于燕国，且样式较为流行。
从燕国的考古发掘来看，河北省兴隆燕国边远地区遗址中出土的众多铁农具范，是在高温下炼出的生铁水浇铸而成型的，这是我国至迟到战国已有生铁的确凿证据，有力地驳斥了一些外国学者认为的“用铁质的金属铸型是明末清初西洋技术传入（中国）后才开始使用的”。
然而，铁范的使用并未在列国普及，仅见于燕国和赵国两国，这极可能与丰富的铁矿存储、高超的铸造技术等有关。铁范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铸造效率和铸件质量，亦说明燕国的铁器铸造处于领先地位。学者对兴隆铁范中的1件铁芯进行金相考察，发现铁铸范为高温液态还原法铸成的白口生铁制品。
燕下都出土的铁锄有较硬的耐磨芯部，外有柔韧的铁素保护层保护，其耐用性极强。在铸范中采用铁芯，这是现代用金属铸造薄壁零件时，较难克服的困难，而燕人早在战国时便已攻克这一技术，有力地证明了燕国铁农具铸技术已相当成熟。
另外，燕国的铁锄范的形状与铸件外貌基本一致，既降低了对铁的消耗，又减轻了范的重量，且易操作，更可使范的每一部分冷却速度均匀，保障铸件质量和铸范寿命。
可见燕人铁范技术的成熟，特别是兴隆出土的87件铁工具范，可作为我国古代铸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从铁农具的种类与形制来看，燕下都出土的V形犁铧，前尖后阔，锐端有直棱，增强了刺土力。燕国各地铁农具的种类样式基本相似，如吉林出土的铁镰、刀尾形如戈内，与河北兴隆镰范形制相似。
另外，燕国农具与六国农具种类、形制大体相似，燕国出土的“V”形铁犁铧与河南辉县固村M1和M2出土的魏国铁犁铧形制相同；齐临淄故城出土的铁犁铧断面呈“V”字形，也与燕国所出相同。
可见，不但燕国境内铁农具的发展较为均衡，而且种类、形制与六国极为相近。燕国冶铁作坊与铁农具出土量，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普及程度。燕国设有铸造铁农具的作坊，燕下都有三处：高陌村西北5号遗址、武阳台村西北21号作坊遗址、武阳台村西北2号作坊遗址。另外还有兴隆大副将沟、檚树沟、东南沟三处。学者对战国燕国铁农具作出统计，认为铁农具出土地共有2处，其中，河北12处、辽宁8处等。
我们认为学者对燕国铁制农具的统计，均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考古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
据统计，从出土铁农具数量看，河北最多，东北次之；从质地看，河北以铁制农具居多，东北则铁制、石制、铜制农具并用，尤以铁制和石制为主。
战国燕国铁农具得到了广泛推广，且利用率较高，兴隆铁农具范占铁工具的70%左右，敖汉旗老虎山出土的铁农具占铁工具的70%以上，抚顺莲花堡出土的铁农具占铁工具的85%。特别是兴隆冶铁遗址中，农具范占绝对多数，这在列国是不多见的。据统计，除楚国外，南方多用铁制造兵器，较少用于生产工具。
楚作为铁矿大国，其铁农具的普及率是较高的，长沙、衡阳发掘的61座墓中共有21件铁器，其中铁农具17件，占全部铁器的81%；楚纪南城出土了件铁器，其中农具19件，占全部铁器的58%；江陵雨台山楚墓、天星观一号墓、宜昌前坪2号墓，也有大量的铁农具出土。
然与燕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秦国作为西部边陲大国，虽首先将铁器用于农耕，但普及率并不高。据统计，秦墓中出土的铁器生产工具占6%，其中农具只占11%。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铁农具占铁器的0%左右。由此，我们推测，燕国铁农具的生产和利用水平均较高，极可能处于8领先地位。
有学者认为，战国燕国铁农具与六国大致相当，或可能六国略高于燕国。然通过分析各国出土的铁农具，我们认为燕国铁农具的制作技术、形制、种类及普及程度等方面不仅未落后于六国，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领先于六国。铁农具在燕国的广泛推广，使深耕细作较为普遍，粮食产量大幅提升。
《孟子·梁惠王上》载：“深耕易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亦载：“耕者且深，耨者熟耘。”
从侧面反映出，战国时“深耕易耨”已成为社会上普遍的耕作技术。燕国的铁农具不仅种类齐全，而且样式多样，如锄可分为板式锄、八字锄、六角梯形锄等；镐又分为二齿、三齿等。
燕人已能据农作物的生长阶段选择相应的农具，这为“深耕易耨”提供了便利条件。春秋时期“牛耕”已经出现且用于农业生产，《论语》中有“犁牛”一词，《国语·晋语》载“畎亩之勤”，《左传》宣公十一年载“牵牛以蹊人之田”，《吕氏春秋·重己》亦载“使五尺童子引其桊”。
另外，当时人的名或字有带“牛”字者，如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等，可见牛耕极有可能已经普及，人们才会以“耕”“牛”来命名。另外，人们为了便于控制耕牛劳作，已普遍为牛穿鼻环。山西浑源县出土的“牛尊”，牛鼻突出，上有圆环，与文献相印证。
牛耕的广泛使用，极大地节省了人力，增加了耕作质量和效率，有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了燕国农业的发展，
二、先进的耕作方式与灌溉技术
战国时,燕国推行了“垄作耕法”，垄台与垄沟的出现，有利于排水防旱，旱时可顺垄沟灌水，垄台亦能阻风或降低风速。这种耕作方法较适合我国北方旱田的耕作，能有效地起到抗旱排涝的作用。
燕国出土的铁农具多“一具多用”，如铁锄除用于除草外，还能用来起垄做畦。《韩非子·说疑》载燕王哙“亲操耒耨，以修畎亩”。此外，“粪田”出现较早，商代的农业卜辞中已有“粪于田”“粪尿”的记载。到战国时，给田施肥成为人们的普遍做法，燕国亦不例外。
《孟子·滕文公上》载“农民在荒年，粪其田而不足”，《荀子·富国篇》载“多粪肥田”，《荀子·致土篇》载“树落则粪本”等，都说明了战国时期农民很注意给田施肥，以增加产量。
农田水利的进步，也是燕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春秋之前，据《庄子·天地》载，人们多采用“抱瓮而出灌”的方法浇灌农田。
战国时，各国注重水利建设。燕国的水资源主要有地表水和地下水。燕国有易水、滹沱河、滦河、大小凌源河等众多河流，为农田浇灌提供了便利。燕国的城址和遗址一般均坐落于河旁台地，或距水源较近的丘陵之上。在不利于取地表水的区域，则挖掘水井进行灌溉。年在北京宣武门、和平门一带发现了数十座东周燕国的陶井。
在燕下都地下夯土建筑遗址、作坊遗址、居住址等10处，共发现水井86眼，除用于日常生活和手工作坊外，极可能亦用于农田的浇灌。其中郎井村西北10号作坊遗址中发现战国晚期水井42眼，除用于手工业外，有相当一部分是为浇灌农田而开凿的。
而大量的陶井圈多在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出土，亦说明燕国非常注重对水井的挖掘和利用。燕国采用了井上汲水工具“桔槔”，即在井边设一杠杆，一端系汲器，一端系重物，利用杠杆原理汲水。
《庄子·天运》载：“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形象地描述了“桔槔”取水的过程，极大地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正因水利的广泛应用，使北方的一年一熟向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发展。《荀子·富国篇》载：“一岁而再获之”，《管子·轻重乙》载：“九月种麦，日至而获。”描述了齐国冬麦的播种与收获，证明齐国已推广一年两熟。
燕国与中原各国交往密切，而且十分注重吸收他国先进的生产经验，因此我们推测，燕国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极可能已得到推广。
三、产量蠡测
战国时，充足的粮食储备成为各国争斗的前提条件。作为七雄之一的燕国能屹立于世几百年，与发达的农业经济，更确切地说，是与充足的粮食储备分不开。战国时，燕国的粮食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产量更是有了大幅度增加，《战国策·燕策一》有“粟支十年”的记载，《史记·苏秦列传》亦有“粟支数年”的记载，两书对战国时燕战国时期国储粮情况的记载虽有差异，但均可看出燕国每年的粮食产量是相当可观的。
《商君书·徕民》载：“地方百里者……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吕氏春秋·上农》载：“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可知当时粮食的亩产亦较高，这与先进的生产技术有着很大关系。
此外，从燕国的酿酒情况亦可窥见粮食产量情况。据考古发掘，燕国的酒器在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内蒙、辽宁等地均有出土，种类有尊、壶、杯、罍、瓿，质地有陶质和铜质，数量相当可观。燕下都郎井村西南1号作坊遗址出土的“带孔陶器”，现存的肩部和近底部有棱形孔，估计器身也都带孔，此器可能是酿酒的器具。
此遗址在战国中期以前为居住址，到后期成为制造兵器的作坊，这说明酿酒在燕国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较普遍的，从侧面反映出粮食产量除满足日常食用外，应还有相当一部分剩余。战国燕国粮食总量丰富，其亩产是相当可观的。战国时，随着各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有了增加。
《孟子·万章下》载：“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
有关战国时期的亩产，众说纷纭，或曰战国秦汉时期一般在斤以上，只有水浇地才能达～斤以上；或曰战国时亩产为斤，上熟年亩产斤；或曰亩产斤；或曰亩产斤。
《管子·禁藏》曰“亩收一石”，学者经过换算认为相当于今天的1石半，我们认为这是具有代表性的。亦有学者将战国时期的亩产量定为1.75石；多数学者认为战国时期各国的平均亩产都在斤以上。魏、齐、秦三国分居列国的中、东、西三方，亩产颇具代表性。
魏国李悝实行了“尽地力之教”的改革，最大限度地开发地力以增加亩产，李悝曾描述魏之亩产即“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学者估算约为斤左右。
如果遇大丰收亩产还会翻2～4倍，约～斤左右。秦处于列国的西部，种植农作物的条件较中原地区略差，由于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提高了耕作技术，于是出现了《史记·河渠书》所载的“收皆亩一钟”。六石四斗为一钟，学者换算其亩产约为斤。也有学者以“十釜为钟”计算，认为一钟当10石。
据银雀山汉简中的《田律》载：“中田小亩亩廿斗……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可知齐国平均亩产在2石。由于谷物的密度不同，所以随着测量谷物的种类不同，每石的重量亦不相同，我们取其平均数，以每石60斤计，齐国平均亩产则在斤左右。
有关战国燕国粮食亩产情况，史籍无载，但由丰富的粮食总量推测其亩产应不低，起码不会低于战国时期的平均水平。
我们认为，燕与齐同属北方大国，两国的自然环境较相似，所以燕国的亩产极可能和齐之亩产相近，亩产2石左右似可作为燕之亩产平均值。如果农田得到良好灌溉，其产量可能还会有所增加。
另由魏国和燕国的人均田亩数亦可窥测其亩产。魏国的农田数据，学者推测约为万亩，约合今万亩，有学者认为战国时魏国有万人，亦有学者考证战国时魏国有人口50万人。我们认为，据《战国策·魏策》知魏有带甲0万或6万、边防辎重部队10万，最强大时有武力20万、苍头20万、奋击20万、厮徒10万，按4～5人各出一兵推算，魏约有人口万～50万，这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由此推算战国时魏国平均每人占田2亩，而燕国平均每人占田/≈15亩，可见战国时燕国亩产极可能略低于魏国。
由上述推断，我们认为战国时燕国的平均亩产值至少在斤以上，极可能与齐之亩产2石左右相近。
四、结语
战国燕国铁农具种类齐全、形式多样、技术较高，农耕及灌溉技术先进，极大地推动了燕国农业的发展，为其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堪与中原大国相媲美。